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口理论的补充以及鼓励生育政策的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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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4-30 23:06
感谢作者的深入思考与长篇讨论文章。

提几个问题供探讨：

第一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就其他的问题先回复一下。

经济力量的最大化是一个总量的概念而不是人均的概念。所以说和缩短劳动时间并不是矛盾的。

“赢得经济竞赛”我这里主要指的是维持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其实也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非物质的结果之一。但是，如果社会主义阵营的规模不够，那显然劳动生产率会出问题，劳动时间缩短也会难以达成。我举的例子其实都是规模太小结果没法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像是尼泊尔连土改都没法完成）。而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瓦解在于，中国退出世界市场之后，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确实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个冲击不一定能一次性的击垮资本主义；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从一个长一点的时间线来看，是可以替代的。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了10年或更久，那我们还是要面临两个体系并存的局面。

龙翔五洲

转一篇与此问题有关在文章：
为什么要往死里扫黄？
浅谈 2023-04-29 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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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情背后，可能都有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越高级的事件，知道真相的人越少。

比如足球。

一场精彩的球赛背后，谁知道会是一场赌博呢？


本文仅一家之言，多一个侧面角度。不可全信。



01



贪官赖小民100个情妇。

有一个段子，95%的贪官都有情妇。为什么5%的贪官没有情妇呢？因为这5%是女贪官。

那么问题来了这和扫黄有什么关系？



有权，有钱人，他们缺女人吗？

显然不缺。

张津瑜和吕总的故事还在流传。

那么按摩店，发廊，会所等等。

都是谁去的比较多？

显然就是普通人罢了。

我记得2006年时。

上海宝山kb店一次50人民币。

所以扫黄这种东西限制的其实都是普通人的交配难度。

对于高阶级人群，扫黄毫无意义。




02



为什么要限制普通人的交配难度呢？

人有一个需求模型。

这个需求模型中有两个是本能也就是刻在dna中的设计。

1 食欲。

2 性欲。

为了满足食欲和性欲，人可以变得很疯狂。

什么叫疯狂。

1.人在极度饥饿下可以易子而食。

2.人在极度欲望下可以奸杀，参考滴滴奸杀案。

他难道不知道奸杀要死刑吗？

他当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奸杀呢？

因为性欲会让人失去理智。

不受大脑控制。

也可以叫精虫上脑！



03



于是管理者，做了一个适度安排。

它可以调节这个机制。

如果人太容易满足食欲和性欲。

那么人更容易满足躺平。

如果增加获得性欲的难度和拔高成本，那么人是不是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廉价的发廊变的十分稀少，会所，外围反而变多了，价格也很高。

我们比较下就知道了。

日本nhk有一个纪录片，涉谷门口的女孩，开房价格是750人民币快餐。国内什么价格？

欧洲荷兰阿姆斯特丹50-60欧元快餐。

这就是发达国家的价格。

国内1-2线城市什么价。很多人都清楚。



04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皮肉价格会高于发达国家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明白不是所有国家出来mai都是能够挣到钱的。

拉美的价格低的令人发指。

当男人获得性伙伴的成本很高时。男人必须就要努力工作挣钱。

通过这个调剂，男性工作的更加卖力。

举例。

合肥某大型制冷企业。他们的年轻打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他们都是月光族。

为什么？

通过和他们的车间厂长聊天得知，每个月工资一发，这些雄性就会把工资花在吃和piao上面。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放纵。

因为4000多块钱工资的，工厂打工人，找老婆结婚是没戏的，工作又十分机械和压抑。那么他们生活的爽点，就是发工资的那几天，发泄。

辛辛苦苦一个月，别人躺着两天就把钱挣了。

雄性在性欲上执着，女性是无法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女的直播叫两下，就能把钱给挣了。

调节性欲难度和成本。是可以有效的激励大家更努力的工作的。

所以整个社会的一个驱动力就是，性欲。

工作→挣钱→满足性欲。

没有性欲→少挣钱→少工作→吃饱饭→躺着。

由于现今吃饱饭难度并不高，于是通过性欲来调节变得合情合理。

这个驱动力分为两种，长期的，也就是交女朋友结婚，短期的也就是piao。

这两种在国内成本都明显高的离谱，所以我国的雄性是很苦逼的，他想满足交配欲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会很高。成本高意味着他需要更卖力的工作。

其实我们可以画一个曲线图。

性成本越低，这个国家人就越慵懒，它们具有强相关性。

不信，你去查查数据。

比如，阿根廷，那边性成本就很低，于是他们都很慵懒。

由于美国禁酒令的教训，人性不可能被行政手段压制。

所以国内扫黄也就那样了。并不会赶尽杀绝，它只是一种调节手段罢了。



05



@暗淡行者

例子：

我们以西南某省会为例，以日均150元工资计算，三餐节省一点大约40元，居住成本城中村基本在20元/天，那么就去掉了60元，大约还剩90元；市场行情一般半套五张，大约就是6天的剩余工资，符合做六休一的基本情况；全套八张半，大约是10天的剩余工资，也跟欲望周期符合。那么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基本会耗光一个劳动力的剩余工资，也就不让人太过于躺平。不过算另一笔账，假设一个人的需求是平均三天一次，每月10次，半套全套各占50%计算（有些半套其实更符合需求），那么花费是500X5+850X5=6750,按照基本生活费60/天伙食住宿计算，是1800，合计8550，那么只要月收入在9000左右，合日均300，是不是就很爽了呢？要是需求再减半呢，6750/2+1800=5175，日均172.5。

需求能减半吗？太监还想娶个老婆呢。

远航一号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5-1 00:55
第一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就其他的问题先回复一下。

经济力量的最大化是一个总量的概念而不是人均的概念。 ...

10年还是撑得住的

再说，10年时间，人口政策也来不及起作用啊

980135117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5-1 04:37
10年还是撑得住的

再说，10年时间，人口政策也来不及起作用啊

主要是如果生存了超过十年，那么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基本上就被化解了。

远航一号

980135117 发表于 2023-5-1 05:09
主要是如果生存了超过十年，那么中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基本上就被化解了。 ...

化解不了

中国脱离只是催化剂

整个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致命晚期

这是将来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远期是环境危机

中长期是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扩大到亚洲

近中期是美国霸权崩溃，没有新霸权代替

三种不治之症叠加，没救

井冈山卫士

感谢红色人口研究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写出的这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在文章中，红色人口研究员阐述了“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存在与崩溃对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政策提出了非常独到的、有意义的见解。

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讨论。红色人口研究员在阐述“核心家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提到“一对情侣之所以要组成家庭，不是因为要再生产劳动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结婚，因为亲密关系，等等。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机制是反经济的。”

可不可以这么讲，人类社会的亲密关系天生就是反对阶级社会的，因此任何健康的亲密关系本质上都是对阶级社会和与阶级社会相关的经济社会结构（比如资本积累）的反抗。上世纪核心国家反战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就提出了“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这当然不是什么革命口号，但是也扭曲地反映了群众对重建健康亲密关系的向往，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无阶级社会的可能状态。

当然，“核心家庭”或者一个时代家庭的具体组织方式所包含的内容要远远超过或健康或扭曲的亲密关系。历史上，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往往建立在“半无产阶级”家庭上。所谓“半无产阶级”家庭，就是部分劳动力参加雇佣劳动，部分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从事无酬的再生产劳动。由于再生产劳动力的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限制的延长，在工人阶级斗争力量较为薄弱的时代，资本家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可以相当程度上地低于劳动力价值（全部再生产成本）。这样，半无产阶级家庭的劳动力在低酬雇佣劳动和无酬在生产劳动的双重压力下，只能以逐渐萎缩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再生产。而超长时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极大地提高了剩余价值率，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当一个家庭中的劳动力全都参加雇佣劳动时，我们就从半无产阶级家庭过渡到了无产阶级家庭。由于时间被生产性雇佣劳动大量占用，再生产无法有效进行，无产阶级家庭通常需要以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购买大量的再生产劳动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包含了别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因此资本家压低工资的能力收到国内利润率平均化的最终限制。同时，半无产阶级家庭逐渐转化为无产阶级家庭也意味着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和工人阶级整体斗争能力的增强。所以半无产阶级家庭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人矿”逐渐枯竭的过程。当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家庭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资本积累的速度势必要减缓。

当然，从亲密关系的反阶级社会本质来讲，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意味着与再生产相关的全部生活内容的商品化、标准化、去人性化。亲密关系的实质将会被消灭，仅仅保留高度统一的形式。这自然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但是显然会迅速遭到劳动人民的普遍抵制。比如，中国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宿舍制度就是“标准化”再生产的典型例证，但是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

这一切与当今中国正在崩解的“增长的社会契约”（即“中国梦”）息息相关。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既无法进行“产业升级”，剥削海外剩余价值；又无法找到大量稳定的产业后备军来压制工资；还无法提供一代人翻两番的物质生活水平；更是要劳动人民继续忍受没有健康亲密关系的纯粹“再生产”。既坏，又蠢，更是无能至极。这样的政权是无法解决人口问题的。

此外有个技术问题。红色人口研究员提出了要将未来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2000万（按照远航的计算，稳态人口约为16亿）的想法。假设二十年后革命胜利，革命民主政权控制大陆中国大陆主要人口中心，今年刚出生的人口大约进入育龄。按照今年出生1000万人口计算，20年乃至30年后维持2000万出生人口意味着总和生育率需要从现在的1.3提高到4左右，即育龄妇女一生平均需要生4个孩子。就算是革命民主政权拿出大力气，将剩余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减少再生产负担，如此高的的总和生育率（达到或超过现在的黑非洲水平）也是很难实现的。在本世纪末，革命民主政权很可能不得不面对中国人口缩减到7亿，占世界人口比例从19%缩减到7%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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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看了下这篇文章，感觉还可以补充两点

第一个就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财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都跟房地产捆绑，而房地产又由于增长的社会契约和婚姻捆绑，所以说中国的核心家庭实际上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家庭，不仅仅要承担再生产的功能，还要承担生产的功能。就是说，不仅仅要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其组建还是资本家的重要市场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重要税源。在双重压力下，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就更加难以为继了。

第二点是，我这两篇文章对生育的“收益”侧谈的比较少，第一篇文章http://redchinac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028  主要是成本侧的计算，而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形成亲密关系作为一种“消费品的作用“。但是，物质性的投入产出似乎没有列入其中。我在后一段再讲讲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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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社会的生育的回报，主要参考了一本英语的书里面提到的埃及的农民的生育观点。这本书名字是”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在历史学里面应该很有名。虽然说是modern，不过那是19世纪初的埃及，基本上还是个农业社会。这里的第七章提到，当时的埃及的小孩在五到六岁就会帮助犁田或者看管牲畜。年老的埃及人一般依赖于子女的赡养，但是相当多的埃及老人经济状况会恶化为乞丐。（原文：[size=9.9626pt]. At the age of five or six years, the children become of use to tend the flocks [size=9.9626pt]and herds; and at a more advanced age, until they marry, they assist their fathers [size=9.9626pt]in the operations of agriculture. The poor in Egypt have often to depend entirely [size=9.9626pt]upon their sons for support in their old age; but many parents are deprived of [size=9.9626pt]these aids, and consequently reduced to beggary, or almost to starvation.）
另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提到过殖民地时期北美的生育回报，原文是这样的（在第一篇第八章，论述增长、停滞和衰退的国家对工资的影响的地方）：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以及欧洲大多数共他国家的居民，在大约五百年内，不敢说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就现在说，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离去双亲家庭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推算起来，足有纯收益一百镑的价值。

然后，中国在宋朝以后，很多地方有杀婴、只保留”二男一女“的记载（苏轼《与朱鄂州论不举子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

总的来说，这些记载其实推翻了一些传统的看法。首先是农业社会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高死亡高出生低增长“的阶段。毕竟殖民地的美国显然和工业扯不上一点关系。另一个是农业社会同样有控制人口的方法，只是在现代看来显得残忍。最后就是，这给了农业时代的生育回报的一个大致的图景：

农业社会其实不是子女要给父母养老（从埃及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老人陷入贫困的现象很常见；更何况农业社会似乎是没有退休的说法的），而是儿童5，6岁就开始干活。而他们到了成家，怎么也要20岁了，特别是男性。这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是父母的劳动力。工业社会的童工也许也可以这样。但是童工的问题是，儿童很容易绕过“中间商”直接和资本家建立联系，“成年”，也就是经济独立的时间就提早了。

在农业社会，子女的成长时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婴儿期，完全依赖于父母，第二部分则是儿童期和青春期，给父母干活，相当于“还债”，然后就成年、独立了。也因此，农业社会很明显也有了人口限制的机制。如果人口太过密集，以至于人均土地太少、或者有地主的情况下地租太昂贵，劳动力就没有回报，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那农民就会主动的，尽管是通过”生育后堕胎“来停止生育，就好像苏轼记载的情况。除非改为种植商品化的经济作物，棉花和烟草等等——这些新“技术”或者说新商品意味着劳动力边际产出又增加了。同样，如果土地很多，那哪怕是农业社会，也会出现人口爆炸。非洲（仅仅是农村非洲）以及以往的美国（很明显你不能说17世纪的美国医疗条件和工业水平多么进步）就是这个情况。


总的来说，农业社会，包括现在的黑非洲和印度在内，总的特点是：在一般的，也就是土地还没有开垦完毕的情况下，子女哪怕才五六岁，都对于父母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他们会尽可能的多生孩子。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按埃及的例子，子女给老年父母的赡养其实经济意义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在古代，子女带来的经济回报主要是在成年以前。这就说明了折旧或者说回报周期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土地接近开垦完毕，那么多生孩子就没有意义，因为生了，也没有土地来耕种。这时候的实际生育率就会非常接近更替水平。例如说之前的宋代的例子。注意，由于古代倾向于杀女婴的落后习惯，这时候的更替水平就不是”一个女性要生2.1个孩子“，而是”一个女性至少要生一个女孩“，所以说宋代的生育率按照苏轼的说法虽然是3，但是仍然是更替水平。某种程度上，今天印度虽然还是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生育率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可能也是由于土地接近开垦完毕。

其实古代农业社会父母的这种行为，可以和现在的资本家做一个比较。资本家在有利润的时候，往往会哪怕借钱也要添设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获得更多利润。但是如果市场饱和，就会倾向于维持现有的产能，但是也不下降。农业社会的生育也是如此。黑非洲的生育率之所以有6，其实这就类似资本家加了十倍的杠杆来投资——因为这个生育率差不多刚好是妇女的生理极限。而印度的生育率之所以大概是2，这就好比市场已经饱和了，于是资本家虽然还能赚很多钱，但是也只能维持生产规模不变。

但是，对于工业社会来说，由于必须要受教育，而且由于工业劳动比较危险、不适合儿童（虽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是必须要有童工的，但马克思毕竟也有局限性嘛），不管怎么样，简单的复刻农业社会的模式，就是说重新搞出儿童劳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工业国来说，生育的经济回报是不存在的。而只存在情感”回报“、亲密关系的”回报“，维持生育率在1 以上但是低于2的水平。这个我在本贴开头的第一部分讲过，就不再重复。

另外，正是因为工业社会的生育的经济回报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其实不能说由于生育成本的上升，导致生育率的降低。因为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回报。如果一个业务没有营收，很明显不管成本多么低，都是不会有资本家来投资的。

对上面的生育回报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农业社会的父母是”资本家“，计算投入产出，然后生育率在2-6之间波动。而工业社会的父母仅仅是亲密关系的”消费者“，生育率在1-2波动。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分析一下补贴生育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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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干涉生育率的逻辑其实是，通过政府的补贴，让生育后父母拿到的钱超过他们的支出，然后生育就会重新产生经济回报，从而重建”资本家“的逻辑。所以，恢复到农业时代的生育率，显然是可能的，因为鼓励生育的机制和农业社会是一致的。当然，真要长期回到6的生育率，显然环境承载力就不够了，但是，在短期（20年之内）把一代人的生育率提到很高，维持总人口的稳定，仍然是可行的。

不过，在这里有很多的细节。我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讲的有一点不太明白，这里做一些补充说明。

首先是，要重建”资本家“逻辑，那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根本性的，最基本的原理，是补贴要大于成本。工业社会的子女对父母短期不能带来任何回报，所以说生育这个”投资“唯一的”营收“就是政府发的钱。如果这个钱不能覆盖成本，那显然对生育率的帮助只能说聊胜于无。显然，亏损百分之100是亏，亏损百分之1仍然是亏，不管哪一个，资本家都不会投钱。现代的所有工业国的生育补贴其实都非常的微弱。按照我前文的计算，2000万新生儿，或者维持人口不变的开支，相当于百分之8的GDP，但是现在除了法国，所有国家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连一半都达不到，等于说现在这些”鼓励生育“的国家，父母做”投资“还要承担百分之50的”亏损“，虽然相对于百分之100肯定好一点，但是仍然是亏损，因此就仍然不会投资，生育率还是在1-2波动。这种补贴的办法显然是无意义的。这才是”补贴生育没用“的说法背后的原因：不是补贴本身没用，是补贴不能覆盖成本。

然后，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做进一步的逻辑。社会主义的政府显然对生育的干涉不能完全靠货币。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了相当的生产流程，就有必要用好这个杠杆。换句话说，不仅仅要让补贴覆盖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相关的政策、干涉，让不必要的开支减少。

在原文的第三部分最开头的部分，我就提到要加强学校的覆盖范围。这是因为教育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内卷所导致的。所以，国家进一步的干涉教育，确保教育的平等，就能在不损伤人口素质的情况下降低教育成本。在”政府补贴要能覆盖生育总成本“的逻辑下，这就等于降低了财政压力。

而在后面，我计算生活资料开支的部分，和梁建章的计算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 ... cwiwss2222473.shtml，可以更进一步的做一个对比。梁建章的逻辑是就是简单的用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乘上18；不仅如此，还要把全家庭的文化教育支出，集中到儿童的身上，让儿童每年的抚养开支超过人均居民消费支出。

但是，我的计算里面，很多的开支就去除掉了。原文是这样说的，”这样算下来每年支出是一万一左右。和全国人均支出来算，主要的减少项目是：居住支出6000；通信支出3000，文教支出2500，医疗1000（砍了一半），其他500；其实这些减少都很合理。这样就只剩下一万一了。最多加上建安成本（但是其实不是，因为房子空出来了还是可以住人的）。那也就1.2万。“

”这里的减少都很合理“，可以进一步分析。首先，居住支出主要指的是房租，但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是国有的，也就是说，政府发下去的补贴，用来用作租金的部分，又通过租国有的住房还了回来。所以说政府补贴的实际支出中，这部分就可以减去。文教支出作为父母让子女参加内卷的支出的反映，通过国家控制教育，同样可以节省。这些节省都是合理的，节省的资金甚至可以加大在例如说儿童的饮食上面的支出。通信也是如此，因为控制未成年人的手机和电脑使用显然是应该的；另一方面，通过管理好学校的地理位置，就能很大的降低交通的开支。

此外，文章第三部分的最后几段，即对父母的具体的补贴的方式，其实也是有说法的。这里的要点在于时间意味着风险。现在特色当局搞出了一堆很离谱的鼓励生育的办法：如果有二胎三胎高考就会加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小孩从出生到高考都过了18年了，那时候高考的难度谁都说不定。要奖励一定要及时奖励，不能拖到明年，最好也别拖到明天。因此，我建议的补贴方式，并不是像现在的很多工业国那样，每个月发个几百欧元，然后就不管了，有时候甚至为了财政还要砍。我提出的补贴方式在于：1，学校的时间大幅度延长，包括了周末、寒暑假，和早晚饭；2，大规模普及托儿所；3，一次性的，但是大规模的怀孕补贴。前两个本质是在说，只要生了孩子，那抚养就首先是学校机构的事情，就不需要父母精力；而且，儿童的主要的开支，也通过学校的统一采购来满足了（校服、食堂，等等）；你只需要管怀孕到哺乳的那几个月就行了，后面不用操心也不用花钱。这样，对于父母来说，这就是不是连续20多年被孩子”套牢“，而是一个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出手“的”投资“。

不仅如此，上面提到的3，一次性怀孕补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灵活。如果我们需要暂时的调控出生人口，那么改变怀孕补贴的数额，能影响未来的父母的利益，却不会影响已经生了孩子的父母的利益。而如果这不是在生产的时候的一次性补贴，而是分散在18年的牛奶金，调整就会很得罪人（得罪那些家里有个几岁孩子的父母）。我的模型里面假设是补贴6万人民币一胎。如果不够的话，可以进一步增加到10万人民币，那就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或者太多了，就可以减少。


当然，有的网友会问，我这么斤斤计较，这么计算成本收益，是不是有点太恶心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之所以变质，其实就是因为父母被”套牢“了，被教育内卷压得喘不过气，然后把这种扭曲的期望投射在孩子身上。但是在我上面的提到的模式里面，父母的”投资“仅仅是从怀孕后期到产后休息的几个月，然后就拿到报酬了，后面孩子的开支和抚养都是公共机构负责，和父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住房分配上住在一起、靠得很近，以及国家承认的亲属关系。这样一来，父母和（已经出生的）孩子的经济关系就被斩断了，但是物理距离并没有被斩断，这时候反而可以形成更亲密也更纯粹的关系。

∀与∃

点错了，文章的表态本来想点握手，点到雷人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