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铸剑录】毛时代撇不清”国家社会主义“特征

蔡愉

一、苏联和中国革命颠覆了马克思的理论？

最近正好思考“中国在封建时代为什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因此，昨天在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回帖，因而有了以下一些思考片段，记录于此。网友的疑问是：

马克思以为：社会主义革命理当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产生。 但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于一个半工业化半封建化的国家——俄国。 下一个较有影响的爆发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中国。他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化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其它小国影响不大，不论。

思考：个人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实践过程。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一是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和思想，二是萌发了接近于共产主义理论的、改革资本主义的念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在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阶段，也就是说工人和小资，乃至中产阶级都没有了好日子过的情况下，人类追求社会进步的自然选择，就是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以革命手段迫使资本家让步。

促成革命行动的“革命意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于恶劣环境中自然萌发的求生本能，另一种是人类追求进步的思想意识。马克思这里所论述的革命，是劳动者在受到强烈压迫之后所自然萌发的改革意识；正如奴隶们由毁坏生产工具开始、继而跟自由民联合反抗奴隶主阶级的革命一样，是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压迫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产生的、基于改变生存状态的意识所主导的联合行动。

例如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遏制与盘剥，而自然萌发了改变生存条件的意识，从而带领同属于“第三等级”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发动了反抗王权统治的斗争。法国大革命的力量虽然是农民和城市居民，但是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基于资本发展需要而自然萌发的求生意识。

以上两种情况，属于自然萌发的革命意识，一是基于人类求生本能，二是基于资本生存本能。资本生存本能虽然客观体现于人的革命意识，其本质却代表的是物质发展的自然需求。在马克思时代，“革命”的涵义是“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是被动的、消极的革命。

人类萌发于思想深处、基于改良劳动者生存环境、追求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从而致力于实践行动的“积极的革命意识”自古就有，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无数先贤大哲致力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与猜想，特别是对人与社会关系进行思辨的哲学，可以理解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理论探索。

以假设为主的“空想社会主义”，则是革命理论结合社会实践的先行者；其中的典范代表罗伯特.欧文，明确了共产主义概念，并亲身组织合作社加以实践。马克思继承了共产主义理念并在逐步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哲学家进行了细致而严谨的学术批判，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正是在反对他们的基础上（绝对精神理论、机械唯物主义）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

与其说这是对先行者的一种批判，毋宁说是一种学习与继承。从人类基于思想意识的革命历程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许许多多的先贤大哲，乃至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是革命者，他们的学说是从理论上将“人的精神”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黑格尔用“精神世界”解释“神”的存在，费尔巴哈用物质解释一切，都是对神的一种否定，以实现人类独立的精神的自由；而马克思则更进了一步，他致力于将人从统治阶级利用文化形成的、对劳动者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奴役下的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类终极的、完整的自由。

例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到底是“劳动产生社会财富？还是社会奴役人的劳动才能擭取财富？”，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这便是一种基于破解统治阶级文化宣传的革命——但所有这些“积极的革命”都没有全面付诸实践行动的可能，因为它只存在于人类中少数灵魂高贵者的脑子里，而没有现实基础。

“革命时机”在马恩格斯的时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将人们从封建社会解放出来、改善了生存环境、还处于上升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够对当时的生产力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便是工人中的个别人，在接受剥削的同时也兴致勃勃地、为有望成为一个资产者而努力奋斗；工人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阶级意识还很模糊；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还没有来临。诸如此类种种原因，“革命时机”是不成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基于现实的群众的利益并兼顾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即共产主义方向的学说。正如马克思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蔡愉

基于美好愿望的、解放全人类的积极的革命，在马克思的时代，所起到的是广泛的宣传、播撒种子的作用。直到马克思晚年的巴黎公社，这颗种子终于开始萌芽，人类有了第一个由劳动者掌握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然而它犹如昙花一现，马上又消失了。

然而正由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使马克思更深刻地认识到暴力革命的不可回避性。关于这一点，郎咸平教授本着善良和平的真诚愿望，而试图化解左右分割的局面——在他的新作《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取代……然而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但这样的描述带着明显的主观臆断成分和唯心主义色彩。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过于乐观：资产阶级通过榨取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改善一些社会福利，从而缓解了阶级矛盾。但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到空前的财政危机，希腊已经破产，美国亦然。即使资本主义得以苟延残喘，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有制的矛盾迫使现在的“发达国家”进入危机、动荡、战争、革命。

因此，把劳动者的权益寄望于资本主义民主与法治改革的基础上，不能不说只是一种“善良而美好的愿望”。在马克思去世后，民主与法治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这是没有触及到统治阶级底线的缘故——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民主参与必定是有限度的参与；劳动者的解放就预示着他们的灭亡，因此他们绝不会给劳动者掌握政权的机会。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终极矛盾。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面对民主与法治日渐进步的资本主义，也只是说在终极矛盾还没有激化之前，可以选择民主与法治作为抗争手段，而始终对暴力革命持不彻底放弃的态度。——许多人都忘记了，是否选择暴力革命，并不由劳动者决定，而是统治阶级。

再者，虽然青年马克思确实如同郎咸平所描述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乐观的学者，但是郎咸平教授所不了解的是：本身毫不崇尚暴力的马克思正是在他所描述的那个“充满了激情和乐观的时期”，已经对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并在29岁时发布的《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郎咸平教授的叙述中，一个严谨的哲学家，因为自身的不幸而导致情绪失衡，体现于著作中——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肤浅粗糙的认识与高尚品格低估。马克思的一生，在极度贫困中度过，他一生致力于将共产主义理论到处宣传并努力付诸实践。然而因这种理论与统治阶级的根本对立性，促使他一生都处于颠沛流离的极度困顿中。但是，我们看他的理论，看他的每一句表达，无时无刻不是站在一个劳动者的根本立场。他从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至始至终对统治阶级的收买与恐吓宠辱不惊；对于劳动者，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

这一种情怀，我们当称之为“大爱”。“爱”有大小之分，正如“德”有高下之别。《道德经》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真正有德之人，是不讲道德的，他们讲的是真理，因为他们行的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一个：“有利于大众”还是“不利于大众”。因此，他们有着不为世俗道德所限、不为利益强权所动的终极的目标、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得道之人是无私的，他们的心中没有自己，也忘记了善恶的分别，只有真理和大爱。

道，即自然，即真理。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为饱尝争斗之苦的人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家园。让人类社会重新回到原始的、平等的、和谐相处的状态。然而要重新建立这样一个和谐自然的社会秩序，就必得先剔除现实社会中不和谐的因素；劳动者基于受压迫的状态，有权收回作为一个自然人类所天然享有的种种权利。压迫者如果肯放手，大家共同劳动，和平相处，劳动者并没有选择暴力的必要。

劳动者想要的，是老天赋予人类的天然的“平等与自由”，除此之外，劳动者并不想获得多余的东西。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开他们手中握着的武器：国家与政权。因为有了它，统治阶级才能够将他人的劳动占有为自己的财富。1871巴黎公社血的教训，再一次坚定了马克思绝不放弃暴力斗争的原则。1875年，他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的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深刻地揭露社会民主主义向统治阶级妥协、打着“民主改良”的旗号背叛了劳动者立场的投降本质。

巴黎公社本可以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也可以抢占国家银行，但却满怀着美好善良的愿望把宝贵的时间用来搞民主选举，以期与统治阶级进行和平谈判——然而统治阶级却无情地选择了使用暴力机器。一名记者在三天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 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

这一段话，相信许多人看了必定会有一番感慨：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一百多年前的记者，竟然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二十二年前的场景！一百多年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进步了吗？

什么是善，又什么是恶呢？对于敌人的善，就是对于普罗大众的恶。孙子曰：“慈不掌兵”。妇人之仁，庸人之仁，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祸根而不是福泽。记得我曾经感慨于指责毛主席是一个残暴独裁者的言论，写过这么一首诗：

堪笑慈悲无大勇？仁义驱鞭指向东。

君看金刚多怒目，不归深谷撞晨钟。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拥有慈悲胸怀的人就没有刚劲宏大的勇气，有人就曾经借助了仁义的力量，挥舞着钢鞭镇守在东方。你们看看哪，为什么擅长降妖伏魔的四大金刚、五百罗汉的面容多是怒目威武？因为他们绝不会躲在深山寺院里，作那诵经撞钟、慈眉善目的清净和尚。

蔡愉

文化，它就是一种麻痹人的东西。人类社会在某一个时期所盛行的文化，都潜藏了对劳动者的深层压迫。人对于来自外力因素的压迫，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但这一怒，已经由心底萌发了一种反抗的意识。终极的压迫，莫过于让劳动者接受文化的熏陶，让劳动者从心灵深处认同这一种奴役和压迫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熏陶，我们的文化崇尚尊老爱幼，这都是非常好的文化。但是当文化为统治阶级所用，他就成为比武力镇压更具威力的武器；当我们唱着：“妈妈呀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培养大……”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们沉浸在温情脉脉的文化中，连一丁点儿挣扎的意识都不会萌芽。

这不是天方夜谭，前几天在QQ群里边与人交流，就有一个月薪两千的打工者，努力同我争论资本获得高利润是合理的，因为他还要面对亏钱的风险；并且，因为资本提供了劳动场所，解决了就业问题，才很好地解决了社会和家庭面临崩溃的难题；其次，如果打工者收入过高，则打破了市场供需均衡，势必造成过度消费，而引致物价飞涨，到时候老百姓并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这将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我惊奇于文化的力量！文化让劳动者深深地感到了统治阶级的关怀：他让我们享受了工作的快乐，实现人生的价值、收获了宝贵的经验，还得到了合理的报酬……这些，都是文化的功劳。

这真令人感动。我几乎要痛哭流涕地感激统治阶级从身体到心灵的抚慰！但是共产主义者高唱国际歌走来了，他怒目圆睁地抡起金箍棒一声断喝：白骨精~往哪里逃！我起初吓了一跳，明明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嘛，这猢狲恁地残暴。于是我赶走了该死的猴子，结果却陷入了罗网，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锅里的水已沸腾，但是我仍然享有“民主”，那就是可以选择“被红烧”还是“被清蒸”……

善良的人啊，我们需要分辨的不是“善恶”，而是“真假”。不是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孙悟空的本事；但是作为一个劳动者，当有人指出这是一个妖精的时候，千万不要以道德家的姿态站出来充当一个审判者——你只需要分辨真假。这没有坏处。

蔡愉

劳动者需要建立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政权，以保护自己不必“被成为”一顿佳肴。然而几千年过去，在列宁之前从未真正地存在过——或者说，建立过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建立真正属于劳动者的政权，“革命”一词从狭义到广义，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的演变。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基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方面的，以追求社会进步的改革意识所带来的革命，已经分不清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了，例如工业革命、医学革命、生态革命，它可以是基于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基于美好愿望。

但其实，我们更应该把当初那一种怀着美好愿望的“积极的革命”，称之为“高贵的革命”，因为它不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是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这区别于工人和资本家的基于自身利益诉求的“所谓革命”。而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由于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导致现在大多数的左派认为，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从行动和精神上都是最革命的——这不对。

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客观上带领他们的国民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首先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很重要——以“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口号，将“高贵的革命意识”和“消极的革命行动”相结合的“战略实践”，这本身是少数“社会主义革命者”，带领或鼓动基于利益诉求的“生存主义”革命者，以及部分企图通过改朝换代捞取好处的“机会主义”革命者，共同奋斗的运动。正如同资产阶级当初带领的那场消极革命一样，同样地结合了极大部分“生存主义”革命者和少数'机会主义"革命者的力量。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两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区别，“共产主义”和“生存主义”，这并不带一丝一毫的贬义；只是如果没有这么一种区别，则无论是多么浩大的一场革命运动，在自然状态的资本主义消亡之前，它的性质必定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而列宁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他们领导人民同敌人作斗争的阶段，而是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才推动过渡的。这一种社会主义革命，它的基础首先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自然消亡，而是人的主观能动意识选择的结果。我们似乎可以这么理解：立足于物质基础的“生存主义革命”是被动的、消极的革命力量，它人数多力量大，却不能够选择方向；来自灵魂深处的有着“高贵革命意识”的“共产主义革命”却是能够打破一切常规、可以选择和利用任何有利的形势、机会和力量促成革命，是主动的、目标明确的、有科学理论作依据的“超级革命力量”。

所以，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既不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也不是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民，但农民却不是“积极的革命者”，而是怀着重新分配利益的愿望消极地参与了革命行动；这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它代表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斗争实践策略。

这一种革命，可以说是源自于马克思，也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它不属于物质革命，而是属于精神世界，这也是毛主席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也就是促使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这是人类首次基于思想意识的觉醒而发起的真正革命。

如果非得从客观世界中找到立足点的话，这才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民的阶级性质属于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不一定依赖资本家提供工作环境，少量拥有生产资料并能够独立从事社会生产、或小规模雇佣劳动力的生存状态。

“打土豪分田地”的资产阶级革命，到37年以后，则变成维护民族存亡的民族主义革命时期了；45年抗日战争结束，转入同蒋介石的斗争；但蒋介石的背后是经过了资本积累已演变成为帝国主义的美国。这又不同于民族主义革命，而是代表了除官僚阶级和大资本阶级以外、所有受压迫者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民主，就是相对于剥削和压迫而言的抗争，即便在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民主也是一种进步；民主，就像一个女子，她本身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谁争取了，她就可能嫁给谁，她就有可能归谁所有。不争取，她永远只是你暗恋的对象，是一个幻梦。

因此，前面那位网友所提到的，苏联和中国的革命，貌似颠覆了马克思的论断，是错误的认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是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这一论断仍然准确——这是相对于人的物质世界而言的、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在客观世界中，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于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所以毛主席在得到国家政权以后，必须要累积资本；而帝国主义资本已经发展强大，正常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是受到遏制。因此毛泽东选择了比帝国主义资本垄断时期更为集中的垄断方式，用集权手段绝对调配生产资料，以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为与帝国主义的最终决战和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做准备。

虽然左派的朋友坚决不承认这一观点，但有趣的是：毛时代这一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劳动者，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六条扣除标准来比对，是“不折不扣”地进行了“有折有扣”的扣除。除了是“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乃至“纳粹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外，那个时期所选择的策略，不折不扣地具备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四分之三个特征。这一个“为了进入社会主义而进行资本积累的阶段”，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提出这一个概念，不是为了无中生有，而是翻遍资料，竟不能找到可以准确描述苏联和中国这一个特殊阶段的相关概念。这一个社会主义阶段，它的性质既非科学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国家共产主义。它的社会特征，极大地结合了国家共产主义控制生产资料的方式和部分地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一种社会主义，用一个独立的名词来描述它，有利于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者在交流过程中，较为准确客观地描述与表达。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乃至最终完成世界革命，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终身的理想和事业。

以上一些粗浅的理解，主要针对右派朋友们进行一个有限的交流，并建议大家学习理解一些关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著作，和对暴力本质的客观理解。文章草成，不成熟的地方留待修正。

另外，文章中所提到的关于左派右派的字眼中，绝不包括体制内的既得利益左右派，或是正打算投靠官僚集团的左右派；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为数最多的真正的革命派，他们不分左右，是具备“公共意识”或“崇高信仰”的“高贵的革命者”。

最后，请看帖的朋友——如果赞同我的观点，如果希望让真正“健康”的革命力量汇聚在一起的话，请你转载本文，发往天涯、猫扑、凯迪、凤凰……等，右派朋友们流连的论坛，可以不署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