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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傑瑞米柯賓

唯物史观指引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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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17:09:00 |显示全部楼层
首先,勞動這種生命活動、這種生產生活本身對人來說不過是滿足壹種需要即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壹種手段。而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壹個種的整體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生活本身僅僅表現為生活的手段。

  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壹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誌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

  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壹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壹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於這壹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異化勞動把這種關系顛倒過來,以致人正因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改造無機界,人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就是說是這樣壹種存在物,它把類看做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誠然,動物也生產。動物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影響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並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於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壹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並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於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2—163頁。

  人類社會最後畢竟出現了。人類社會區別於猿群的特征在我們看來又是什麼呢?是勞動。猿群滿足於把它們由於地理位置或由於抵抗了鄰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覓食地區的食物吃光。為了獲取新的覓食地區,它們進行遷徙和戰鬥,但是除了無意中用自己的糞便肥沃土地以外,它們沒有能力從覓食地區索取比自然界的賜予更多的東西。壹旦所有可能的覓食地區都被占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這種動物的數目最多只能保持不變。但是壹切動物對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並且常常毀掉還處在胚胎狀態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獵人那樣愛護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臘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長大就把它們吃光,它們把這個國家所有的山嶺都啃得光禿禿的。動物的這種“掠奪行為”在物種的漸變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為這種行為強迫動物去適應不同於慣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們的血液就獲得了和過去不同的化學成分,整個身體的結構也漸漸變得不同了,而從前某個時候固定下來的物種也就滅絕了。毫無疑義,這種掠奪行為有力地促進了我們的祖先轉變成人。在智力和適應能力遠遠高於其他壹切猿種的某個猿種中,這種掠奪行為必然造成的結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數目越來越擴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來越多,總之,就是食物越來越多樣化,隨之攝入身體內的物質,即向人轉變的化學條件,也越來越多樣化。但是,這壹切還不是真正的勞動。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我們所發現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根據已發現的史前時期的人的遺物來判斷,並且根據最早歷史時期的人群和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來判斷,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麼東西呢?是打獵的工具和捕魚的工具,而前者同時又是武器。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55—556頁。

  人類社會和動物界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則從事生產。僅僅由於這個唯壹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界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羅維奇·拉甫羅夫》( 1875年11月12—1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2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他(指費爾巴哈——編者註)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壹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壹代都立足於前壹代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壹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他們的社會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8頁。

  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什麼外部的東西;在這些條件下,生存於壹定關系中的壹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並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19]這樣,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壹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於後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並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後來卻變成了自主活動的桎梏,這些條件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構成各種交往形式的相互聯系的序列,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於: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於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於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後又為另壹種交往形式所代替。由於這些條件在歷史發展的每壹階段都是與同壹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展著的、由每壹個新的壹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展的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576頁。

  五)從唯物史觀看人性及其改變的歷史

  不僅五官感覺,而且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誌、愛等等),壹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只是由於它的對象的存在,由於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

  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囿於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 /對於壹個忍饑挨餓的人來說並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樣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說,這種進食活動與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他沒有礦物學的感覺。因此,壹方面為了使人的感覺成為人的,另壹方面為了創造同人的本質和自然界的本質的全部豐富性相適應的人的感覺,無論從理論方面還是從實踐方面來說,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是必要的。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頁。

  不論是生產本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的交換,其意義都相當於類活動和類精神——它們的真實的、有意識的、真正的存在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因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壹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壹般的力量,而是每壹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

  因此,上面提到的真正的社會聯系並不是由反思產生的,它是由於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也就是個人在積極實現其存在時的直接產物。有沒有這種社會聯系,是不以人為轉移的。

  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壹書摘要》( 1844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4頁。

  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做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壹種事物的另壹種說法——人把自身當做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年4—8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161頁。

  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1845年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501頁。

  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壹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壹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壹致。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0頁。

  在下面這個經典性的論斷中,簡略地敘述了我們的作者、所有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思想家和其他民族的現實運動之間的對立。德國人是sub specie aeterni〔從永恒的觀點〕根據人的本質來判斷壹切的,而外國人卻是從實際出發,根據實際存在的人們和關系來觀察壹切的。外國人思考和行動是為了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德國人思考和行動卻是為了永恒。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1846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44—545頁。

  如果我們以為只需頒布幾道法令就可以擺脫競爭,那麼我們就永遠擺脫不了競爭。如果我們更進壹步建議廢除競爭而保留工資,那就等於建議用王室法令來做壹些毫無意義的事。但是各民族並不是按照王室法令來發展的。各民族在制定這樣壹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須徹底改變他們在工業上和政治上的壹切生存條件,也就是要徹底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方式。

  蒲魯東先生會堅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們說:這是壹個關於“史無前例地改變我們的本性”的假設,並且他有權“把我們排斥於辯論之外”,我們不知道他根據的又是哪壹道法令。

  蒲魯東先生不知道,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

  “讓我們根據事實來談吧。法國革命既為了爭取工業自由,也為了爭取政治自由;我們要明確地說,雖然法國在1789年未曾認識到它要求實現的原理的全部後果,可是它的願望和期待都沒有落空。誰想否認這壹點,我認為他就喪失了任何批評的權利:我決不同壹個原則上認為2500萬人犯了自發性錯誤的論敵進行辯論……假如競爭不是社會經濟的原理、命運的法規、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那麼,為什麼人們寧願將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廢除,卻不肯考慮將它們加以修正呢?”

  這樣說來,既然18世紀的法國人廢除了同業公會、行會和商會而不是將它們改頭換面,那麼19世紀的法國人就應該把競爭改頭換面而不是將它廢除。既然競爭在18世紀的法國是作為某些歷史需要的結果而形成的,那麼它在19世紀的法國就不該由於另壹些歷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魯東先生不懂得,競爭的形成同18世紀人們的現實發展有聯系,他把競爭變成非現實的人類靈魂的某種必然要求。他會把那位對17世紀說來是偉大人物的柯爾培爾變成什麼呢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1847年上半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632—633頁。

  “人”?如果這裏指的是“壹般的人”這個範疇,那麼他根本沒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應該被看做是壹種非群居的動物;如果這是壹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瓦格納先生就是這樣假設的,因為他的“人”,雖然沒有受大學教育,但至少會說話,——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壹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壹定性質,因為在這裏,生產,即他獲取生活資料的過程,已經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性質。

  馬克思:《評阿·瓦格納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4—405頁。

  壹有了生產,所謂生存鬥爭不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在這裏——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範疇完全不適用了。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1873—1882年),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版,第548頁。

  黑格爾指出:“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壹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壹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爾那裏,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裏有雙重意思,壹方面,每壹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壹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壹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壹個獨壹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但是,費爾巴哈就沒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惡所起的歷史作用。歷史對他來說是壹個不愉快的可怕的領域。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年初),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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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17:10:04 |显示全部楼层
假如我們想知道什麼東西對狗有用,我們就必須探究狗的本性。這種本性本身是不能從“效用原則”中虛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想把這壹原則運用到人身上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壹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但是邊沁不管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古怪的標準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為它對刑法從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從宗教方面嚴加禁止。藝術批評是“有害的”,因為它妨礙貴人們去欣賞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銘是“沒有壹天不動筆”,他就用這些廢話寫出了堆積如山的書。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氣,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材中的壹個天才。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發表於1867年9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頁註63。

  “關於這個國家(耶爾訥),我們可以談到的唯壹令人置信的壹點,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顛人更野蠻,因為他們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貪食者;吃父母的屍體,並公開和別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親和姊妹發生肉體關系,這對他們來說是完全合乎規矩的”。

  愛國的愛爾蘭史學界對這種臆造的汙蔑十分憤慨。但是近代科學已經肯定證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來是所有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過的壹個階段。如果愛爾蘭人知道,在整整壹千年以後,現代柏林人的祖先對這些現象還持有同樣實際的看法,那他們大約就會處之泰然了

  [“我們稱之為維耳茨的住在德國的韋累塔比人,認為他們比蛆蟲更有權利吃掉他們的父母,而並不感到這是壹項恥辱”]。

  恩格斯:《愛爾蘭史》( 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月第1版,第558—559頁。

  甘受奴役的現象在整個中世紀都存在,在德國直到三十年戰爭後還可以看到。普魯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戰敗之後,廢除了依附農制,同時還取消了仁慈的領主照顧貧病老弱的依附農的義務,當時農民曾向國王請願,請求讓他們繼續處於受奴役的地位——否則在他們遭到不幸的時候誰來照顧他們呢?這樣,兩個人的模式既“適用”於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樣“適用”於平等和互助;而且因為我們害怕受到滅亡的懲罰而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家長,所以在這裏已經預先安排了世襲的奴役制。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04—105頁。

  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例如鄉村變為城市,荒野變為開墾地,等等,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他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手稿前半部分(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87頁。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20],[勞動者]對生產條件的所有制表現為同共同體的狹隘的、壹定的形式相壹致,因而同個人的狹隘的、壹定的形式相壹致,這種個人具有為組成這種共同體所需的特性,即狹隘性和自己的生產力的狹隘發展。而這個前提本身又是生產力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既是財富的,也是創造財富的方式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結果。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7—1858年手稿)〉摘選》(大約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71頁。

  為了在發展過程中脫離動物狀態,實現自然界中的最偉大的進步,還需要壹種因素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成年雄者的相互寬容,沒有妒忌,則是形成較大的持久的集團的首要條件,只有在這種集團中才能實現由動物向人的轉變。的確,我們發現歷史上可以確切證明並且現在某些地方還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麼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與整群的女子互為所有,很少有妒忌余地的婚姻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5—46頁。

  雖然到17世紀末,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在壹些天才的頭腦裏產生了,可是由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作了正面闡述的狹義的政治經濟學,實質上是18世紀的產兒,它可以和同時代的偉大法國啟蒙學者的成就媲美,並且也帶有那個時代的壹切優點和缺點。我們關於啟蒙學者所說的話,[21]也適用於當時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看來,新的科學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關系和需要的表現,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現,新的科學所發現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不是這些活動的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的規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它們是從人的本性中引申出來的。但是,仔細觀察壹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恩格斯:《反杜林論》( 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57—158頁。

  由競爭關系造成的價格永恒波動,使商業完全喪失了道德的最後壹點痕跡。至於價值就無須再談了。這種似乎非常重視價值並以貨幣的形式把價值的抽象推崇為壹種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過競爭破壞著壹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價值,並且每日每時改變著壹切物品相互的價值關系。在這個旋渦中,哪裏還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交換呢?在這種持續地不斷漲落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必定力圖碰上最有利的時機進行買賣,每個人都必定會成為投機家,就是說,都企圖不勞而獲,損人利己,算計別人的倒黴,或利用偶然事件發財。投機者總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別是指望歉收,他們利用壹切事件,例如,當年的紐約大火災[22];而不道德的頂點還是交易所中有價證券的投機,這種投機把歷史和歷史上的人類貶低為那種用來滿足善於算計或伺機冒險的投機者的貪欲的手段。但願誠實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謝妳上帝”等表面的虔誠形式擺脫交易所投機。這種商人和證券投機者壹樣可惡,他也同他們壹樣地投機倒把,他必須投機倒把,競爭迫使他這樣做,所以他的買賣也與證券投機者的勾當壹樣不道德。競爭關系的真諦就是消費力對生產力的關系。在壹種與人類相稱的狀態下,不會有除這種競爭之外的別的競爭。社會應當考慮,靠它所支配的資料能夠生產些什麼,並根據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來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制生產多少奢侈品。但是,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關系,判斷從合理的社會狀態下能期待的生產力提高的程度,請讀者參看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23]並部分地參看傅立葉的著作。

  在這種情況下,主體的競爭,即資本對資本、勞動對勞動的競爭等等,被歸結為以人的本性為基礎並且到目前為止只有傅立葉作過強差人意的說明的競賽[25],這種競賽將隨著對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範圍內。

  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大約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5—76頁。

  

  四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唯物史觀。科學地運用唯物史觀的指導原則

  壹)理解唯物史觀必須認真研讀原著

  我請您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幾乎沒有壹篇不是貫穿著這個理論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資本論》

  中的許多提示也是這樣。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2]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3],我在這兩部書裏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為詳盡的闡述。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頁。

  壹個人如果想研究科學問題,首先要學會按照作者寫作的原樣去閱讀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並且首先不要讀出原著中沒有的東西。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26頁。

  研究原著本身,不會讓壹些簡述讀物和別的第二手資料引入迷途。

  恩格斯:《恩格斯致格奧爾格·亨利希·福爾馬爾》( 1884年8月1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00頁。

  

  二)唯物史觀需要隨著歷史的發展演變而發展

  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糕。

  恩格斯:《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與現在〉》(大約1843 年10月—1844年1月中),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511頁。

  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壹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壹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壹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有了巨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著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壹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德文版第19頁,那裏對這個思想作了更詳細的闡述。)其次,很明顯,對於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壹批判只包括到年為止;同樣也很明顯,關於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黨的態度的論述(第四章)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因為政治形勢已經完全改變,當時所列舉的那些黨派大部分已被歷史的發展徹底掃除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72年6月24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頁。

  繼施米特之後,彼·法爾曼曾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康拉德年鑒》第3輯第3卷第頁)。我不談他對馬克思的論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評論。這是出自他的誤解,即認為馬克思進行闡述的地方,就是馬克思要下的定義,並認為人們可以到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壹些不變的、現成的、永遠適用的定義。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關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東西,而是被看做可變的東西的時候,它們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會同樣發生變化和變形;它們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義中,而是要在它們的歷史的或邏輯的形成過程中來加以闡明。

  恩格斯:《資本論》第3卷序言( 1894年10月4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月第1版,第17頁。

  

  三)不能將唯物史觀當作現成的公式或教條套用

      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關於意識的空話將終止,它們壹定會被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壹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於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困難才開始出現。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這些前提在這裏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6頁。

  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壹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壹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但是,要做到這壹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至於我,對俄國現狀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對那裏在某壹時期所應采取的策略的細節作出判斷。

  恩格斯:《恩格斯致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 1885年4月2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2頁。

  德國人壹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桿;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只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壹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裏德裏希·阿道夫·左爾格》( 1886年11月29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7頁。

  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壹連串互相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6年12月28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0頁。

  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越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越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 1887年1月27 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2頁。

  至於您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我首先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恩斯特》

  年6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3頁。

  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壹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做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壹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壹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桿。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的存在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的觀點。在這方面,到現在為止只做了很少的壹點工作,因為只有很少的人認真地這樣做過。

  在這方面,我們需要人們出大力,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但是,許許多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壹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繈褓之中呢! )盡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87頁。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著作家和其他沒落的年輕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他們來得正是時候,在種類繁多的新報紙的編輯部中占據了大部分位置;他們習慣性地把資產階級大學當做社會主義的聖西爾軍校,以為從那裏出來就有權帶著軍官證甚至將軍證加入黨的行列。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10年前妳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壹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恩格斯:《恩格斯致保爾·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590頁。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壹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韋爾納·桑巴特》( 1895年3月1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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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9 17:11:23 |显示全部楼层
四)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經濟決定論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壹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確立的憲法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壹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壹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壹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系並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系)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壹個簡單的壹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壹,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

  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壹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而產生出來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誌的許多小邦中,勃蘭登堡成為壹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決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決定(在這裏首先起作用的是這樣壹個情況:勃蘭登堡由於掌握了普魯士而卷入了波蘭事件,並因而卷入了國際政治關系,這種關系在奧地利王室權力的形成過程中也起過決定性的作用)。要從經濟上說明每壹個德意誌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誌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語音變的起源,那麼,很難不鬧出笑話來。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1—592頁。

  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壹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但是,只要問題壹關系到描述某個歷史時期,即關系到實際的應用,那情況就不同了,這裏就不容許有任何錯誤了。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這方面,我不能不責備許多最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的確造成過驚人的混亂……

  恩格斯:《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3—594頁。

  五)不能將唯物史觀理解為壹種目的論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壹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壹代壹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壹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壹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後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 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0頁。

  六)反對篡改和曲解原著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壹種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說什麼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說,是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卻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哪怕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總是這樣感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年12月第1版,第616—617頁。

  ……洛裏亞在私人場合對我的令人作嘔的阿諛奉承,和在公開場合的“優越”腔調,以及為了便於反駁而對我的觀點所作的某種歪曲——所有這些都壹點也沒有使我感到高興。

  馬克思:《致恩格斯》

  年8月3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版,第76頁。

  您在過去的壹篇文章[6]中就指責過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馬克思讀了以後,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對了原著,他對我說,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確的,如果說這裏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現在您是怎樣引用馬克思的話,您多麼無恥地要他在說剩余價值的地方說利潤——而他曾經不止壹次地警告過,不要把這兩者誤認為是同樣的東西(穆爾先生和我又在這裏即倫敦向您口頭解釋過這壹點),——那我就知道,我應當相信的是誰,是誰有意篡改引文。

  恩格斯:《致阿基爾·洛裏亞》( 1883年4月底),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月第1版,第17壹18頁。

  七)正確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局限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壹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壹點上,在相信德意誌“共和國”很快成立這壹點上……,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當時他們壹心壹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頁)但是這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並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氣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列寧:《〈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對社會民主黨內的知識分子機會主義派的經典評價》( 1907年4月6日[19日]),摘自《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2—133頁。

  八)堅持不懈以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

  現在歷史著述方面的壹切真正進步,都是當歷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時才取得的。杜羅·德·拉·馬爾以探究古羅馬土地所有制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為了解這個曾經征服過世界的城市的命運提供了壹把鑰匙,——與此相較,孟德斯鳩關於羅馬盛衰的論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學生的作業。年高德劭的列列韋爾由於細心研究了使波蘭農民從自由民變成農奴的經濟條件,在闡明他的祖國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壹大群全部貨色僅僅是詛咒俄國的著作家做出了遠為更大的貢獻。

  馬克思:《馬誌尼和拿破侖》( 1858年3月30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月第1版,第450—451頁。

  要知道在理論方面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別是在經濟史問題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和壹般文化史的關系這些問題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1889年10月7日),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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