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党-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

寻找真理

作者：福莱德·英格斯特（FRED ENGST）
本文是2011年7月9日作者在菲律宾召开的人民斗争联盟第四届国际大会上所宣读论文的部分内容，现将其译为中文，供网友阅读—天共言)
我想借此机会，谈论四个有关的问题：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能否通过崛起，成为一个所谓“发达”的国家？
第二中国如果能成为“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做不到？
第三中国的崛起，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第四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人民意味着什么？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中国能否通过崛起，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如下：虽然中国迄今的发展主要是依赖低技术的血汗工厂—出口导向型的工业企业取得的，（出口型工业产品主要为了满足跨国公司的需要），但这却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资本主义“改革”的模式，未来中国的发展很可能采用不同的模式。一方面，就经济规模总量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许多工业产品最大的生产者，如钢铁、汽车。中国某些经济学者预测中国将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按照采购价格的均价计算，中国在五年之内，就可以赶上美国。另一方面，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人均数计算，要追上发达的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GDP的增长，主要靠建筑行业（如水泥、钢铁）的繁荣驱动起来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就不太可能找到别的驱动GDP新增长的引擎替代房地产业。
问题是中国能否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come Trap）。“中等收入”这个词语是亚洲银行（ADB）一些头脑愚蠢的经济学家，用直观视角观察世界而杜撰出来的。他们像回避瘟疫一样回避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概念。如果说中等收入称为“陷阱”的话，这正是帝国主义设计的陷阱。因为跨国公司从来不关心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其获得技术。他们竭力把工业食物链提升至更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上，把中国定格在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地位，因为中国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党-国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党-国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上必须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地位。正是这种地位驱使中国的产业政策向着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技术的工业发展，稳步地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食物链，摆脱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然而，中国近百分之八十的劳动生产力在私人企业工作，只有较少的劳动生产力分布在一些关键性产业—石化工、煤炭、电力、铁路、航空、交通运输网络和银行金融服务行业。由国家控制的垄断性企业及涉及国防的工业。这些企业很少关注短期利润，而是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长期工程项目。投资基础设施和战略企业，如全国高速动车网络的建设，就是这种投资政策的例证。
恰在几天前，我乘坐了一次由北京至天津的高速动车，大约100公里的路程仅仅用了三十分钟，如果动车以最高速度行驶的话，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这是世界上没有人做到甚至连美国人也做不到，而中国正努力做到的事情，对此奥巴马感到很震惊！总之，我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个所谓“发达国家”，原因是它的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但是，中国的这种“崛起”，将来是不会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在我本篇论文下边的叙述中将会看到。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呢？换句话说，为什么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不能成为或者今后也几乎不能成为所谓“发达国家”呢？我的答案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向你们宣传的说教不同。我认为，中国的发展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发展本土的经济，必需首先打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在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之前，必得有一个独立发展的时期；否则，它的本土经济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被跨国公司所窒息。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由于遭到美帝国主义的封锁，被迫断裂了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而正是这一断裂使中国获益匪浅。那时中国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在50年代，中国从苏联得到了没有附加条件的大量技术，加速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进程。1959年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导致了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又是这种困难时期，迫使中国走上更加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从50年代初到1970年，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的情况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改造，即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工业国家。
上述成绩所以能够实现，也是因为农村的农业生产实现了集体化。那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的剩余农产品是中国为了工业化积累资金的主要源泉。集体化的农业可以通过更好地利用土地、劳动力及其它资源，不仅能够增加生产，而且能为农业机械化提供繁荣的市场。这种工农业的相互交流，相得益彰，又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70年代末期，当中国的新精英们，决定在全国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时，他们发现宁可通过讨价还价与跨国公司在许多工业部门建立合资企业，也不愿使国家处于跨国公司的全面控制之下。他们认为大量先进的国有独立经济，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办合资企业的办法，使全国进入资本主义经济。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大讽刺。首先，他们把中国社会主义独立发展的时期，看作第三世界国家中有可能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例证；的确，在此之前他们也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当中国有了全面的工业基础之后，却认为中国有两条道路可走（如像前苏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从一个落后的工业国在二战后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尽管这两条道路对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但中国的精英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使中国有别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第二个因素，在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即1949年中国的革命彻底地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因为这场革命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在整个第三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能够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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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土改后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则使农民整体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农民第一次享受到民主的权利，如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农民自己决定他们的土地如何生产。随着集体化的进展，集体经济代替了个体经济，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权利。
1979年中国新上台的精英们开始“改革”时，就首先打烂了农村的集体经济，重新使农民变成了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体户，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在农村还没有完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前，原来残存在农民小生产者头脑中的自私自利的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准备了条件，因为每个农户都有承包的一小块土地耕种，能够自由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本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土地承包时期，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还向中国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无限的，驯服的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劳动力，一旦在城市不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农村务农。因为绝大部分中国的农民与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无地农民不同，中国的农民不是迫于贫困而到城市打工，而是因为到城市打工可以挣一份额外的收入。这种情况就使城市的资本主义企业，只需付给最低限的工资就能吸引大批农民到城市打工；于是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成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得以实现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三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了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快速发展，都需要进行长期性项目的投资，最重要的是进行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于是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就应运而生了。如像我前边说过的那样，这种体制能够不计短期利润，进行长期项目的投资。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一直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就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根本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但是相比之下，第三世界的某个国家的比较强大的国有企业，能够使跨国公司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变得更加困难。我把中国与菲律宾（虽然我对菲的情况了解不多）作为对比例证说明一下，即跨国公司在菲律宾根本找不到投资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的物质环境。菲律宾是一个由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掌权的国家，只有在他们获利的情况下，才愿意把资金用于开发资源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否则，他们只愿把资金用来豢养军队和警察，以维持其统治。即使搞一点基础设施，也只限于建立出口加工区及港口建设。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少有兴趣搞工业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建设，也不会对那些不能获得即时、直接利益的长期项目进行投资。
在欠发达的国家，如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俄国很类似于中国；印度和巴西则缺少官僚资产阶级（即有能力长期投资的阶级），而且两国都有着封建主义的遗产阻碍着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
总之，我认为有一个独立的发展基础，有一个摆脱了封建主义枷锁的经济体，有一种长期投资的能力，这就是中国能够实现大发展，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试图实现，却不能实现大发展的三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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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
（1）先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说起。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崛起，实际上是在牺牲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国新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70年代末接管了国家权力后，立即做了两件事：第一，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试图把以前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并非自然形成的垄断企业）改变成私有化的企业，并把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变成企业的所有人；第二，把沿海地区开放成外商直接投资或其他资本家企业的投资场所。
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的工人阶级就觉察到他们自身不再是统治阶级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国家减少了对长期项目的投资支出，增加了对消费品生产的投资，以试图安抚对新体制的不满情绪。虽然这些措施改善了城市大部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但更广阔、更深刻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地暴跌了。工人失去了批评他们以前工厂领导人的权利，任何不顺从的行为都成为被解雇的理由。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在国有企业中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及私有化的试图，这就迫使新上台的统治阶级转向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因为农村是社会主义制度最薄弱的地方，在农民的头脑中存在着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九十年代初在农村成功地解散了集体经济之后，新统治阶级就立即回师城市，把大部分国有企业廉价卖给了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的牛奶挤干以后，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建立了自己的私人企业，反转过来正好与他们管理的国企进行竞争；通过这种方法，这些新精英们就申请国有企业破产，由此打断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脊梁骨，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工作位置就随之由来自农村的新工人取而代之。这是三十年来中国资本主义改革最成功的一步棋。现在，中国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新工人是原来的农民。
但是，中国快速扩展的工人阶级队伍开始了下降的势头，尽管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是世界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但他们却是断裂的、受着超级剥削的最大部分。虽然他们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组织，但却处在一种仇恨的偏执状态中（私人企业中这种仇恨偏执状态更甚），而企业主仍然把这种低层的的工人组织视作对其权力的直接威胁，想尽一切办法镇压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努力。另一方面，近年以来许多来自农村的工人加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他们只是农村家庭中的第一代工人，他们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观念，阻碍着工人阶级的观念（即阶级解放的观念）的觉悟和斗争的发展。
然而，工人阶级觉悟的崛起，恰是中国新统治阶级最惧怕的事情。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斗争高潮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自此之后，中国新一代的雇佣工人的几波斗争浪潮，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及沿海地区的私人企业中。他们的斗争都是为了提高工资，反对血汗工厂的剥削及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已经成为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认为回归农村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时他们的工资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中的主要来源，那种除了种地之外再到城市打工，额外挣一点钱的时代结束了。
最近几年，私人工厂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进行具有战斗性的斗争，如罢工、游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党-国的国家机器并非完全出于顽固的偏见，但比任何私人资本家更敏锐地觉察到工人阶级组织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在工人阶级曾经掌权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力量。因此，国家可以允许其他阶级有自己的民间组织，但绝不能允许工人阶级有自己的组织。支持工人阶级斗争的网站被国家机器反复关闭，就传递了统治阶级忧心忡忡、恐惧不安的一种信号；由于顽固地封锁媒体，使身处中国之内的人们比身处大陆之外的人们对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情况了解的更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2)   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农民的斗争
传统上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在中国消失了。他们或者变了城市的工人—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减少—或者变成了农业企业的雇工。
     农民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斗争，早期表现在农业税收上，两者经过若干年的激烈斗争，国家在几年前最终放弃了征收农业税。这是因为征收农业税，国家付出了太高的社会经济成本；后来国家甚至进一步向农民提供小额的象征性的补贴。
     最近几年的斗争集中在城中村改造和城市郊区强迫搬迁政策上。由于城市扩张，地方政府就尽力用最便宜的价格攫取农民的土地。地方政府不顾中央政府反复的“严厉”警告和“禁令”，仍然强迫农民搬迁或者以住房“升级”改造为名，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把土地拍卖给开发商，这样就避免了开发商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使开发商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输血管道，为地方政府输入了百分之五十的财政收入。这种土地的抢劫最近几年引起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最大诉讼争端，导致全国性的广泛的暴力镇压。
（3）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资本家的内部矛盾。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层是一个党-国官僚资产阶级，它控制着全部的国有企业，并控制着国家政权。中国不像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那样也关注私人资本家的利益，中国党-国的官僚们除关心自己的利益外，对任何别人的利益，都不顾及。
中国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缺少内部的凝聚力，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体制内的官员们，没有安全感。他们在这个官场俱乐部里，同其他官员一样，通过同样的渠道，吮吸中国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依靠他们在体制内的成员资格，拥官自肥。这种官场俱乐部的游戏规则，全然不同于市场上的游戏规则，一切事情都依靠官员个人地位的标牌，并结合每个具体官员制定的不同的潜规则进行操作。官员们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官僚集团内地位较高的官员比地位较低的官员可以分到馅饼的较大份额。这种情况下，一些官员经常遭到贪腐的指责，随时都有被踢出俱乐部的风险，所以没有任何人感到安全。只有当彻底进行私有化并使之永久化后，官员们窃取的国家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他们才会感到安全。
在私有化的同一个时期，中国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即私人资本家在最近的三十年中得到了难以置信的大发展，正是这个阶级的亿万富豪们，在胡润“财富杂志”榜上占有很大的份额。官僚资本家与私人资本家之间的联结关系是隐性的。一方面，党-国官僚资本家与私人资本家的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的繁荣昌盛，例如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就是如此。更甚者是两种资本家的一些富豪来自同一个家族；另一方面，私人资本家的强势增长必将改变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并占有主导地位。私人资本家一直在要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由此提高其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声音。
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这里（中国）没有开展这两种资本家政治斗争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威胁中国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不是来自外部的任何势力，很可能如前苏联那样，来自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内部爆裂。党-国官僚资本家同私人资本家的冲突—这种冲突典型的表现就是东欧各国的所谓的“颜色革命”—也许在某一天出现在中国。
第四个问题，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人民意味着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被置于美国控制之下最大的一个经济大国，其它经济大国，如德国、日本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并非真正的独立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是，美国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或者说在多长时间内，允许中国的发展而不导致两个国家的直接对抗呢？
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全世界的资源有着难以置信的胃口。虽然中国的许多工业部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但中国为追求更多的资源，如石油和铁矿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的控制发生冲突。
中美之间争论的另一个领域，是关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问题，因为这种游戏规则是美国制定只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规则。面对美国制定的规则，中国有两种选择：要么效法日本和德国，变成美帝国主义驯服的侍从；要么在需要的时候，向美国的控制发起挑战，以求改变某些规则，有利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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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所谓的发展战略就是“tao guan yan hui”(韬光养晦—译注)。很明显，中国宁可长期忍耐，也不愿追随日本的模式，成为顺从美国所定游戏规则的玩家。
如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灭绝性杀害的犹太人的情况那样，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国家的名义下，却变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者。中国现在正进入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中国不再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而且进一步，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压迫的国家。中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在与霸权主义作斗争或争夺霸权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中国往往选择后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感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相结合，正在推动中国朝着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中国已经做了走向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在保护它的船支免受索马里海盗袭掠的借口下，把它的军舰派往中东地区，它正在建造许多航母中的第一艘航母。中国在海外的总投资很快就会超过它从世界各国接受的投资总和。中国不再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它好像在欺负邻近的国家并力图成为美国统治全世界的小伙伴。但这种美中伙伴关系又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崛起潜存着相互矛盾。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美国又把中国看作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帝国主义国家不只是在两方面之间作某些人所作的那种选择，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基础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巨大“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也不会例外。为了发达，中国必将或迟或早要与帝国主义的现状发生矛盾，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发生在哪些国家之间，这要看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是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按照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这种排列来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但是，美国保持对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在今后的五十年内几乎是不可能了。美国的坠落将不会是和平的，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再兴（reemergence）,也绝不会是和平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必将发生战争，只存在一个发生战争的时间问题。迄今为止过去的七十年中之所以几乎没有发生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向二战后的美帝国主义发起挑战，这种局面不可能永久延续下去。美国的确是迄今为止空前的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也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超级大国。在一个现有核武器的能量足以多次消灭世界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像二次大战后，它代替英国霸权地位那样实现。只有经过残忍的斗争，才能打到它。
美帝国主义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美帝国主义的衰败是无法阻止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它的工业基础设施已经瓦解了，与其说它越来越多地依靠军事力量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不如说它更多地是利用经济力量维持其经济不致下沉，即输出通货膨胀—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然后通过美元贬值，达到否认债务的目的—这就是美帝国主义采取的最新的一种赖债的花招。
当美国走下坡路时，中国脆弱的党-国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不发生内爆的话，中国的崛起将更加打乱世界大国的力量平衡。为了保证党-国官僚资本主义者的执政地位，目前中国鼓动兴起的一股民族主义思潮就是维持其执政地位的一个手段。
或迟或早，这种大国力量的动态平衡，必将引起战争，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是全世界革命制止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就是战争引起全世界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再来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则会教育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真实的罪恶。人民必将认识到：为了从帝国主义之间的毁灭性战争中解放全人类，必需推翻帝国主义；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就必需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否则，人类没有别的出路。下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必将完全彻底地消灭地球上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到那时美国曾经掌握的全部核武器，在面对它自己的人民造反时，都将毫无用处。

飞舟

就目前来看，中国不会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只会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可能会发生分裂
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早已不再是国内的事情，而是国际的事情，是民族间的矛盾了——它被美国资产阶级深度介入了，性质已经改变

王海明

轉貼者是在借用外国人的嘴，鼓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解放生産力，資本主義複辟促進生産力發展，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只有社会主義才能救中国”的英明論断，是假左派，真右派。

马列托主义者

楼主的帖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生战争了才能有革命，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社会主义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发展为战争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比如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恰恰是革命失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马列托主义者

如果第二国际能解决资本主义矛盾，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如果共产国际能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

王海明

轉貼者不懂得發生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産関係和上層建筑巖重阻碍并且破壊生産力發展的情況下才能發生。一个正在崛起的發達工業大国是不可能發生革命的，之所以経済發展迅速，正証明了它的生産関係和上層建筑是完全適應生産力的發展的，是符合社会發展的客観規律的，違背社会發展客観規律的“革命”是反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