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3-7 23:34 编辑
“南斯拉夫”的左派道路 浪潮社，2023.3.7，来自：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1841006
先把暴论摆在这里，看了一眼接受不了的朋友们大可直接无视本篇文章： 南斯拉夫左派在当下的任务，在当下的人力所能尽到之事，现在只有三个，这些任务的对象分别对应着群众—有机知识分子—领袖。也就是组织一个历史性政党的必要政治积蓄。对这三个要素的组织和培养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就这些任务的实现而言，刘司墨可以被称作一个丑态百出的先驱。 第一要素，也就是“群众”的要素。 笔者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南斯拉夫这种没有市民空间的地方）里，个体消费者的身份往往比他作为某一特定的政治主体更加真实。甚至可以说，他只是政治观念自我复制的抽象中介。我们可以完全冷酷地对这种左派下某种程度上的判决：这些人只是一种左派—消费者，进行的只是简单（或更复杂的）智识的生产—消费劳动。总得说没有摆脱个体在公共空间发言里“形成的荒谬习俗”。当一个自称左派的人能为了手游一单接着一单地氪进去，但不参与任何性质的左派实践，也就是说，不作为一个左派参与任何社会关系，发生任何社会交换，作为一个左派毫无贡献，也不试图以某种革命准则与道德自我实现，自我约束。最低劣的人甚至不愿意为了增进批判力和理解力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更情愿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通过几个套语将一切智慧都囊入自己的怀里，将一切批判搞成丑闻的，窥私的肮脏活动，因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这个观点呢？ 尽管言辞严厉，但笔者并不是在进行某种道德批判，而是希望提醒各位朋友：南斯拉夫的现状就是如此，高昂的社会负担决定了南斯拉夫大多数缺乏决心，热情，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左派”只能停在并充当简单，初级的“消费者”—“群众”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放弃那种首先考察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历史—理论素养和智识发展水平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而应该首先要考察一个人的对压迫的仇恨，正义感，献身精神，以及多大程度上愿意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而不是其它社会身份或消费者的身份，与其它人发生和建立关系，行动和自我实现。 但是，问题不在于多数人的局限。我们必须坚决地抱着解决关键困难的心态朝自己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这种局限是人力无法逆转的，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调整战略，以期能反而利用这种局限？ 消费者如果被组织为一个“消费者集体—社群”，被组织为一个对特定的智力产品有着高度忠诚的消费集体会怎么样？ 在有机知识分子组织的恰当形式集中和一个有足够威望与领导力的“领导集体”带领下，群众—消费者群体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可以怀着黑格尔饶有兴致地观摩拿破仑兴亡的心态来看待刘司墨。问题不在于刘司墨的那些奇谈怪想本身，而在于要看出刘司墨代表了那些任务正在被实现的进程和任务被实现的可能的逐渐成熟。也许刘司墨在一开始只是个哲学讲师，但毫无疑问地，他将左派消费者们组织成了一个巨大的，忠诚的消费市场，成功地实现了对左派消费者们的智力—消费行为的领导。而刘司墨卖苏打水周边T恤无非就是要挖掘这个消费市场的剩余购买力。如果刘司墨止步于此那其实没什么好谈的，但我们能看到刘司墨意识到了相对大规模地培养第二种要素，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要素的条件成熟了。 第二个要素，也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要素。 如果那位朋友看过我之前的文章就会知道我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刘司墨总路线就是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的国家搞有机市民—知识分子组织。补充一点，刘司墨歇斯底里地说左派就应该在网上实名出自己盒。原因就是，刘司墨心目中合格的左派不应是一个匿名，假名，赛博的的思想消费者，而是一个能作为，并自我展现为现实中活生生的真实个体与他这个导师发生关系的人。 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的关系即代表着一种强化了的智识劳动的领导权——它要求知识分子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集团，将质量不稳定，产出断断续续的个体的智识劳动转化成以学习小组，编辑部等等为形式，通过分发材料，笔记，批评以及确定固定书目，而形成的集体统一的规范化(泰勒化)智识——而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作为生产—消费者不可分割另一方面的“独立思想者”，即独立个体—知识分子在进行有组织地结社。 但笔者之前就批评过刘司墨这个该死的路子在南斯拉夫走不通。南斯拉夫的特点是它没有供市民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市民空间。刘司墨把有机市民给组织起来，资金怎么提取(不怕非法集资？)，聚在一起能干什么事？就算通过工益挂靠非政治目的接触底层无产阶级，敢试图去进行一点政治宣传和鼓动？ 所以，笔者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论点。刘司墨的错在于，他还不够激进到争取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的智识—道德的双重领导权(或者说他无法彻底实现。实际上刘司墨有许多视频就已经展现出了对道德和生活方式进行领导的倾向)换句话说，再将一批有机知识分子或者群众争取为真正的雅各宾派先锋，纪律严明的战士与激励人心的典范领袖。也就是说，将“专家”变成“领袖”。 这就是对第三个要素的组织，先锋队。 我们不应该仅仅要施加在智识劳动之上的统一纪律。相反，第三国际的真正遗产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彻底的对自我的革命化改造，是对自我的智识—道德劳动的全面改造和自律。髦毫无疑问地汲取了军事化的想象，军事纪律将人改造成战士和军人，那么革命的纪律就将人改造成先锋与革命战士。 笔者的暴论是，髦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将暴力机器视作具备内部生产性的革命者，是第一个将暴力机器的内部规训权力视作积极的，生产性要素的革命者(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批判葛兰西没有完全理解马基雅维利。葛兰西笔下的暴力只是纯粹毫无生产性的肌肉的展示)良好的军事纪律与良好的革命纪律会互相保存，互相支持。没有良好的军事纪律，良好的革命纪律就只是无法自持，无法自我维序的无根之水。没有良好的革命纪律，良好的军事纪律只能依靠纯粹的恐惧，压迫，进而就不可能完全是“良好的纪律”，不可能是“建立在政治理解和自愿精神基础上的革命纪律”。正如政治学大师马基雅维利明确地意识到的那样:凡是有好的军队的地方，就会有好的法律。组织第三要素的问题是，必须要找到能够维持和支撑政治纪律的纪律。正如髦不自觉地发现军事纪律支撑着革命和政治纪律的实现一样。(在这一点上，髦恰恰是比葛兰西更葛兰西的那个人，髦不仅实现了葛兰西所有的政治诉求，并且比葛兰西要更接近他的老师马基雅维利) 当然，可能也会有朋友问道:“我们真的需要先锋/知识分子/群众吗?难道有知识分子和群众/有先锋和群众/先锋和知识分子不就够了吗?”我们必须耐心地这样回答。不要有机知识分子行不行?即使是髦，其革命干部在农村发挥的也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即将农民联系于国家，根据地政权和革命军队。不要群众行不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那将使我们陷入布朗基主义。不要先锋行不行?考茨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笑吟吟地看着您。(尽管我们今天会把第三国际比作考茨基的复活，但很明显，考茨基时代“党的纪律”只是对外在的表象，仪式和程序的捍卫，没有一种真正的改造主体的效应。考茨基的王国是由工人活动家和党内官僚这些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带着的王冕。) 可以说，这三种要素量与质的配比共同决定了“党”的命运。左派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行动着手组织这三种要素，否则危机到来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刘司墨已经倒下了，可我们不应该因此放弃浪潮。 | 
发表于 2023-3-7 19:1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