如何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左翼社会党人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所建立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一个政权的建立者（某个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将自身的通过一定手段强加于其他阶级之上来建立新的“普遍性”。为了建立这个“普遍性”，这个阶级在一开始“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1]


一、历史的政权


在回答如何论证的合法性之前，我想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在”之前，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如何构建出来的？而不是急急忙忙的去证明它。于是，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得不从“现在”之前去寻找答案——也就是我们熟悉但不熟知[2]的历史。这时，历史的三重路线便出现了：即事件、神话、以及历史。而这三重视角交织起来形成了“记忆”，位于“现在”的我们在对过去的回溯时，处在时间上的意识形态固有的“偏狭”让我们又不得不不断的像无目的的拼接乐高积木一般拼接这三个层次，来勾勒出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的重新评价和价值的重估。于是：“历史学有两条路：重塑过去与合成新历史，即旧剧重演和新剧初演”[3]

为了重新塑造新的话语，或者说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历史虽然是已经有了结果的，但是在一串串的历史就将被重组为神话时，对于“转折点”或“分水岭”之类的结论比具体结论则具有更多的神话成分而体现出一些人的感情偏好和关注重点及其所处时代特征。一般情况下，神话一词一般指“虚构的”或者“不真实的”事情，而“神话”在这里使用则更要强调其象征意义，或者说精神的意义，即便“思辨的翅膀一开始就挂上了物质的重物”，神话也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它并不是物质；或者说环境的机械反映——因为这样的“人“丧失了“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能力，他只是被环境牵着走——这个精神力量“迫使”人做出某些选择，使人更加倾向继续沿着这个观念行动，例如法国大革命让一些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后世们以它作为一种标杆；文革让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汲取在一次革命后的新革命实践。那么，这些不同的革命精神的后继者在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中时便可以“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4]

在一次次的召唤出革命的幽灵时，一切旧的势力便不得不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而在“神话的历史”的重建上，事件不得不被主体重新排列组合，而后便造成了大量的“历史的断裂带”，使人们的观念随着危机与重构而普遍地发生变化。例如，在十八世纪时，人文学科尚且对人是什么的不断追问，而这样的人在二十世纪被宣判了死刑，成为了海滩上的一副画。而诸如此类的“断裂”使得历史的谱系学成为可能。但我认为这不过是“前-人类历史”[5]的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的表现，即它还在处于自我分裂中，它尚且属于不断重复自身的过去，一个尚未得到跨越的过去，一个必然王国的过去。再者，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嫁接”必须要考虑其连续性，那里是其权力（政权）的核心区域，尤其是从革命的到非革命的政权，它不得不借用革命后造成的新断层生长，但是这不过是为了向过去的革命进行一次彻底地告别与对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至于连续性，马克思高度评价斯密发现的概念——“劳动”一般[6]，即便这个概念本身仍然是历史的，终将要被扬弃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劳动确实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具有贯穿性概念，它在马克思手中成了一把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形态变化的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新的历史研究模式的匣子[7]。而在这一层面，我认为使用任何所谓的“个体一般的差异”来否定阶级这个概念的张力与贯穿性则是一种对历史的蔑视。

而在近些年，义和团和文革形象的变化我想也多有耳闻。尤其是文革。这二者的作为历史的形象在不同的时期，或者说在新的历史层中被重估为什么，我想也不需要我去过多解释——“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如果对这两者有所了解或者研究，那么近年来对文革的澄清与“翻案”便可见“重估价值”的一角。这场曾经被告别的革命的幽灵必然是长久的存在着的，即便向它告别、看似丢掉了它，它也将深刻地改变历史的地质层使得新的生命能够借助这个幽灵以新的形式的完全生长出来，以至于它可以在形态上取代它之前的历史。而在革命还未消失的年代、没有建立起真正普遍性的年代，它们的幽灵就会漂浮在这片大陆上，一次又一次地“受肉”，让自身的神话一次又一次的行走在大地上，重新完成自身曾经未竟的事业。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讨论的历史仍然是“前-人类历史”的，偏狭的历史，而革命的后继者不得不“使死人复生”，但这样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4]


二、政权的现实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马克思

一个新政权的开始便是一层新的、大片的、深刻地改变。而整个社会经历了革命的巨大动荡后，它便造成了其经济基础的重构，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8]

并且：“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在这里，一个崭新的时代被斗争中胜利的阶级所开创，即便它所面对的是混战之后的一片狼藉；或是侥幸击碎了不成熟的政权的薄弱点，而必须面对曾经的生命的审视，为了逃脱这个能够杀死它的旧势力（有可能只是时间上的旧）它便伪装成新生命便不得不钻进那个没有完成蜕变的茧，假装自己是蝴蝶来骗过正在生成新生命的人们，以便成熟之后将人民吞噬。尽管如此，它总归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为了建立一个政权，使这个政权具有合法性，或者说正当性，一个阶级不得不“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并且它需要借用或者重新制造权威，而权威不得不“需要一套机构以及制度化的安排，并且在这种安排中运作。”[9]这个新的权威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新的规则的本质，而正在于维护这个新兴政权权威的合法性，并且，“有组织的统治需要掌握一定情况下使用暴力所必需的物质手段。同时，也要控制行政人员和行政当局对物质手段的使用”[10]。这是因为一个新的政权必须将自身的权力转换为权威，贯彻自身来制订某种社会制度保证有组织的实践。而在深刻的失范中，我们的社会便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让没有想象的东西陷入了泥潭，这时大家便会真正的选择去探讨“乌托邦”。[11]

也就是说，在旧有的政权或者说现有政权的统治/治理危机中，它必须及时对自己的权威进行修复和补足。否则，如果此时有一个成熟的且未掌权的阶级将会推翻旧的统治，而一个成熟的阶级则是从一个自在的阶级——仅仅是阶级的成员具有相似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自为化，转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处境并决定通过某种政治形式团结起来，集体行动，而在哲学层面上，在阶级自为化中——阶级意识中还有另外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阶级的成员必须要意识到他们即将在社会中掌权[12]那么，对于这个旧有的政权，一场暴力的革命在所难免，这场暴力革命是一位助产婆，她将接生一个新的社会。并且，“这场集体的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13]但是，在建立政权并确立新的合法性之前，这个一定的政治形式即某种组织是未知的，我们还需要借助巴黎公社和列宁的经验。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这样描述巴黎公社的建立：由于帝国对外战争中的多次失败和路易·波拿巴的无能。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军队却不能调回。在1871年1月28日巴黎在备受饥饿折磨中投降了，而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但是梯也尔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全权交给了公社。也就是说，巴黎的统治者无法再贯彻自己的统治了，而拥有暴力的集体行动的巴黎工人夺得了政权。即便相对全国来说是小范围的，但这个新的政权对后世的革命者却是一个伟大的象征，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将永垂不朽！

而在列宁那里：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

——《国家与革命》 列宁

现在（指1917年），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4]而后来我们也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在十月之后成功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权。夺得政权之后，对于国家机器的改造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左翼社会党人

三、合法性之后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

在旧的政权被击溃后，新的政权的合法性被建立前需要处理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失范以及必须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权威来构成它的统治。而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旧有的一切都被卷入进这个新的历史场面中去了。但是，正是因为还存在着旧的、过去的事物，这个新政权不得不为了保卫和维持自身的政权建立一个制度，这个制度需要镇压机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新政权在出生时还必须为了保护自己而使用一些镇压手段，而且在近现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14]

在初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后，这个社会仍然处于一个内部陷入矛盾、分裂的社会，仅仅一次宏大的社会革命并不能完全的解决一切前政权需要处理、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它需要自我调整，通过不断保卫统治阶级的普遍性来尝试消除这个矛盾，为了自身的实现而不得不尝试消灭潜藏在这个唯一阶级的统治下的各个自在的阶级，最后再消灭它本身，而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国家。而且，任何一个新出生的政权不得不将场推行自身的普遍性这个还未竟的事业进行下去，直到这个阶级“忘记了本国的语言”才算是一个跨越。

为了达成自身普遍性的推行，它必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让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接受它的统治，而在这里，新的法理要被确立起来。而这时我们才能回答从一开始便悬置的问题——如何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在政权确立的一开始，它需要确定自己的“臣民”，划分他们的位置以及这个政权的治理边界。其次便是设置公共权力，为了防止上述的分裂对这个政权造成再一次的倾覆，它不得不建立一种支配类型，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转规则，透过社会网络传达行动，最后树立起某种新的文化保持和再稳固——就像“锁水”一般——这个系统的完整运行。[15]

而在现代国家中，一个国家的支配类型会非常复杂。但是，再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中，某种职业功能的专门化是非常适合其发展。于是，一种理性的法理型的官僚制（Bureaucracy，也称科层制）便确立起来。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官僚制是组织结构而非特指政府的行政官僚，这个组织制度在现代社会以一种等级分明的、理性化的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扩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基础。

    完善的官僚机构与其他组织形式之间比较，完全像机器生产模式与非机器生产模式之间的比较一样。精确、快速、清楚、档案信息、持续性、判断力、一致性、严格的从属关系、摩擦的减少以及物质和人力成本的降低——这些都在严格的官僚体制里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

——《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下半部分 马克斯·韦伯

这样的组织类型便将管理职能作为一个能够分工的区域独立了出去，社会的分工再一次被细化。而“社会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1]这样的分工虽然能使人们“各司其职”，但是它也加深人们的分隔，加强“个人主义”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分工让不同的人获得了不同特质，但与普遍发展的个人相去甚远”[16]；同样的分离也在于人们和他们的生产时所使用的工具相分离，于是每个人也开始疏远自己——他的劳动不再是自己的劳动，他的对象化的东西与自身疏远，他自己也就不再能被他感受到是他自己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17]于是一个互相疏远（异化）的社会便建立了起来。

并且，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要求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个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受到分工的压制。官僚制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一个牢笼，现代人被迫生存在其中：“清教徒想有个职业；我们却被迫这样”[18]。一个个工人窒息于这个庞大的理性化的系统，他只能问问自己：“我能否从这个小齿轮变成更大的齿轮？”人们的社会关系在这样一个可怖的系统中被重新塑造，这个理性的铁笼罩住了我们的生命。而在引入了科层制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管理形式后，生产工具“失去”了其“中立性”，获得了另一个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形式——管理工具（means of administration）。这样的形式中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被管理者、被支配的人（即工人或者无产者、无产阶级）都与“工具”完成了“分离”。至此，“生产力”这个概念便获得了一个丰富的规定性。早期的“人们的共同生活本身”就可以指共同生活之间的差异。在现代社会里便是在资本这个关系两边，社会被分割成两份，而生产资料被生产关系安排、组合成生产力，所以生产力的阶级性就被埋藏在其下的基础或者作为骨架的——生产关系所配置了。

即使官僚制如此让人厌恶，它仍然只是为了执行这个既定的社会系统的秩序才得以确立的，在维护秩序这一方面，官僚们始终站在少数的统治阶级的一边。也就是，官僚们服从于政权的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还消灭阶级，让统治阶级的普遍性成为真正的普遍性，那么这个系统就不得不持续的运行下去，这个统治阶级便可以为了自己的“特殊”不断统治下去。

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一个曾经为了建立真正的普遍性的革命中诞生的政权被少数人窃取后必将改变这个政权曾经的合法性支持——或者直接丢弃革命的外衣；或者保留这层窗户纸一般“厚”的外壳——从建立真正的普遍性转变为法理型的支配。也就是说，它要么加入曾经自己反对的对象的阵营，“稀释”曾经的镇压系统来提供一种“宽松”的气氛，通过某种灵活用工[19]的方式看似将工人排除体制之外，从而让（商品的）“自由与平等”替换掉曾经的人的自主，以“科学”的名义打扮自己的虚情假意来减少镇压的成本；要么是愈加推广官僚制、扩大自己的权力网络来保证镇压系统全方位且良好的运行，甚至不惜窒息每个人活动，限制人们的想象，让自己装作那个曾经的革命政权来保证自己既可以保留人们在它危机时对革命的想象，又能够让自己趴在劳动者疲劳的血肉上大快朵颐。

于是，合法性在镇压机器和“新的秩序”的双重作用下被建立起来了，新的“人”也被确定下来了。既然已经抵达了这里，再耗费篇幅去论证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可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使它能够存在的事物本身，它能够成功镇压反对者，保护这个新秩序便是它本身的合法性。并且，它可以将一切非政权的排除在外，使反对者成为被这个系统排出之外的剩余物。而这个政权的行为在制度、网络和文化上已经被自身所构建的事物所证明，也就是说，它在政权所囊括的人之上的活动便是它合法性最好的证明。它在它的疆域内的所构建的普遍性越强，它的行为也就越能够正当化，想要反对它就越困难。

那么，我们用一段关于统治的论述作为结尾：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 恩格斯

以上，可争议。

左翼社会党人

作者：发轫
发布者：Kritik人文社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6q8cQ-6g3PeU24aQAvkr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