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23-3-23 01:2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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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机械地呼吁组织来对抗现代官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发现高压打击，组织控制，政治顺从，激励分化的全方位的维稳力度，使得社会成为附属，使得组织的成本远远大于效益，甚至是多年培养的左翼青年被一网打尽的尴尬境地。例如，工作单位的激励恰恰鼓励个人通过特权和特殊关系而不是集体行动来追求利益，这就使得原本用于斗争动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反过来被用于服务特权阶层。正如我们论证的，在21世纪，即使是最熟练和最坚定的组织者的最大努力仍不足以动员一场大型运动，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更广泛的动员机制。
列宁曾在《怎么办》中大力批判“自发性”，但随着斗争周期的展开和1905革命的爆发，列宁发现“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动中远远地超过了最先进的理论家的最大胆的观点，他写道，“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在国家尚有超额利润收买无产者的时候，他们自发会变成工联主义者，但当阶级矛盾严峻，国家无法从海外摄取超额利润进行改良的时候，那么自发性也可以引发革命！
挑战制度的抗争者会在运动过程中寻求并建立制度性关系和组织，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制度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会追寻非制度性手段。当统治者开始追寻非制度的统治手段，这就给同为非制度政治过程，抗争和革命的出现，创造了空间。
这种手段往往被称为运动式治理。运动治理是由国家为了完成特定政治、经济或其他任务而“自上而下”发起和组织的运动，往往需要国家动员大量的人力和财政资源，突出一个“投机性”。它具有明显的非制度化的特征。另一方面，运动性治理是调节中央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的一个有效机制，它通过叫停原有的官僚制常规过程，以运动和政治动员替代之。在越南，河内的封城政策是运动式治理的一个经典案例：河内的官员为了维稳瞒报疫情，使得原有的制度性的卫生系统失效，而需要国家介入治理。
运动式治理往往需要应对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挑战和矛盾。印度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运动治理将国家意志贯彻社会的成功案例。国家通过调动全国人力资源建立庞大的计划生育机构，然后加大激励机制，使“计划生育领域成为一票否决的考核的重点”。然后通过“压力型体制”让政策落实层层加码，并使用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数据统计技术，加大信息能力。最后，国家实施了大量宣传教育活动，使得各部门保持高度政治动员的状态。然而，因为等级制，地方差异，监管困难，运动式治理的成本也是巨大的，难以在其他领域复制，往往意味着有效性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那么，当不可持续的动员一旦失败，就会重创国家合法性和依靠财政的维稳能力，这也是为何沙俄快速从日俄战争中抽身出来尚能稳住政权，但一旦深陷一战就招致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式治理首先瓦解了旧的权力结构，取消了各类组织和社会群体的边界，导致了人们身居不同单位或群体但有类似行为模式和需求的“大数”现象，提高了社会群体间的同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困难。一旦发生频繁的全国性质的政策变动，威胁和机遇就会暴露出来，在一些运动治理期间，“大数”现象实际上愈演愈烈，甚至形成了地方性的斗争周期。
在合法性层面，运动治理是当国家面临强大的绩效合法性压力，并试图重构魅力绩效的合法性的过程，这往往意味着理性-法治合法性首先被打破，法律被悬置。其次，运动式治理的“政治挂帅”使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不断增长，政治化的行政问题使得治理过程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当制度性治理被暂停，非正式的政治忠诚就取代了晋升逻辑逻辑的胜任能力。政治忠诚的晋升逻辑对有治理的效性造成了困难，以至于出现包括“敷衍了事”、“层层加码”和“共谋瞒上”的奇葩现象，而随后这些矛盾将会因为“政自中央出”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集体斗争创造了不得不行的行动的政治危机。这是因为“政自中央出”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中央代言人，地方政府虽然在形式和观念上需要落实中央政策，但地方和基层政府又被允许灵活执行中央政策，于是导致了一系列高级黑行为或官僚主义戏码，不断刺激着民众。那么政治放大就不可避免了，例如政策具体执行问题被放大到政府总体问题。例如，信访制度的存在鼓励矛盾向上转移，使得地方性矛盾自发可能成为全国性矛盾。
总之，运动式治理的条件有助于理解抗争运动，因为它往往意味着缺乏法治或制度化机制，非正式权力网络的增长和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真空为集体斗争政治提供了政治机遇。 除了自发性抗争之外，另一种形式被称为“集体无作为”，或是“大躺平运动”。前面我们简单探讨了“躺平有理”的使动性、斗争性和动态性，它的政治意义也觉不能小觑。这是因为缺乏程序正义的国家，往往将它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实现各种如经济增长的绩效奇迹之上，这使得行政管理问题纷纷政治化，甚至政治扩大化，那么原本只是和个人选择或者社会经济有关的“躺平”，就变成了一种不能直接镇压的政治挑战。更重要的，躺平拥有完全的道德-法治合法性，其定义实际上是与内卷相对应的，也就是只是将10-12小时工作时间降为法律要求的8小时而已，不过这与“人口红利”的摄取相冲突。
最后两个推动自发性的重要条件是情感因素的激发和地理结构。正如前文所说，国家道德表现是人们审视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毛泽东主义道德经济”的斗争框架就积极回应了人们对平等和权利的呼吁和呐喊，被普遍使用在国企工人的斗争大潮当中。“毛泽东”的画像往往与“我们要吃饭”一类的标语被一起举起，富含了强大的情感能量。这一斗争话语在工人抗争中引起普遍的共鸣，并且极富弹性，或侧重于工人现实的悲惨遭遇，或侧重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或侧重于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或侧重于官僚腐败，或侧重于抗争的合法性。这种基于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的情感和富有弹性的共鸣能迅速在工厂和抗争者群体中传开，并让人投入到抗争中。
当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长期存在或不断恶化，预先存在的情绪使得抗争者更有可能对谣言做出积极回应，并自发加入到斗争中去。这并非是抗争者缺乏智慧，而是他们处于信息不对等的位置，正如“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就好像通钢事件中的工人们早已受够了建龙集团的投机和腐败行为，所以稍有风吹草动，工人们就立刻行动起来。在稍稍不太民主的政权中，由于缺少日常的竞争，在任何政治不稳定的迹象都会成为斗争的信号和源泉。
地理结构的重要性质，前面在讨论先锋队简单介绍过了。再次强调，威权国家虽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这就使得在很多缺乏中层组织的社会中，集体斗争都是依靠居住领土和工作空间而动员的，例如工厂、校园、退休人员社区、烂尾楼小区等等。这个时候，这些空间就不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而是成为了领土空间，即空间的权力化和政治化。在这些领土中，人们的临近交流和接触往往更加频繁和稳定，这一方面有助于抗争思想的传播，一方面有助于形成信任、团结和行动契约。工人们通过夺取生产资料从而控制了工厂的生产和物质资源，从而在工厂内建立了属于人民的领土主权！
有趣的是，生活空间的领土化最开始并不总和抗争相关，例如有段时间，很多居民小区突然不允许进出，甚至饿得出门买馒头都会遭到保安的攻击，这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小领土。领土这时是统治的工具，但随后不愿意坐以待毙活活饿死的居民，很多就把领土化的小区转变为他们的抗争的工具：互助团结、破坏铁网、推倒水马，居民们的“主人翁意识”，通过自治的“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要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土主权。
在巴黎公社中，“将不同职业的工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作为邻居所经历的有形纽带，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结构地位的抽象纽带。”也就是说，真正促使人民献身革命的不完全是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邻里关系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农民工相对巴黎公社的志愿军来说有更大流动性，这意味着他们更难被凝聚，但显然高密度的工厂或市场环境已经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浙江湖州民工抗税运动中表现的那样。以“宿舍”（8-10人一间）和“劳动车间”为基础的强动员结构，和以“阶级斗争工人领袖”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互相重叠，形成了一张富有强力的大网。这大大提高了斗争的参与率和凝聚力，能够一般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身份转化为有明确诉求的政治价值和集体行动。
地理环境作为抗争动员结构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例如大学校园的集中分布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中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法国政权有意将学生集中起来管理，这使得巴黎聚集了上万名学生和由众多学员所组成的巴黎大学，这反而为斗争提供了温床。以高密度的宿舍为基础的学生网络结构构成了学生之间互相影响，游说甚至强制参与的基础。
学院的集中分布也促进了不同大学学生之间的模仿、竞争和团结，并形成了特定的基于地理环境的斗争策略。观察发现运动期间虽然冲突不断，但法国警察基本不会进入各个学院。各大校园的高墙首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动员环境。因为缺乏足够的响应和追随，学生们并不会直接冲出校园，而是在校园内来回游行以营造出一种群情激昂的氛围，每转悠一圈便会增加数十人。其次，各个学院之间距离很近，许多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回传递其他学校的动态，以鼓励竞争和模仿。
自5月3日起，法国警察就开始介入抗争，不断冲击学生阵营。面对警察的围剿，巴黎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没有直接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是选择了“迂回”路线撤退到北索邦神学院内进行动员，然后以“游击”的形式进入先贤祠-阿萨斯学院、索邦学院、勒奈·笛卡尔学院等等进行动员。最后，几条学生队伍完成了“会师”，上万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反过来包围了警戒线，打了警察一个措手不及，最后冲上了凯旋门广场。这些策略完全是自发性质的，因为大量学生在参与时都只穿着拖鞋。
尽管地理空间和领土是几乎不可消灭的动员结构，并且已经在很多地方与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深深结合，但基于领土空间的动员同样存在局限性，一方面他有走向地方主义的倾向，从而威胁运动的扩展。另一方面，随着领土空间的去政治化和改良，基于领土而动员的运动大概率就消失了。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动员机制的威力，并发展了一系列对抗和瓦解领土动员的方法。例如，法国政府在五月风暴后期，通过“提前放假”削弱了学生们的动员力量。1968年之后，法国政府又拆散了巴黎大学，把他重新规划为十三所独立大学，从而大大增加了抗争动员的困难。除此之外，法国的集体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筑起街垒以对抗统治者，然而随着城市的重新规划和建设，道路被不断拓宽，街垒的实用性就大大降低了。
为了弥补这样的局限性，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社会运动空间”。掌握更多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者经济资本的抗争者，通过“串联和组织”把不同领土和社会空间的节点连接起来，从而形成更广泛的跨阶级跨越地域的联盟和团结。这一理论是一个实践被称为“融工”。运用这一革命遗产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超越3000名韩国学生组建“小组运动”阵营和“地区基础劳工运动”阵营，志在帮助工人提高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试图将劳工斗争引向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
学生们在经过一段共同生活工作后，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以及仅仅抱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于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最后，通过数千个地方性组织建立的规范和信任使全国各地的学生能够动员起来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进行高风险的对抗，并最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可以说，基于领土的动员抗争，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通过缓解组织的僵化，从而互补组织和自发性，在大量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基于领土动员仍逃不出其所在的政治背景的束缚。正如《大明王朝》中杭州知府马宁远所说，“桑农为什么要来带着稻农闹事？原来是有倭寇作祟！”统治阶级对跨域地域跨越阶级的联盟尤其敏感，往往采取无情的镇压。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归列宁-毛泽东”，探讨更广泛的革命机遇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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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3 00:47: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