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粒子”的历史述评

如此而已

四、事实胜于雄辩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1958年的大跃进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要求，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犯了比较严重的政治错误，毛主席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搞唯意志论，主张主观决定客观，意志决定一切。相反，他对大跃进中发生的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曾经作过多次反复地批评和抵制。
（1）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的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完成。他还说：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所谓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他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说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他说：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初期完成。毛泽东一方面鼓励大跃进，但同时感到党内有虚报、浮夸的问题。为此，他说：建设速度是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能办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我很担心，在这种热潮下，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他提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计划指标要切实可靠，要留有余地。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有虚报和浮夸而又不让公开去挡呢？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保守，若公开去挡，就会给群众泼冷水。
（2）1958年4月，他在汉口会议上讲，今后《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传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这怎么行。除“四害”不要轻易宣布“四无”，将来变成“四有”城市怎么办？做事要留有余地，宣传要留有余地。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的不可能，要打折扣。他提出宣传工作要务实：一要深入，二要细致，三要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
（3）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时，对有的领导干部汇报亩产10万斤，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来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搀假才能算数。”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和菜的奇迹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他置之以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4）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县把猪集中起来，让参观的人看的做法。他提出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浮夸。为此，他在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讲：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现在问题的严重不仅在于下面作假，而且在我们相信，中央、省、地委的领导相信就危险了，要有清醒的头脑，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要打折扣，三七开，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以不可以，至少有一成假，有的甚至百分之百假。当时有人估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有九千亿斤，毛泽东讲，最多七千四百亿斤，把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他提出，在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要把做假这个问题单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以引起大家的注意。
（5）1958年1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人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经济工作一定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他还从哲学上、思想方法上讲了冷热结合的问题。
（6）1958年12月1日，他写文章说：“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同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作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人。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7）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比例。”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主观能动性的区别。他说：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是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凡是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挫折。这种区分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而讲的。
（8）1959年4月29日，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毛泽东给全国省、地、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发了一封信，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要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信的最后写到：“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讲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如此而已

（9）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讨论经济问题。他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明年指标切不可定高。会议把1959年的钢指标降为一千三百万吨。（以上资料或史实，均引自许全兴著《为毛泽东辩护》一书）
在这里，我们总共引述了毛泽东自1958年3月成都会议至1959年6月在大跃进中的九次讲话或书信，其中包括在中央武昌、汉口、和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和两次视察中的谈话，以及直接发到全国农村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的信，这些讲话或书信讲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及其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命令主义的。从这些讲话或书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在大跃进中，即使在政策和策略发生错误的时候，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没有离开唯物论、辩证法和“毛粒子”。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大跃进之后不久，于1963年5月写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篇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文。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总结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分工有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第一线，毛主席分在第二线。领导生产大跃进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职责范围。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发生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或浮夸风等坏现象，都是由他们两个好大喜功，“一吹二压三许愿”逼出来的。但是邓小平上台后却完全把它栽到毛主席一人的头上。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恶劣手段和态度，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才能干的出来。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万亩丰产田里，人们曾经为刘少奇竖起过的高大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一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负有领导责任而编造政治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已经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上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殿堂。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被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无产阶级钉到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步其后尘的现实中的丑类们，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我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振聋发聩的预言：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完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大家对那些“工科政治人”发出的一种无以言表的忠告和愤怒！是他作为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关切！


改定于2013年12月20日

如此而已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党中央分工有一线二线。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第一线，毛主席分在第二线。领导生产大跃进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职责范围。在全国各地工作中发生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高指标、瞎指挥或浮夸风等坏现象，都是由他们两个好大喜功，“一吹二压三许愿”逼出来的。但是邓小平上台后却完全把它栽到毛主席一人的头上。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把一切错误和责任推到别人头上的恶劣手段和态度，只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才能干的出来。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万亩丰产田里，人们曾经为刘少奇竖起过的高大塑像。上述事实和“五风”相互印证，充分说明翻案是不得人心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勿庸置疑的！那些利用毛泽东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政策和策略错误负有领导责任而编造政治谎言，想要从根本上打倒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他们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已经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万丈深渊。他们只能在自己开设的道场上玩弄玄虚，在自家的歌舞厅里卖弄风骚。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叛徒，已被或将被人民所唾弃。他们作为社会上一切假恶丑势力的总代表，永远也进不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殿堂。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已被人类的良知和国际无产阶级钉到了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而那些步其后尘的现实中的丑类们，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我国的伟大自然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经有过振聋发聩的预言：中国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必将完蛋！这是他作为一位科学大家对那些“工科政治人”发出的一种无以言表的忠告和愤怒！是他作为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后关切！


改定于2013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