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重构列宁：思想传记》

左翼社会党人

结语

最初的概念.........成为一种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操纵“公民特征”的工具，以正式的社会主义方式进行统一，从而从其实践的当前角度损害了由马克思发现并由列宁赋予具体形式的打击资产阶级二元论的方法。如果我们想重振这一实践，我们必须认识到列宁失败的地方。

——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

我在本书的开头和其他地方都提到，某些作者故意从列宁的遗产中剔除了使他成为他的人的基本哲学信条和方法。首先，他们忽视了他最重要的实践发现，即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确理论解释及重建，以及他对这些辩证法的实际应用。列宁认为，即使在其黑格尔根源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包含了事物、现象、过程的自我运动，以及人类改造社会的有意识活动。因此，这不是一个思想的历史辩证法问题，而是通过社会阶级和个人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创造的历史。对列宁来说，认识论不只是一个认识现实的问题。它并不是为其本身而存在的。相反，他的目的是寻求真理，解决事物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他希望看到世界的彻底转变，这样人类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愿摆脱主导力量的影响。列宁赋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以新的紧迫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历史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对他来说是一个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工具，通过它可以在“崩溃”中找到要继续或转变的要素和趋势。

虽然他的理论实践的出发点是获得世界和思想的一般规律的知识，但他的目标还是要注意思想和行动，同时不要陷入细节，陷入贫瘠的特殊主义。这种努力在他反对学术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斗争中尤为明显。他从小就有一种寻求真理的热情，这表现在他拒绝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这也是他与支配人类的机构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根源——例如，对教权主义的激进拒绝。他达到了对整体性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整体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必须把这些矛盾暴露出来，以辨别不断变化的历史的连续和不连续的因素和过程。“社会革命”，即概念化的“质的飞跃”，是现代社会历史中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宁将此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历史性的充分解释——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必须首先认识到，列宁的遗产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成理论的具体的、实际的应用，以及他如何根据一个容易限定的时代和地区的历史环境和经验（主要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05年俄国革命、1914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帝国主义的演变、1917年十月革命、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列宁的基本意识是，人类站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大门口，这是他从这些年的政治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最基本结论。

正因为如此，列宁的政治和理论遗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体，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另一方面，它是革命理论和行动的独创经验和方法，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发挥了无可争辩的巨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列宁仍然处于激烈的政治和理论争论的中心，这些争论涉及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知识趋势，包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各种倾向，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有人试图为反全球化运动“翻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传统是唯一一个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提供了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只有它在资本主义的围墙上制造了一个缺口，即使今天这个缺口似乎已经被修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形势表明，资本的全球主导地位已经产生了新的不满形式。这些并没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不管它被赋予什么名称！）作为一种理论和运动的需要。事实上，它们不可能。相反，在寻找替代方案的过程中，不满者每每遇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传统构成了运动的参考点、论据和实践惯例，以对抗那种流入资本主义的进步形式。马克思主义作家，如1920年代的卢卡奇或1930年代的葛兰西，以及有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相互争论和对立的政治和理论趋势的运动，都在列宁那里找到了他们的来源。因此，如果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利害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因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地位的遗产并不是过去的事情了。

概念和系统化

虽然列宁对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了如指掌，但他并没有简单地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底层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把理论和革命组织实践结合起来，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应用于俄国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为革命行动和运动的理论重建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想法，以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对列宁遗产的系统化在他生前就开始了，这是为继承他的衣钵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种斗争的合法化。这些解构的特点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被认同为列宁的遗产，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由于这场斗争而被“russified”（俄化）。相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被完全解释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忽略了使这一现象成为现实的发展阶段和方法。这种简化方法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简化为政治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它是为布尔什维克维护权力辩护的意识形态。随后的斯大林时期，人们只把列宁主义看作是党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和几乎唯一的载体，只有共产党，然后是它的总参谋部，最终是它的领导人，作为它的唯一监护人发挥作用。苏维埃、工会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自我组织，所有这些列宁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核心要素，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越来越被忽略：一切都变得国家化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成为维护该体系的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只有在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衣服的皇帝”才变得明朗起来，这时列宁主义的合法化意识形态与这个体系本身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其结果是，如果没有稳定的决心和严格的分析，就不可能挖掘出列宁的遗产。

1960年代，卢卡奇和他的反斯大林主义追随者对斯大林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仍然强大的元素进行了分析（就像之前葛兰西分析的那样）。由此产生的“列宁复兴”在赫鲁晓夫的允许下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哲学水平。到了1970年代，许多欧洲和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家——从鲁道夫·巴罗到意大利的格拉塔纳，或者费伦茨·图凯（Ferenc Tőkei）；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从本斯·基斯（Bence-Kis）到自治社会的重建——试图调动这些观点作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评，构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作家清楚地表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政治和理论/科学的力量不能像苏联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对手（目的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试图做的那样，完全沦为权力管理或“福利国家”。

这些努力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为马克思主义勾画一个新的批判框架的尝试的一部分。在这几十年里，来自不同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维护国家社会主义和恢复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一种“第三条道路”，一种回到能够导致真正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道路。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受认识论启发的马克思主义方面积聚了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人类学解释以及其他许多自动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苏维埃的共产主义，在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浪潮中传播）并行。与这些系统化的尝试相比——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个人和集体自由或参与式民主的哲学表达——反列宁主义者的论点，几乎不分意识形态，都来自于将列宁的遗产折回斯大林主义。时至今日，它们构成了反列宁主义反资本主义话语的重要内容。

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在苏联解体后，人们才会普遍认识到，这一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知识和实践成就，不再为国家合法性服务，完全抵制——无论是在理论、政治还是方法论方面——所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制度理由，以及任何宗教或投机性的附属物和解释。同时，只有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才能恢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

然而，学术界的左派专家拒绝接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主观理由是，列宁的思想在哲学上抵制按学科划分的分裂或分割，几十年的经验表明了这一点。它的所有构成要素都指向整体，即不可分割的过程。继马克思之后，列宁推倒了将科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分开的墙。列宁的理论工作不可能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分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产业工人和他们的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同时它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熟练的方法论工具，用于理解不同框架内的过程。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成就可以继续存在于任何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但列宁的却不是。直到1917年，他所有的理论和政治论点都是针对工人运动和革命的。1917年后，作为一个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在坚守权力和宣布的革命目标之间、在战术和战略之间的尖锐矛盾中，列宁倾向于摇摆不定，越来越意识到革命的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得不推迟。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源于不同的来源，每一个来源在其时代都代表了以革命方式改变社会的机会。其中包括作为革命资产阶级遗产的法国启蒙运动和革命雅各宾主义，没有它们就不可能超越传统（亚洲、封建等）社会。然后是巴黎公社，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顶点。在列宁的俄国根源中，我们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俄国的西方主义者（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人），相互加强和补充，还有革命的民粹派，俄国雅各宾传统的中流砥柱。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础上综合了他们，吸收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解释，来自俄国早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普列汉诺夫。他还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考茨基那里吸收了现代工人运动组织的思想和实践。这些都是他在运动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思想来源。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来源都结合在理论与实践的衔接中，结合在文化和政治的阶级方法中。然而，列宁抵制庸俗的阶级意识形态，抵制对阶级斗争的民粹主义看法，抵制对其消极的对立面——现实的目的论抽象的呼吁。在列宁的理论实践中，基本问题始终是行动和理论之间的关系、过渡，以及对两者之间联系的阐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演变成了一种反弥赛亚和反乌托邦的方法。列宁对长期目标的兴趣是深深的实用主义。最后，他提出的问题和他主张的解决方案总是纳入他的同志们在辩论中的反对意见或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第二国际的同志也属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来源：除了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还有伯恩斯坦和年轻的斯特鲁韦，别尔嘉耶夫与他年轻时的伦理社会主义，马斯洛和托洛茨基，波格丹诺夫和潘涅库克，巴枯宁和索雷尔，罗莎·卢森堡和布哈林。这些都是他在革命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左”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反革命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还假设了一场永久的革命。列宁超越了这些倾向——尽管有严重的矛盾。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了替代方案的缩小，甚至在他任职的特定政治背景下也是如此。

列宁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但他并没有创造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主义，尽管许多现代思想家在系统化列宁的时候谈到了列宁主义。他所做的是重新发现、重振和深化了欧洲主流社会民主主义打算埋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要素。当然，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个“阴谋党”的理论。为了避免另一种误解，必须强调，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注重运动和政治行动，并不是由其“俄国来源”决定的“阴谋党”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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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



列宁关于集中的、先锋的地下党——“职业革命家的党”——的概念通常被归于俄国的起源，而且，这确实有一些事实依据。实际上，建立地下党的历史经验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他的“党的理论”是这种经验的产物。仍然重要的是，列宁提倡一种社会反力量（不是对立的！），一种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的政治和文化领袖，即“工人党”——它从来都是专指“体力”劳动者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党成为一个促进理解和利益衔接的网络，“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组织形式”（卢卡奇）。这个党是广泛的、横向和纵向分割的社会阻力的化身，“其运动力量是无产阶级”。在列宁的概念和实践中，“反社会”的干部是由地下和集中的革命党培养的。因此，在列宁的理论中，党（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向无产阶级输入阶级意识”（这是考茨基已经理解的，列宁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一思想），而是党作为社会阶级“最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者，在社会的自觉、革命改造中具有既得利益。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只有当工薪阶层没有为自己的清算创造经济和政治条件时，党的存在才是合理的。他没有现成的理论，认为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缺失部分的体现——无论是在组织上、理论上还是社会学上。苏联最终出现的一党制的一个原因和结果是，党本身承担了无产阶级的职能。但即使是欧洲其他地方出现的共产党，也只包括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阶层。列宁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演变受到了官僚实用主义和革命救世主主义相结合的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成为一种替代物：组织问题因此被提升到了应用国家权力的一般问题的高度。从1930年代的角度来看，随着欧洲革命的失败，党的“国家化”变得不可避免了。

列宁从未充分解释过西欧革命突围的失败。年轻的卢卡奇在其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了无产阶级令人惊讶的意识形态危机的原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或者强调工人贵族的作用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化，可能并不影响“问题的整体性，也就是它的本质”。在认识到“革命自发性的局限性”时，卢卡奇发现，仅仅通过宣传来启迪群众，赋予他们足以克服僵局的意识是不够的。党必须通过其直接的直接利益来掌握“整个无产阶级”。根据这一论点：“革命斗争的经验未能产生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以任何直截了当的方式与它的各个部分的经济水平相一致。”因此，根据他对德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卢卡奇通过增加人民在组织中的作用，得出了“强迫决策”的决定性作用。

年长的卢卡奇在大约50年后与年轻的自己进行论战时，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发现了列宁关于党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的弱点。老年的卢卡奇不再寻求解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落后”这一基本问题。无论是机械式的自发性理论，还是对从外部输入阶级意识的肤浅理解，都不能“充分”解释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危机。在对列宁的批判中，他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方面引向经济方面，引向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变化，引向这些变化的主观后果：

列宁的一般思维——以革命的方式将马克思的概念与当前的现实进行对比——过多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化。因此，他没有把这种意识形态具体地指向要革命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经济。

列宁无法确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经济特征，即“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转变。因此，根据已故的卢卡奇的说法，经济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动机，在革命后的几年里并不在列宁思想的中心。尽管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确实考虑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特征——例如，在他对泰勒体系的分析中——但正如卢卡奇所说，他并没有将足够的意义赋予“当相对剩余价值成为主导时，对工人的剥削模式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事实上，卢卡奇指出：

在列宁的所有著作中，没有提到工会主义观点和政治阶级意识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这是否由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变化而产生，或者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他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到了两种行为的冲突。
列宁提供了一种手段来突破现实政治中的辩证法概念，但却成为新版本的理论家。党本身成为体现这种新的现实政治的组织，最终成为党国体制，其目标不再是将权力的权利定位在工人阶级，而是维护一个孤立的精英阶层的权力。

不平衡的发展和世界体系的等级制度——革命仍然是可能的吗？

列宁从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分析开始。其出发点是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背景下向19世纪末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的一般表现，又是资本主义的特殊表现。他以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概念为出发点，用科学的方法分析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他意识到各种社会形态的共存和制约（不仅仅是就俄国历史而言！）以及它们被占压倒性优势的资本主义形式渗透的社会政治后果。甚至在1905年之前，列宁就揭示了这一特殊的发展，即俄国通过一个我们今天可以描述为“半边缘整合”的过程嵌入到世界体系中，即前资本主义形式在资本主义下被保留下来，以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利益的从属地位。资本主义将前资本主义形式整合在其自身的运作中。列宁能够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形式的混合与沙皇政权下的内部殖民主义概念联系起来。他还根据这种内部殖民主义定义了俄国内部存在的中心-外围关系。他（早于沃勒斯坦）不仅意识到资本主义的三重结构等级和基本不平等关系，而且还意识到区域和民族国家内部的等级。

吸取了大战的教训，列宁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等级构成的理论，概述了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在这个框架内，他认为殖民地边缘地区的动态是国际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和表现。与此平行的是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抵抗”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民族独立（或发展）斗争之间的矛盾联盟——这种斗争与半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主要在俄罗斯）的反政权斗争联系在一起。他揭示了民族独立斗争存在的各种形式，其不同的社会和阶级构成，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与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独立斗争”之间可能的历史联系。

列宁在1914年夏天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决裂，意味着与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决裂。那时候，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官方核心决定支持各自国家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列宁的考察过程中，他不仅能够勾勒出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且能够勾勒出民族主义在其操纵下，在统治阶级政策和宣传中的准宗教功能。1914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崩溃使列宁敏锐地意识到，它主要代表上层的利益，代表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倾向”阶层：它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那些放弃马克思理论中的普遍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和实践的人的政治表现。

虽然列宁在社会学或哲学方面没有写出原创性的作品，但他明确界定了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实践-组织和理论要求。然而，他并没有完全设想到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非常不平衡而产生的政治、社会学、心理学和组织结构，而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他没有完全推断出（或当时无法认识到）一个国家社会或世界体系内的“不均衡发展”和“均衡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匹配这一事实的后果；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相对性质在现在才变得明显。我们知道，历史永远不可能对理论问题提供决定性的证明。而1945年后的发展肯定没有验证列宁（或马克思）的期望。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为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成熟，而是以福利国家的形式稳定了资本主义。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作用开脱。相反，由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在1989年发生，人们不需要成为预言家就能预见到对革命拯救世界的需要会再次出现。

革命的方法和哲学

大战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有望实现革命的条件。同时，在列宁对黑格尔研究的启发下，他的革命策略也发生了转变，这是一种对理论、政治和组织的综合概念。从战争一开始，他的革命策略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能向任何支持战争的态度或和平主义的半解决办法妥协，因为战争必须在俄国（和欧洲）引起潜在的革命局势。他针对的是对直接进行战争没有兴趣的群众，因为他指望的是革命形势的主观条件的演变。因此，他与中间派决裂，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那些认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对主观主义的彻底重新解释的作者，主要是由于他对黑格尔的阅读，是正确的。列宁意识到了造成个人和群众意识觉醒的历史环境。他明白，这可以为革命政治提供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客观的力量关系是可以重新配置的，因为即使是十个人也可能足以对抗战争：在新的环境下，数百万人可能会加入他们。在新兵们兴高采烈地唱着歌开赴前线的时候，列宁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与精英主义和投机性的“大众哲学”以及乌托邦式的“预言”社会主义者相比，列宁在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基础上，强调革命变革的思想和实践。部分是这种挑战激发了他的哲学研究和辩论，以及官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正在努力“拯救”崩溃的世界秩序的观念。他们的经验主义或新康德主义“信息”试图用安抚资本主义秩序的承诺来哄骗工人。

一些专家认为，在世纪之交，列宁认为修正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反常”，这将向我们表明，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伯恩斯坦的“转向”（资本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和解）已经得到了验证。最终，他们认为，社会改革，而不是社会革命，找到了他们的理由。当然，这种对修正主义的道歉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它仍然只反映了中心国家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没有克服影响数亿人的饥饿、危机、战争、独裁、失业，更不用说影响更多数百万人生活的社会和文化异化。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思考方式上努力追求整体性。也就是说，与他以前的沉思型唯物主义相比，他朝着“积极的辩证实践哲学”的方向前进。随着大战的爆发，无产阶级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刻已经到来。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它自世纪之交以来提供的部分解决方案相比，列宁采取了考虑整体的立场。他把基于“整体性”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论意识恢复到其应有的地位，首先包括革命变革的质的飞跃，对旧文明的辩证否定。按照他的基本目标，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确实证明有可能突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表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达到了社会变革的理论和实践。

在列宁的社会理论中，历史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因此，革命政治的艺术就在于认识到并在各种选择中找到一条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选择最激进的革命行动。出发点只能是具体可能的事情。在列宁的思想中，确定什么是和什么不可能的先决条件在于对政治关系和各阶级各自的权力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选择变革的方向和为工人阶级争取持久盟友的战略。

列宁的理论和政治论点以历史和经济事实为基础，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与此同时，他还承认，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对普列汉诺夫来说，对俄国资产阶级的这种评价是不可取的。相比之下，列宁把俄国的“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把握为城市工人和无地农民的联合行动。这正是1905年的事件所证明的。这自然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用一堵长城隔开”的著名论断。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大战时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一观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验证，因为心怀不满的工人和农民武装群众的运动以及各民族的运动势头强劲，并暗示了另一场革命的可能性，即以土地改革和退出战争为前提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革命。虽然列宁称这只是“无产阶级革命”，但他完全知道，在俄国，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与托洛茨基著名的断断续续的辩论反映了决策和理论的实际关系是多么复杂。

然而，列宁不得不修改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世界革命和不平衡发展规律的概念——“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他认为，世界革命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确实可能从俄国开始。俄国革命很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火花。虽然列宁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种历史可能性，但他也知道，没有什么比战争本身更糟糕的了（即使资本主义文明还没有接近它的终点）。列宁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他的政治结论。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领导人，如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表示同意。

真正的分析困难是从1917年开始的，因为历史的走向与马克思主义到那时为止（包括列宁）所假定的不同。政治革命在列宁的理论中被表述为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反映了整个革命转型的普遍性和深度，但历史的切入式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受到了众所周知的世界历史制约，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结论：“半边缘”俄国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在当地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文明和经济-心理先决条件，直到全球发展将俄国历史从一千多年来刻骨铭心的习俗桎梏中解救出来，融入新的欧洲社会主义文明。列宁在1917年后的许多现存评论和分析都涉及这一问题，特别是包括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历史的限制——顺便说一下，相当整齐地符合历史辩证法——只允许把社会主义作为实践的一个扭曲和片面的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实现社区社会，而是导致了国家管理社区的官僚体系。

从一开始，革命的问题就与国家和社会在列宁理论中的关系问题相联系。正如所讨论的那样，他的“反宣传”、“反权力”（社会民主报刊、辩论俱乐部、自我培训圈子、无产者政党）和社会自我组织网络（苏维埃、工会和其他保护利益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很快就被埋没在他自己帮助建立的制度的权力要求之下，最后变成了一党制度。原则上，革命本可以为一个基于整个社会自我组织的制度扫清道路。一个自下而上建立的自治社会秩序可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现，而一个不相干的官僚机构体系则不可能建立起来。“历史事业”的可行性是以国际革命的支持为前提的。

就历史对列宁在俄国革命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确认程度而言，它并没有确认他对革命后发展的想法和愿望。他在1917年之前的政治理念的基石之一，即民主问题，固定了革命道路上的过渡阶段。他不仅用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层面来支持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方式的批判——证明资产阶级制度的压迫性功能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一致，而且他还概述了一套政治组织的规定：资产阶级民主反过来变成平民民主，然后是工人民主（半国家），前提是政权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权力结构整体上的转变。

在没有社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专政的工人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旧制度的捍卫者，很快就沦为“党的专政”（列宁），这个概念在列宁的理论工作中占据了优先地位。列宁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对这种情况的回答，以及在理论上的概述是，不仅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且需要许多过渡阶段——“过渡中的过渡”。然而，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超越“党的独裁”的层面变得暗淡，变得错综复杂，并最终在政权自我保护的要求下不可逆转地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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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观点：未解决的矛盾

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死亡的限制，列宁只能对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而不得不对自己的社会基础诉诸专政的问题提供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答案。一方面，他试图弥补政治上的压迫，在反对剩余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政权时，他宣称“工人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国家进行自我保护”。他没有解释，在这个国家的支持下，它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工人必须对抗国家，但同时又要捍卫国家和它的所有机构。对于这样的矛盾，没有辩证的解决办法。此外，还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列宁为党和国家保留了经济以外的强制能力，这与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成正比。即使是彼得大帝也不得不“用野蛮的方法来扫除野蛮的条件”。列宁思想中早先的社会自卫理论和实践不仅越来越微弱，而且最终被斯大林主义转向完全取代，这在后来显然促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

战时共产主义的死胡同，从伴随着一种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措施中去除意识形态，认识到社会形式的改变只能部分地进行，这些都是在列宁的思想中形成的。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认识到，无论是直接的工人民主还是建立在社会自治基础上的合作经济都无法建立。他认为这一阶段是“过渡中的过渡”，是由苏维埃国家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不同，列宁在此时强调，新社会不能通过政治手段，通过革命的突击来推行。如果我们考虑到发展的人的、主观的界限和一步步进步的意义，那么不断增加的发展或改革就不能与革命的飞跃相混淆。然而，列宁从未像一些作者所说的那样变成伯恩斯坦主义者。他从未将马克思主义遗产分解为方法论和科学部分。相反，他接受了这种矛盾，他把它设想为一个相对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不能被补充或“多元化”的系统——一个不能被随意解构的概念。相对于无政府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即把整体性当作绝对的，强调渐进性、分割性、局部任务的普遍性，以及反对修正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特殊性，列宁强调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整体性采取总体化的方法。

列宁在革命后的关键发现正是，俄国在试图创建新的混合经济的同时，必须吸收西方技术和文化文明的基本成就。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国家被要求支持相互竞争的社会群体部门作为“社会主义的岛屿”。主要的要求是，这种“现代化”必须推动国家和社会社区部门的发展，因为自由市场和资本不受约束的支配是人类压迫的基础。个人和人格的自主性作为社区社会的主要展开背景，不仅在列宁的遗产中没有，而且在整个时期的遗产中也没有，因为列宁坚持发展的其他层面。换句话说，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在于扮演19世纪西欧自由主义的角色，而在于把经济、文化和其他部门结合起来，相互支持。然而，客观的历史环境带来了一心维护权力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经济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最初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理论社会主义概念，激活了马克思某些几乎被遗忘的观点：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开启了一个可能是普遍性的演变，朝着“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发展，是文明人类的全球自由。

列宁的一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政治实践，直接涉及超越资本主义的范围。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学科，它本身就有价值。当然，它也不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抽象的哲学。科学和哲学只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工具。因此，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对其自身历史背景的正确描绘。在他的思想和所有活动的中心，我们发现对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机会的探索，以及它们在实际实现方面的内在潜力。

这里所研究的革命轨迹的具体历史形式——从其社会平等的最终目标，即结束社会阶级和实现自由的一个方面来看，被搁浅在历史环境和人类的限制中。但同时，世界社区改造的方法论在实践实验的失败中幸存下来。这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倾向日复一日的矛盾。结论仍在得出。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恢复了被二十世纪血腥历史所驳斥的意识形态假说，即资本主义可以成为全球文明的假说，可以有人性的一面。修正主义的主要发现是，资本主义可以是文明的，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支持文明。列宁所理解的是制度本身的意义，即如果它能以某种方式得到改善（我们必须在地方和国际上努力实现这种改善），这只能以牺牲外围人口的福利为代价来实现。因此，要真正为所有人改善这个系统，就必须克服这个系统。时至今日，问题是：资本主义文明能否通过社会解放的方式被征服？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何尝试都不能忽视列宁的理论和政治贡献。他的政治对手尼古拉·乌斯特里亚洛夫在一篇献给列宁的文章中，从“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成就，认为列宁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历史，他的地位显然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英雄”，同时体现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米拉波和丹东、普加乔夫和罗伯斯庇尔。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个问题：“重复列宁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重复他所取得的成就，而是重复他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即使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也承认，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资源，没有能力解决世界上的基本问题，“但如果一个列宁主义者提出这一主张，那么他就会立即被指责为极权主义”。列宁的时事性在于，他将自己的历史经验转化为一套理论概念，破坏并摧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任何理由，尽管其中存在矛盾，但他为那些仍然认为有可能建立另一个更人道的世界的人提供了工具。

左翼社会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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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一号

真的是你自己翻译的？

报与桃花一处开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2-11-27 23:37
真的是你自己翻译的？

下面有链接

左翼社会党人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2-11-27 23:37
真的是你自己翻译的？

不是，我没有翻译能力，我只要附了链接的都是转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