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知乎上的文章，从群众运动的角度审视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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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虽然抱持着托派立场，但是仍然提供了不少可以讨论学习的论点
建议直接点链接去看原文，那边排版更方便阅读

作者：Communard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7890920/answer/2564112806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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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大清洗作为四十年的俄国革命(1905-1945)之中最后一个群众高潮，他在昭示他的特殊性时，也同样的昭示了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没有一劳永逸结束革命的政府，也没有一蹴而就消灭阶级斗争的国家，有的只会是不断生活，不断斗争的无产阶级。1920年代，第一条引线拿破仑既防范城市「老粗」也狠揍落魄封建主，捍卫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产业。封建欧洲对「革命化身」拿破仑的憎恨，远非全无逻辑。——《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要为大清洗追根溯源，则最早必须要回到1920年代的苏俄社会问题分析上。苏俄为了快速恢复经历了内战创伤的工业社会，经济上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且在企业层面上广泛的雇佣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专家集团"和获得企业实权的企业党委合作实行工业管理权力；而在农村，小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得到鼓励，拥有生产工具的富农逐渐在战后残破的市场里控制农村的物流流通。
与经济上的反动不同，政治上苏俄实行了反国家主义的列宁法学思想，解散了大部分的国家暴力机关和警察部队，并实行偏袒性的阶级法原则维护底层阶级的革命权益。这样"矛盾"的现状几乎持续了整个20年代，而且随着苏联社会的快速重建，新经济政策导致的底层夺权运动和"新资产阶级"(富农，投机商，专家和右翼集团)的互相敌对也愈发激烈，新的阶级矛盾对立也愈发鲜明。城市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厂委会/工会以罢工和暴力(红色土匪运动)反对企业党委和专家集团的联盟；而农村更是早在1924年就浓烟滚滚，穷人大会和武装农村工作队疲于应对富农委员会来自政治上(苏维埃选举)，经济上(富农复活奴役制度)还有暴力上(1924年开始的农村内战)的频繁袭击，革命后的苏俄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斗争，并慢慢的开始分裂社会。而同时，在高层的政治局斗争里，斯大林和他的右翼布尔什维克盟友在1924年和1926年一起连续击败了左翼布尔什维克的两次发难，最终稳固了自己的权力 :但应该说这个1926同盟是一个奇怪的同盟 : 从西伯利亚的赛尔左夫到莫斯科的李可夫组成的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希望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市场来缓和苏联社会紧张现状，他们支持西伯利亚右翼共产党人的康拓诺维奇派运动(要求自由市场)，富农委员会和改革派联盟的农民独立工会运动和农民十字联盟的自由贸易主张，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的支持者是nep的实际受益者和革命的热月党人的集合: 富农，中农，专家集团，企业董事，渴求权力的警察官僚和适应了丰富市场生活的高层共产党人。
而斯大林一侧的支持者们，则是更加模糊的来自高层的党务系统的右翼共产党人，来自底层的公社派共产党人和青年干部。同时他们希望争取的支持者和右翼集团大相径庭，希望国家为革命赋予意义的公社派共产党人和面对苏联热月频繁反扑的青年干部群体组成的斯大林派习惯于民粹主义的话语，比如支持贫农对于富农的武装报复(甚至比左翼共产党人更加极端的---鼓动对富农的直接身体消灭)，并且鼓动城市工人夺取企业管理部门的权力，而且力推前左翼布尔什维克遗留的改良主义议题(比如1927年的七小时工作制度)。通过压制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发言权，垄断政府的1926同盟中斯大林派的民粹之声属性也愈发强烈。这个畸形的1926同盟建立在双方对于国家主义认同和对左翼布尔什维克的敌视的脆弱共识上，而随后苏联在1927年爆发的国防危机和富农委员会的夺权运动的快速发展，让这个畸形的高层同盟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中 : 在莫斯科，巨大的失业人口受到国防危机的鼓舞走上街头，要求重建无产阶级武装专政，被视为亲近"新资产阶级"的莫斯科市党委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西伯利亚，农民十字联盟在27年中苏维埃选举中通过经济优势横扫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让农村的内战的天平极度的倾斜向富农阶级一方。社会上革命的民粹主义和热月主义的对抗达到了高潮，并且看似走向了无法避免的暴力结局。同年斯大林在作为粮食工作主管，秘密前往了西伯利亚视察粮食收购情况，并且被当地的右翼共产党人和富农阶级的互相依赖所震惊，最终在归来后选择了支持革命民粹主义的一方，利用贫农，工人和青年干部的支持来重塑经历了nep二茬苦之后的苏联国家合法性。随之而来就是斯大林的同盟作为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形象为自己争取到国家权力和群众运动的合谋以及和心猿意马的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利用和对抗。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工人彻底打倒他们的老板的1929年"沙赫特大审判"，作为传统企业领导层的前资产阶级专家集团被政府肯定为国防阴谋论的一部分而被彻底打倒。在苏联政府和群众运动的双重夹击下，专家集团在苏俄短暂的新经济历史上的特权地位很快的就被彻底打倒清算，而这种反对老板的结果也扩散了工人阶级的行动热情，为日后更大的群众运动埋下了伏笔。

而斯大林同盟另外一个更加宏达的目标则是利用起广泛的新青年干部的革命热情，让他们干涉自24年以来的农村内战，建立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制度结束富农和改革派共产党人的反叛。但这个意图则受到了右翼布尔什维克集团和社会现实的迎头痛击，下乡的青年干部不仅要面对永远长期乡村霸权的富农阶层，同时在背后地方和中央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也提防着这些党内民粹分子的二次革命。乡村局势的极端复杂以及苏俄乡村状况在nep时代常年的恶化，让只有贫农作为盟友的青年干部的集体农场运动迅速的遭遇了十分严重的挫折(乌克兰大饥荒)。而斯大林面对集体化运动的失败则放弃了他对青年干部群体的诺言，迅速的转向和右翼布尔什维克的妥协，提高了集体农场对比国家农场的比例(富农主导和国家主导的比例调整)，并且通过1930年三月二日的《成功之后的头晕目眩》一文将集体化运动的严重失败本身责怪于青年干部群体的冒进主义同时宽恕了官僚阶级盟友的责任。最终这个时代的尾声是以一场奇特的叛乱而结尾的，由于斯大林对于青年干部的反复，导致了左翼斯大林主义-地方右翼共产党人的反对派的出现(罗明纳兹-赛尔左夫反对派)，而被苏联政府放逐的左翼共产党人意外的在民粹主义的浪潮中获得了新的政治活力开始重新组织(斯米尔诺夫集团，民主集中派残党)，他们一起组成了第二次左翼反对派，同时以柳廷三人众为首的中央的右翼共产党人也试图夺取最高权力。

斯大林在1932年击败了这个仓促组织的第四次大规模反对派运动，但是这次胜利带来的并不意味着一个斯大林派的个人独裁，而正正相反，相当部分左翼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宽恕重新回到经济部门，而右翼布尔什维克虽然在政治上被击败，但是他们的特权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尊重和保留。同样的，斯大林的苏联政府在反专家运动和反富农运动中，很大程度上确实成功的驾驭了20年代民粹主义潮流，并为自己的统治重新赢得了庞大的社会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千秋万代的秩序统治的开始，因为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高潮，也即将汹涌而来。五年计划，春天的故事通过重塑苏联警察系统和新的城乡治安运动，苏联最终将会变得和美国一样安全——苏联安保部门首长亚戈达，1933年在提及斯大林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其中必然有计划经济和集体化运动，所以在谈论大清洗之前，还需要了解他的经济基础和他的内部逻辑——即苏联的经济制度思想。

列宁主义的经济学在内战时期发展，并且在20年代发展成熟，而其中最受追捧的便是结合了考茨基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理论和俄国特有的民粹主义市场思想的恰亚诺夫学派 : 恰亚诺夫作为列宁的首席经济学家，可以算得上是新经济政策和其后继者的国家集体化经济的设计师，并且同时成为了斯大林派和右翼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学思想来源。恰亚诺夫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相信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率发生代际革命的可能性，而国家需要在合适的生产率发展阶段提供足够的支持从而最终从市场经济发展到共产主义经济，这个理论结合了斯托雷平的国内市场发展的理论和民粹派的农村经济思想，并最终被完善成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前提——一国生产率变革。在这个基础上右翼共产党人发展出对应的价格曲线帮助生产率快速发展(康拓诺维奇曲线)，而斯大林派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俄国生产率迭代的必然方式——国家集体化运动。长久以来，这个一国生产率迭代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是列宁主义的正统遗产，右翼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和斯大林的盟友都相信着这个理论指明了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只有被排斥的左翼布尔什维克攻击了这个经济思想的民族封闭性，并固执的认为绝不可能轻易的成功(但并非所有的左翼布尔什维克都排斥国家集体化运动，他们最终成为了斯大林在计划经济的左翼盟友的来源)。所以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作为国家支持生产率迭代的最好手段，在1928年正式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次五年计划开始于20年代末期，结束于30年代初，恰恰是斯大林集团试图驾驭苏联社会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时期。所以一五计划本质上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经济改革，同时也是通过和群众运动合谋的方式，为新的阶级对立生长的20年代的一场政治性的告别。苏联政府通过国防阴谋论为工人阶级打倒阶级来源可疑的企业的董事阶级和管理层赋予了高度的合法性。曾经作为特权阶级的专家官僚和工人的斗争中彻底的败于下风，不仅仅作为特权阶级的形象受到了阶级斗争的羞辱，同时为他们提供特权地位的市场管理经济体制也一同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国家市场体系——计划经济。

新的管理阶级随之崛起，带有鲜明的共产党背景的工业家们组成了红色董事阶级，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建制派成为了这个新生官僚阶层的首领为计划经济服务(比如皮达克夫)。新生的五年计划作为苏联政府认为的从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标杆，他承担了对新经济政策的部分新特权阶级的清算和消灭，同时在这点上产生了和激烈的群众运动的合谋，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时期举报体系成为了工人攻击管理层最好的工具；同时计划经济也担负了快速生产率迭代的使命，即苏联快速的工业化。前者导致了政权和群众运动的合谋，而后者则反过来需要对社会施加强力的秩序来加速工业建设。斯大林政权的国家主义改革则恰恰是为了回应施加秩序，加速工业化的任务。在第二次五年计划前夕，乌克兰大饥荒和第二次左翼反对派乘群众运动的扩大带来的叛乱威胁，让斯大林政权广泛的放弃了对于群众运动的支持和承诺，同时为了建立新的工业秩序，斯大林授意亚戈达迅速的扩建警察和内务部门队伍，加强对社会人口的控制，并且设立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来为工业化补充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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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治安扩大运动一直持续到1935年，苏联原本的十万人的警察系统被迅速扩大到原本的数十倍，内务部门也在这次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和权力，尽管伴随着惊人的冗员现象，但是苏联国家部门也第一次打破了列宁法学的反国家限制，实现了广泛的国家对于社会的渗透控制。原本属于内务部门经济局的线人体系也成指数性扩大，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治安手段。国家权力的极大增长给予了第二次五年计划十分强大的助力，苏联的流动人口和失业人口实现了广泛的登记，而新的工业化则迅速的吸纳了数量庞大的流民，形成了新一代苏联工人阶级，光光是列宁格勒的工人人口也迅速的实现了倍增，甚至是农村的农业人口也被广泛的调入城市补充岗位空缺，这段时间里苏联的革命后的失业率第一次几乎完全消失。工业秩序也随着社会治安权力的指数性扩大而被全面的确立起来，二五计划在工业生产中的特点是官僚组成红色董事阶级控制了工厂的生产，同时工业秩序的确立让董事阶级拥有了比一五时期畏手畏脚的专家集团更大的权力来控制工人的生产生活。而在更大的市场范畴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种国家有组织的预算鼓励的市场形式，让企业之间进行半计划半市场的生产竞争来实现生产率提高。
除开强制性的工业秩序控制，通过竞争的物质奖励来分化工人阶级提高生产效率也成为了一个常见的激励方法，这个模式最终在1935年由工业主管卡刚诺维奇定义为斯达汉诺夫竞赛，将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平均的先进职工划分进斯达汉诺夫派工人中并赋予其一定的政治特权和物质优待，甚至斯达汉诺夫本人更是成为了新时代的"致富吧"榜样。国家权力的快速扩张，工业秩序的确立，红色董事制度的换汤不换药，差异化竞争激励体系的普遍增长，这一系列和曾经的革命格格不入的新常态成为了二五时期苏联社会的主轴，官僚阶级更加普遍的特权泛滥更是刺激了广泛被新的工业秩序约束的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斯大林时代开始于政府和民粹主义的合谋，而现在截然相反的社会现状开始反过来催生群众情绪对抗新社会的秩序。而其中国防阴谋论，这一曾经被斯大林用以对抗左翼布尔什维克和消灭专家集团的武器，随着纳粹德国的崛起，再次在社会各处兴起。从直接对工人人身控制的董事老板，到身处高位的列宁格勒市委，都再次成为了群众愤怒的阴谋论目标。最终列宁格勒的失意失业者尼古拉耶夫，在不满中走进了斯莫尔尼打出了"响彻世界的一枪"，将社会上这种近乎爆发前夕的社会不满传导到了中央的政治局之中。
苏联政府很快就会再次意识到自己身处革命和民粹主义的汪洋之中，而不可预料的历史正在扑面而来，实用主义的船舵已经失去方向，一场危险的游戏和心猿意马的合谋随着政权的摇摆将会在社会上全面展开。大清洗和扩大化，来自缝隙的阶级之光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而我很庆幸你们赶在最后时刻站在了正确的一方——尼古拉·布哈林基洛夫的死在许多主流历史观点中被视为是区分时代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志，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不算错，因为基洛夫的死亡很快的被纳入到苏联官方的反对派阴谋论体系中试图完成自己的历史史观的自洽。

但同时这种观点却恰恰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前提 : 即基洛夫本人也是死于一场阴谋论的社会传播中——属于工人阶级版本的国防阴谋论(即特权阶级都是德日间谍)的无序扩张。新的工业秩序和官僚特权带来的压抑和不满让几乎所有工人阶级能触碰到的官员都成为了这个民粹版本的国防阴谋论的一部分，基洛夫本人作为在阿塞拜疆时期就被视为是特权阶级代表的官僚更不例外。这两种传播学意义上相似但又截然不同的阴谋论扩散对比，也恰好能够比喻1935年风雨前夕的苏联政府和苏联群众的离心关系。对基洛夫一案的审判迅速成为了苏联官僚体系的一场内部攻讦和形象崩塌，长期和斯大林政权处于半合作半争斗的右翼官僚集团(在列宁格勒的体现则是基洛夫派和科马洛夫派的斗争)以及曾经的前左翼布尔什维克官僚迅速的成为了苏联官方版本的阴谋论黑手的一部分。而其中对前左翼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企业红色董事阶层的彻底清算(皮达克夫大审判)，则很明显的表达了斯大林政权试图重新利用当年对专家集团的斗争的经验，试图通过再一次引导工人阶级的巨大不满来扩大对于斯大林政权的支持和政治肃清的稳定。

但是，1935年的苏联已经不再是1928年的社会状况了，经历了五年计划换汤不换药式的管理层官僚主义和常态秩序的无产阶级的怒火和斗争方向，不再只是1920年代更加单纯的革命民粹主义的暴力斗争。斯大林在1936-37年的皮达克夫-拉狄克恐怖中心大审判开始，再次使用民粹主义鼓动和阴谋论方法击败和肃清他的政治盟友和对手，并且重塑苏联政府的民众威望时，不可避免的引爆了苏联社会的新一轮群众运动的大爆发。但这一次群众运动矛头同时也会直接指向斯大林建设的新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最终让斯大林为了结束这场斗争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苏联在两次五年计划时期快速的工业化以及背靠工业化建立的严苛的新警察体制，让苏联无产阶级在规模意义上和情绪意义上成为了全新的，同时也是最庞大的社会不满来源。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农民和小劳工成为了快速扩张中的城市工厂住民，同时用以监管和控制工厂秩序的新手段和暴力部门也成指数性上涨。粗制滥造的新工厂，面对庞大新工人缺失的工人福利，剥夺了工人权利的工会，享受着特权的老板阶级以及愈发严苛的工厂秩序，这些共同制造了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工人阶级对于官僚体系广泛的敌意，并最终制造了工人阶级版本的阴谋论体系。而基洛夫死后，斯大林政权对于参与了计划经济创立的左翼布尔什维克的全面政治肃清和审判，标志着红色董事阶级这一两次五年计划时期的工厂老板阶层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并被毫无防护的置于了工人阶级对于新工业秩序的怒火之中。这既是对于左翼布尔什维克政治遗产的全面清算，同时也是对于强烈的社会不满的一种应对方法。

大清洗中央激进派代表，主张替代主义革命的内务部的叶诺夫，斯达汉诺夫之友-总理莫洛托夫，主张复兴群众基础的日丹诺夫很快的苏联的工人阶级对于政府抛弃红色董事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回应，对于工厂老板的造反和攻击的浪潮迅速的贯穿了欧亚大陆，对于老板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寄到了莫斯科。而苏联政权正式支持工人阶级的反老板运动则是在1936年，斯大林发布了著名的关于工人生产率的演讲，并且提出了"从不存在坏的工人，只有坏的老板"这一合法的造反口号进一步鼓励了工人阶级的夺权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政权内部也出现了积极支持工人夺权运动，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辅助完成政治肃清运动的激进派成员，他们分别是 :

· 斯大林政权的民粹新星，取代了因为贪腐和奢靡生活而名声败坏的亚戈达成为新的警察部门领袖的叶诺夫，作为前乌拉尔苏维埃反官僚运动的领导人，叶诺夫在斯大林政权内部极其快速的晋升速度让他在36年前后成为了苏联最有力的暴力机关领导人。亚戈达的扩大治安运动让内务部门极度膨胀，并且通过线人网络渗透到大部分的工厂之中，这为叶诺夫的大清洗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权势和助力。他对于大清洗的全面支持态度给予了工人在工厂的夺权运动相当大的物理支持，深入到基层的nkvd肃反部队积极的参与到了对于原特权阶级和管理阶层的肃清之中，并加速了工厂的无秩序化。素有强硬派著称的政府总理莫洛托夫，他是苏联政府之中最为支持工人夺权运动的代表，在他的支持下，作为工人造反派核心的工厂斯达汉诺夫派通过斯达汉诺夫工人联席会议在1937年的煤炭业，铁路业和轻工业中夺取了工厂核心管理权力。

· 被视为斯大林党政主要继承人的日丹诺夫，他作为大清洗激进派的头面人物，支持了工人阶级对工会的夺权和打击，并且同样的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和斯大林政府的民粹同盟可以消灭官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从而重建党的群众基础(1937，复兴党的群众基础宣言)位于中央的大清洗激进派代表了斯大林政权对于群众运动最为积极的态度——即希望于群众民粹主义可以持续性的成为新苏联政府发展的助力，并为此不惜一定程度上破坏新常态的工业秩序允许工人阶级夺取相当的权力。

苏联政府在36，37年对于夺权运动开的绿灯极大的激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并且产生了全新的，而且相当意想不到的新的无产阶级政治。被视为1932年设立的工业秩序的一部分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被视为是工人特权阶级的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在此时成为了工厂夺权运动中对于工业秩序的全面造反派————斯达汉诺夫工人在原有的工业秩序中相对较低的政治地位和群众化的选拔方式，让他在被大清洗破坏了秩序的工厂里成为了新工人阶级的精英。斯达汉诺夫派工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政治机构"斯达汉诺夫工人联席会议"来组织夺权斗争力量，并且经常性的攻击工厂管理权力，通过夺取厂房权力建立单纯但扁平化的工人民主生产。

位于中央的大清洗激进派的活跃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工人运动的扩散和发展，直到37年年中，苏联的大部分工厂在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夺权和nkvd的积极肃清下，都失去了管理权力，甚至相当一部分工厂连经理都被排除出管理权力之外。斯达汉诺夫派的造反活动极大的扩大了大清洗的规模，并且将大清洗从单纯的政治肃清运动扩散到生产领域和社会秩序领域，大清洗激进派试图通过这样的扩大进一步扩散大清洗的效力和民众支持，而工人阶级则同样的在利用激进派的支持反过来摧毁他们身上的桎梏和斯大林新社会的压抑秩序。这种互相利用构成了大清洗的合谋，但是这种合谋鼓动的群众运动对于秩序的破坏和政权的强烈的负面影响，让斯大林的另一个亲信派别浮出水面————作为大清洗激进派反面的大清洗保守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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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央的大清洗保守派代表，内务部的马林科夫，政治局的米高扬以及工业主官卡刚诺维奇随着大清洗运动通过激进派的鼓动和群众运动的趁机夺权而变得全面扩大化，大清洗逐渐变成和无产阶级之间一个得不偿失的交易，特别是在工业生产的角度————工业秩序和管理权力几乎被全面破坏，正如同1937年中时任工业主官的卡刚诺维奇对于大清洗的工业状况的抱怨一样，"今天的苏联的相当一部分行业失去了管理生产的能力"。尽管出于政治肃清以及平息五年计划带来的严峻的社会矛盾，斯大林政权为工人阶级的反老板运动几乎是开了一路绿灯，以至于政权内部分化出支持斯达汉诺夫派工人取消管理权力的大清洗激进派势力；对于工业秩序这一个斯大林政权设立的最重要的成就始终没有被政权放弃，当代表着厂房最高权力的红色董事阶级在大清洗的推进下身败名裂，被斯达汉诺夫派造反工人所包围和敌视导致无法继续推行以他们为核心的厂房等级制度时，一个全新的工业秩序接班阶级被迅速的培养出来并受到政府的倾力支持派遣到全国各地。这个全新的工业管理阶级即是比曾经的红色董事阶级权势更低一层的红色经理阶级。和红色董事这些相当于共产党员老板一样的粗暴的厂房旧制度遗留不同(比起专家集团，仅仅是保证了厂房董事会的"红色属性")，红色经理阶级是前身来自于五年计划的共产党干部技术学校和青年干部大学培养的根正苗红的新红色技术人员，而且这个新的管理阶层的厂房管理模式不再是红色董事制度的老板体制，而是更加中层化的经理-工程师制度，可谓是从共产党的老板到共产党的工头的发展。这个新的厂房权力阶层如此青涩，以至于当他们在1937年的工业秩序随着红色董事阶级被清算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人造反运动而迅速崩坏的大危机中被斯大林政权紧急召唤入厂重建生产秩序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仅仅只是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的工业大学的应届毕业生。红色经理阶级毫无疑问的在大清洗之中也积极的参与了对红色董事阶层的肃清，但是在随后的关于工厂权力的争斗中，这些青涩的新技术学生群体背负着"管理者"的属性被大部分工人所敌视，比如在莫斯科轻工业造反运动中，红色经理集团在37年的选举活动中几乎普遍惨败于由老工人组成的斯达汉诺夫派。但是，红色经理集团背后同样的拥有着来自政权的巨大助力，来自工业行业主管的卡刚诺维奇，曾经的工业贸易官僚米高扬和内务部隐秘的新技术官僚代表马林科夫，这三人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形成了大清洗运动中的中央保守派————他们满意于大清洗运动和他的扩大化对于苏联社会的政治肃清，但是同样的反对大清洗运动激起的对于斯大林政权构建的新秩序的猛烈群众造反。一个新的能够取代群众所敌视的红色董事们管理工厂，但是又能够坚决的维护工业生产的等级秩序的新工业管理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大清洗运动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即是青涩的红色经理阶级几乎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保守派集团亲手催生出来和斯达汉诺夫派以及更加激进的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所竞争，夺取夺权运动的主心骨和群众支持，最终达到建立新的更稳固的工业秩序从而服务于工业生产的目标。

至此我们能够看到大清洗运动除开它阴谋论一面的政治面向，还在更加广泛的阶级政治一面体现了他的特殊意义。毫无疑问大清洗的激进派集团和保守派集团的竞争最大目标并不是彻底的变革苏联的政权社会属性，而且他们对于严苛的政治肃清运动都抱有积极的态度。但是大清洗处于的苏联新阶级矛盾的尖锐上升期，由五年计划官僚主义制造的社会阶级矛盾在官僚统治的内讧之际，迅速的在各种意想不到的角落发展成了社会战争，这种汹涌的群众运动决定了激进派和保守派必然要在必然性爆发的阶级斗争浪潮中分道扬镳(哪怕只是暂时的)，而这种斯大林政权的政治肃清和内部差异分歧给予了来自缝隙的群众运动更大的活动空间，最终将大清洗运动从简单的政府暴力推向了一个更高阶段的社会浪潮中。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自从1905年的彼得格勒的反沙皇斗争扩大到俄国各地开始，就有着无数种说法论证俄国革命必将万劫不复的预言，从一而贯之的反革命党人，或者德国的社民党人，再到狂热的机会主义左派，以及被苏联政府流放的激进反对派布尔什维克。但在被普遍视为是万物终焉的大清洗时期，苏联无产阶级(其中大量是新无产阶级)展现了相当强韧的阶级韧性和斗争敏感，斯大林在1936年的政治宣言中开启了一场极其危险的肃清运动，但是在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饱受官僚主义压迫的苏联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并参与了这场斗争，并通过各种受压迫的机关和浩大的声势在斯大林的政府之中都制造了自己的同情派和政治工具。这种互相利用的政治关系，也帮助了大清洗运动的扩大化和深入化发展，让激进派和斯大林的同盟在1937年上半年的广大工人支持下得到了稳固，这种对于群众运动民粹主义的视角和功利性的合作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长期面向之一，激进派众人也被视为是最为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被铭记在各种纪念碑和祷文上。但是群众运动随着大清洗对苏联政权秩序的扩大化攻击而极速膨胀时，斯大林主义的另一个面向————实用主义对于群众反叛的恐慌迅速的占据了政权的上风，无论是保守派秘密谋划的反激进派政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内务部组成的反叶诺夫集团，并且保下相当部分的技术官僚)，还是近乎亡羊补牢的红色经理制度的催生式出场，这些对于结束大清洗，更重要的遏制群众运动在工业领域的大规模反叛的努力很快的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并且逐渐取代了加速了工人夺权运动的激进派政治。激烈左倾之后的迅速向右回荡，托洛茨基对于官僚本性的经典论述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保守派的政治行动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是有力且迅速的: 内务部的民粹新星叶诺夫在发现可疑的马林科夫-米高扬对于他的阴谋集团的蛛丝马迹时，就已经被缴械并迅速的被排斥出局，并最后成为了大清洗运动一切责任的最终祭品失去了生命。强硬派领导人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迅速的放弃了大清洗中激进派的立场，尽管日后他狂热的强硬派思想仍然和斯大林的官僚集团格格不入，并且为此屡受大击，但是对于大清洗激进派运动的倒戈一击仍然让他获得了足够的政治资本继续爬升权力之路。

最为位高权重的日丹诺夫在换转门面上做的最为完善，他不仅很快的抛弃了对于激进派和群众夺权运动的支持，而且迅速的改换立场成为大清洗激进派的主要批评者(1938年就开始否认大清洗的存在)。并且在随后的岁月中，更是一路保守成为了苏联-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全然不再见到那个对于复兴群众基础打击官僚主义的大清洗激进派的历史身影。配合着斯大林主义转向保守派的政治二次肃清，对于猖獗的工人夺权运动，斯大林在1938年底和卡刚诺维奇等人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要求，严令斯达汉诺夫派放弃服务于工人群众运动对于生产秩序以及管理阶级的敌意态度，并且要回归其"本心"，重心成为一个服务于生产效率增长的工厂附属组织。
同年，苏联政府也配合着对于斯达汉诺夫派的打击，出台了一系列反罢工怠工法案，意在迅速结束大清洗工人夺权运动的民粹影响。躲过了大清洗激进派在37年的肃清和斯达汉诺夫派怒火的红色董事阶级，在这个38年的秩序法令中重新获得了保护，但是却仍然失去了大部分权力让渡于新生的红色经理阶级，更新工厂管理权力的变革。但是大清洗带来的官僚主义秩序的碰撞和裂痕，毫无疑问的打开了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潘多拉魔盒，通过简单的法令和法律就能够逆转这一趋势是过于天真的幻想 : 因为和高层的政治斗争结果恰恰相反，工人夺权运动在1938年扩散到了金属行业等一系列苏维埃国家的命门行业，而经历了一整年斗争的工人夺权机构"斯达汉诺夫派联席会议"也已经逐渐成熟，足以和即使得到了法令支持的红色经理-红色董事阶级组成的同盟对抗。在这种全新的阶级对立局面中，斯大林政权被迫做出了一系列妥协，赋予了斯达汉诺夫派联席会议正式的工厂管理地位，让苏联进入了绝无仅有的拥有强烈工人民粹民主要素的三结合式(红色经理，红色董事和斯达汉诺夫工人)计划经济模式，并且在这种状况下被迫开始第三次五年计划的实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40年代，紧迫的战争威胁，以及从36年出现的红色经理阶级的最终技术化改变，最终让1940年的战争工业秩序法案打破了工业权力阶级对峙的状况，受到收买的斯达汉诺夫派的精英部分和淘汰了红色董事的成熟的红色经理集团一同蜕变成了独特的红色工程师阶级，这个新的糅合而来的阶级最终垄断了苏联基层的工业管理权力，成为了苏联日后企业官僚的最典型面貌。

但，俄国革命和苏联无产阶级的故事仍未就此结束。随后而来的苏德战争摧枯拉朽的摧毁了苏联引以为豪的众多革命成果，但是却没有决定性击败社会主义政权和其制度，纳粹最终决定在这个年轻的革命国家上广泛的扶持小型私有市场和作为意识形态反面的苏联对抗。事实证明这一合作政策是极其有效的，即使是自诩为经历了大清洗而纯净的革命中心的苏联，也无法避免的陷入了新一轮的关于无产阶级制度的内战之中。新的一轮俄国家庭的意识形态永别，受到了德国武装的热月党人和新白军再次踏上消灭红色威胁的旅程，占领区残酷的游击战和前线俄国仆从军和俄国红军的残酷厮杀已经让苏德战争阶级战争的性质充分上升起来。斯大林政权在战争败退以及纳粹意识形态的重要威胁中，最终决定使用更加保守的方法来结束这一系列的攻击。斯大林政权在战争开始的1941年开始，便开始系统性的放弃了自36年大清洗以来试图建立的集体化经济体制，同时在军队上复活白军军阶，政治上日丹诺夫的民族主义灌输，试图赋予这场战争另一个更加有力的话语试点来避免苏联的阶级上政治的失败。在1943年这种倒退则更进一步的回归到富农经济和新经济政策的范畴上，苏联在战争中重新开放了大规模的私有粮食市场来争取后方人口大部分的农民阶级的支持，并且在这年粮食的商贸率达到了nep后历年以来的最高——一个西伯利亚在这一年如果肯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货物前往靠近前线的莫斯科，他能够赚取的利润将会是通常的二十倍有余。

这一系列的后退性政策在后世被誉为是面对德国入侵的民族主义nep政策，即同时采取了nep的市场经济和纳粹德国争取合作者的民心，和民族主义的宣传来固化国家主义构建，从而动员更多的苏联公民参与到战争中去。但是这样的政策同样的是斯大林对于经年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否定，所有甚至被上升至大清洗的苏联社会弊病，再一次的被战争烧成白地的苏联出现，战后百分之十八的官僚，农场主和战争投机商在苏联国家银行的存款占总比的百分之七十八，这一夸张的贫富差距甚至接近于苏联新经济时期引爆民粹斗争的贫富差距。但是这一次，苏联社会沉默了，苏德战争连同残酷至极的第二次俄国内战摧毁了大部分革命成果，而苏联政府的极端反复让废墟上的工人阶级失去了招架的能力。持续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反复的浪潮中最终在战争的胜利中迎来了退潮，真正摆脱了革命的新一代苏维埃人将会慢慢的成为俄国的后革命一代，面对着全新的苏联社会，只能从全新的起跑线开始另一场关于阶级斗争的长跑。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始终有一个极其出色的描述，革命的行动是取决于群众运动的高潮和低潮的互相交替结合而存在的，而组成了生产秩序底端的无产阶级正是推动浪潮的无垠大海。我们时刻站在沙滩上，看着潮起潮落的海浪，是始终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的哲学性思辨的，而大清洗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波浪在积蓄了力量后的又一次冲刷。只有在阶级的视角上，我们才能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在半个世纪的俄国革命的鼓舞下，形成的无比尖锐的斗争韧性和被这些斗争定义了一个时代的苏联。即使之后革命会被遗忘，时代会逝去，国家会陨落，但是只要压迫存在，属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就不会消亡。

远航一号

这个历史公案，一时半刻难有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时代，官僚特权总的来说是扩大和加强的，而不是缩小和削弱

980135117

这种学院派文章，说实话不能细看，一细看立刻发现存在逻辑问题。“设立严格的人口流动政策来为工业化补充人力”，这种话不是毫无逻辑吗？社会主义国家搞户口制的本质是为了限制农村往城市的人口流动，实际上是减少了工业化的人力而不是增加了。如果作者发现斯大林时期的户口和我们一般理解的户口有什么不同，那么作者很明显应该给出引用和资料来源。这是我看出来的最明显的不符合事实的地方，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
说实话，作者的修辞手法太滥用了。如果我来写，我会写如下这些内容：第一，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开始反攻；第二，快速工业化时期劳动者的待遇甚至有所下降，而且形成了新经理阶级；第三，大清洗中间无产阶级自己也对新经理阶级表示了愤怒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还是形成了一个更新更年轻的经理阶层。然后我会加入各种证据，并且将首先是统计数据，如果（这很可能）统计数据不可得，那就加上案例，访谈。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证据我就引用别人的。但是本文没有啥证据，文章主体基本上是修辞来填充，甚至连逻辑都很缺乏。知乎上当学院派小作文来用倒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