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力是一種社會業因與業報統一的社會批判機制

雲霄翼

公權力是一種社會業因與業報統一的社會批判機制

經過三十年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劫掠性開發而引發的亡國滅種的危機，以及公權力瓦解所引發的道德淪亡、遍地盜騙婊困局，不得不再次反省三十年前我就意識到的自然資源第一、社會公權第二、傳統文化第三的想法。

「自然資源第一」這是甚麼主義？以前的大陸教科書一提及祖國，無不首先要說「地大物博」。改革開放的最大顧慮是甚麼？如果你受過多種法西斯勢力的逼害，對各種法西斯勢力的邪惡本質有過深刻的切身體會，那麼對改革開放的第一個顧慮必然是內內外外的強盜們要來搶劫中國的「地大物博」。「謾藏誨盜、冶容誨淫」，古有明訓，受過法西斯勢力百年毒害的國人，豈能沒有直覺的警惕？只要能真正認真的思考，如何會不明白這個道理？

三十年前，我提出自然資源第一、社會公權第二、傳統文化第三的想法，正是出於常識、經驗與直覺。要保護自然資源，就必須有社會公權，所以社會公權第二。傳統文化具有啟蒙的功能，但也僅僅具有啟蒙的功能；現實社會的複雜程度，遠遠不是用傳統文化理論可以簡單套用的，所以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排第三。只要真正認真的思考，這些道理極容易明白。

我的這個想法，當然不可能為當時的權貴所接納。中共的權貴如楊尚昆輩，早就與香港的富豪有魚水之歡，他們最羡慕香港富豪的生活方式，只希望把中國的一切都賣盡搶盡，然後跑到國外當寓公，「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當我從電視上看到鄧小平會見香港李富豪的場面時，不禁私下感嘆：「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財大才能氣粗」，這是楊尚昆對香港媒體公開表達的真正信仰。八年之後的廣場風波鎭壓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遍佈全中國各大報章的頭條甚至全版。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正是香港霍富豪的摯交楊尚昆。

但對於我的「自然資源第一」的說法，也有人跑來責疑：日本沒有甚麼自然資源，但經濟卻能發展得很好，比中國還好，所以自然資源不是最重要。

我提出「自然資源第一」的說法，本來就是針對改開初期「謾藏誨盜、冶容誨淫」的民族危機而言，本質上不是要與誰討論甚麼「純理論」問題。如果一會兒要拿日本、一會兒要拿甚麼東西來比較，沒完沒了，只能是混淆視聽。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到，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民族中興的第一課，正是從「廢物利用」的普遍國民教育開始的。日本人愛護自然資源的態度，豈是那些流氓無產階級的權貴們所能比擬的？我當時對流氓權貴資產階級「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批判看來並沒有錯，但在一個萬民學香港的時代，對此我個人除了出於人類良知而提出批判與警告以外，其他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

現在有網絡上的評論認為：30多年的經濟發展，吃的是毛澤東時代積累的老本，付出了極大的生態環境和能源資源代價。這種發展，完全是一種掠奪式的畸形發展，面臨舉世罕見的可持續發展的危機。有人說，30多年的發展，是吃了祖宗三代，坑了兒孫萬代，肥了5%的達官貴人，苦了95%的平民百姓。

社會公權力又是甚麼？流氓權貴資產階級要利用香港關係而實現掏空國家、劣化民族、奴化百姓、化公為私的居心我是在三十年前就看得很清楚的，並且指出這會導致公權力瓦解，從而引發全社會的信任、信心、信仰危機與道德淪亡。對於「逆取順守，發財立品」的香港哲學，我當然無法認同，於是提出公權力三原則予以反駁。我用赤子之心、體育精神、善性社會這三個辯證統一的原則為公權力定性。用「赤子之心」來安頓良知、用「體育精神」來安頓良能、用「善性社會」來安頓善惡果報。但在一個萬民學香港的時代，出於人類良知而提出的這種批判與警告，基本上沒有甚麼用處。據網絡上的信息，中國現在已經是：

乙肝第1大國：2010年3億多乙肝，2億多高血壓；糖尿病第1大國：超9200萬，另有1.5億潛在患者；癌症死亡第1大國：癌症死亡率30年增長八倍以上，約占中國死亡人口20~25%；3.1億多心理疾患和精神病，8400萬殘疾人；自殺占全球30%，每年60多萬人自殺！

提出了我的資源、公權、文化「三大主義」（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前身，民族、民生、民權，也叫做「三大主義」）以後，由於無法改變現實，這不能不讓我思考為甚麼？

首先是理論的問題。香港由於是「碼頭文化」孕生、多種法西斯勢力並存的成熟的邪惡社會，所以各種文化都能有存在的空間，也就是所謂「自由」。無論哪一種文化，當然都有啟蒙的功能。但現實世界太過複雜，如果要簡單地將文化理論套用到現實，那肯定會亂了套。文化大革命中的唯階級鬥爭理論與後文革時代的唯生產力理論都是簡單理論與複雜現實對應不起來而亂了套的典型。

其次是現實問題？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問題在於馬克思解釋世界的理論錯了，因此改變世界的理論也錯了。很多人批判馬克思，但除了我從來沒有人指出過馬克思理論的致命要害在於對公權力的理解。馬克思看不到社會自然秩序與公權力天然對立的本質。公權力的確立之處，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而是自然社會與批判勢力的矛盾運動。公權力是自然社會的批判勢力，不是批判的武器也不是武器的批判，而是指引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的業因與業報的批判，也即因果的批判。

在一個自然社會的各級秩序之中，往往充斥著盜騙婊，而常常予人「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不是賊，就是騙子與婊子」的感覺。公權力正是這樣的秩序的一種批判勢力，一種防盜防騙防婊、治盜治騙治婊的社會機制。

（事實上，社會上的性工作者往往是弱勢社群、值得同情，而宗教婊子、政治婊子、文化婊子的卑劣才是和盜賊與騙子同一級數。對不起了，為了批判宗教婊子、政治婊子、文化婊子，不得不沿用傳統的說法。是宗教婊子、政治婊子、文化婊子的卑劣，沾污了性工作者們的清操。）

無論哪一種文化，當然都有指導認識現實的啟蒙功能。但如果要簡單地用理論與現實進行對應的套用，就必然起到簡化現實、愚化民眾的「負啟蒙」作用。

如上所述，流氓權貴資產階級早就鐵了心要利用香港關係而實現掏空國家、劣化民族、奴化百姓、化公為私。他們對於如此作為的罪孽並非不明白，他們之所以敢於鐵了心，就是因為有無數的宗教盜騙婊、政治盜騙婊、文化盜騙婊能為其所用。

上面說過，文化大革命中的唯階級鬥爭理論是與複雜現實對應不起來而亂了套的典型。根據我的理解，其實階級鬥爭並不是不存在，而是複雜的程度遠遠超過馬克思的理論。第一，不同的階級並非只有鬥爭，而是還會有聯合與互助；第二，階級的鬥爭、聯合與互助並非只有馬克思所說的那幾種，任何兩個人就都可以是兩個階級。

我所看到的階級互動（不要只說鬥爭），是一種全方位的、立體的、多維的互動關係。文革的唯階級鬥爭理論，簡化現實、愚化民眾的目的在於感召罪性、感召狂熱，讓民眾迷失公權力信仰，變為權貴「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走狗打手。

雲霄翼

公權力是一種社會業因與業報統一的社會批判機制(2)



我所看到的階級互動（不要只說鬥爭），是一種全方位的、立體的、多維的互動關係。文革的唯階級鬥爭理論，簡化現實、愚化民眾的目的在於感召罪性、感召狂熱，讓民眾迷失公權力信仰，變為權貴「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走狗打手。


現在有許多某家某經治國的說法，招魂往聖以為自己臉上貼金。這又是簡化現實、愚化民眾的罪孽作為。上面說過，任何一種文化傳統，都有指導認識現實的啟蒙功能，但也僅僅具有啟蒙的功能。啟蒙不應該是片面的，而應該是全方位的、立體的、多維的，這樣才能更有助於幫助後學認識現實。非此即彼的排他與權爭，只是斷人慧根的罪孽作為，與啟蒙的應有功用南轅北轍。


文化是啟蒙的問題，治國是公權力問題，豈能混為一談。如此簡化現實、愚化民眾的結果只能是感召罪性、感召狂熱，讓民眾迷失公權力信仰，變為權貴「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走狗打手。


也有人以政制之爭來混淆公權力問題。現實是第一性，理論是第二性；任何政制都只是公權力的載體，公權力才是目的，政制只是形式。政制的優劣的衡量機制只有一個，就是防盜防騙防婊、治盜治騙治婊的社會批判功能，不論是在政治上的，還是在宗教上、文化上的。公權力不應該是片面的，而應該是全方位的、立體的、多維的，這樣才是人類進化的唯一方式。


那麼，流氓權貴資產階級用甚麼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勢力與利益呢？


第一是對說出他們的罪孽真相的人進行打擊報復，第二是收買宗教、政治、文化的盜騙婊來阻礙社會對公權力的訴求，甚至進一步簡化現實、愚化民眾，感召罪性、感召狂熱，讓民眾迷失公權力信仰，變為權貴「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走狗打手。


那麼，流氓權貴資產階級做得對嗎？


首先，他們混淆了私權力自然社會與公權力的本質。私權力與公權力的對立就是善有惡報、惡有善報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對立。私權力往往是善有惡報、惡有善報的。例如，你揭露了他們化公為私的盜騙婊行為，他們就有能力對你進行打擊報復，這就是善有惡報。而政治、宗教、文化盜騙婊們跑出來粉墨登場，混淆視聽，實質上為他們當走狗打手，就能得到他們的獎賞，這就是惡有善報。


但與此同時，流氓權貴對那些政治、宗教、文化盜騙婊們的作用也有懷疑。三十年來，流氓權貴們盜國賣國的同時財富和權勢與日俱增，但社會風氣的敗壞也是與日俱增；流氓權貴們慈善行為與日俱增，但國民體質的敗壞與自殺率也是與日俱增。流氓權貴們開始懷疑，那些政治、宗教、文化盜騙婊們能夠保護他們的財富與權勢到何時？


其實，流氓權貴資產階級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逆取順守、發財立品」在以往或者是事實，但在未來卻不一定是事實。將來的人會問：那些以貪治國、竊國者侯的國賊們，他們究竟是與誰勾結才能誤盡蒼生的？說他們竊國賣國，他們將國家賣給了誰？誰才是接贜者？


加拿大自稱講人權，其實卻是兼用「投資移民」政策來為流氓權貴接贜。如果說，流氓權貴的竊國行為已經不是一般的犯罪，而是毀滅人類自然資源的反人類罪，那麼，加拿大無疑就是口講人權的反人類的盜騙婊國家。


流氓權貴們不明白因果報應之理，又恐懼因果報應。這就使政治、宗教、文化盜騙婊們有機可乘，流氓權貴們或許已經成了受害人而不自知。


流氓權貴們所恐懼的是他們自身的報應。而問題是，因果報應的法則必然是超越他們自身的。即以談錫永為例，他早年在《明報》宣揚的西藏密宗「蓮花女」教義，無疑是一種反人類的教義。這種邪惡教義所引發的大陸的「嫖幼嫖處」風潮的深重罪孽，豈是談錫永一身能夠承擔得了的？邪惡的反人類盜騙婊國家加拿大給予談錫永移民資格所起到的巨大宣傳作用的深重罪孽，豈能視若無睹？將來國際法庭會不會對加拿大為中共貪官接贜和為「蓮花女」教義的宣揚提供幫助的滔天罪行作出審判，這是未來世界公權力的一個指標。又例如，黃毓民維護「官匪一家」、敗壞公權力，為權勢資本主義竊國賣國、禍國殃民保駕護航的深重罪孽，又豈是他一身能承擔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