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暴力恐怖问题不断恶化的原因初探

ahjoe

新疆暴力恐怖问题不断恶化的原因初探（经斧正）

作者: hmz


【阿早按：老网友hmz的一篇好文，恰如其分的批判了胡耀邦，颇值参考！

但“我国民族政策的两次历史性错误”，在革命建国时期，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正确，基本上已消除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出在邓小平起用胡耀邦治新疆之后。hmz错了前者，但批胡则正确。

更大的问题是：是谁在招投降纳反，起用胡耀邦在前台跟毛主席对着干？】





新疆维吾尔分裂主义暴力恐怖活动给中国的领土完整、战略安全乃至民族的生存发展带来现实和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其程度远远超过台独和藏独。民族国家实体的“独立”所需要素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信仰这几大构件。台独之所以并不难应付，是因为台独所凭仗的仅仅是地缘和经济要素，十年前相对大陆实力而言还具备些让大陆力所不及的条件，故显现出一定程度的“离势”（potential of separation）。如今，由于大陆经济实力尤其是海空武装力量的发展，台独已全无地缘和经济上的独立资本。然而藏独和疆独则与台独不同，虽然地缘和经济上不具备独立的资本，但因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与汉文化、信仰及民族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故此有着强大的“离势”。在这几大独立构件中，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地缘属于固有要素（inherent element），是几百上千年历史沉淀而成，是独立的内在动力（intrinsic power），只要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外在条件（extrinsic condition），独立就会势在必行，我们除了要面对和处置这些固有要素之外别无其它选择。政治和经济这两大构件是能动要素（active element），是可以被我们掌握、操作和控制的。国外敌对势力插手藏独疆独问题也主要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方面来进行操控。同样，我们也只能积极地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影响、处置和改变这些分离的固有要素。故此，通过能动要素的操纵来改变固有要素的离势，以永久彻底地削弱直至淬灭独立的内在动力，这应该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和目标。

今天维吾尔分裂主义暴力恐怖问题在中国的爆发有内外两大原因，外部原因又有两大来源，其一是伊斯兰文化和宗教本身的原因。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与世俗世界的契合同其他几大宗教相比是最差的，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不能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与时俱进”，因此它对现代文明世界的敌视与破坏越来越广泛和直接，所谓“穆斯林的烦恼”——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严守《可兰经》的教义，又不愿意去死——已从一种极端思维的焦虑外化成为极端行为的躁动。藏独之所以不如疆独棘手，关键性的区别在于：一）藏独的宗教支柱不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喇嘛教即使在印度除藏民以外已经无人信奉，以喇嘛教为精神支柱的藏族文化被现代世界文明彻底边缘化。二）藏族也是边缘化的民族，在西藏境外并不存在一个藏民族的国家实体，藏语使用的范围和人口也极小，因而没有广泛施展其影响力的政治舞台，尽管美国和西方拼命想扶植达赖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舞台和存在，但毕竟难成气候。伊斯兰教就不同了，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广泛支持。伊斯兰世界的人口和国家实力更是不言而喻，在此无需赘述。

其二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和遏制的结果，中国的维吾尔问题是他们借力使力最为现成和顺手的把手。西方势力的插手是外部原因的主要方面，美国中情局一直在通过所谓“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期支助“世维会”等分裂主义势力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俄国、伊朗、中国后院之间的地缘迂回地带，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中心地区动荡局势真正的幕后推手不是塔利班，不是什么“基地组织”，而是美国，因为这一地区是欧亚大陆能源战略的咽喉要塞，美国无论如何要在此插上一把作乱的匕首。美欧扶植的分裂主义势力与穆斯林原教旨极端势力就这样构成维吾尔问题爆发的外部原因。

新疆维吾尔分裂主义暴力恐怖问题爆发的内部问题有两个方面，首先新疆存在着被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渗透的缝隙和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战略把手，这就是被中国政府因历史性失误而制造出来的维吾尔问题；其次是江胡以来一直采取消极维稳政和 “不作为”的鸵鸟政策，导致维吾尔问题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相对于外部原因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部原因，没有维吾尔问题的存在，没有江胡二十年的养虎遗患，也就没有今天维吾尔问题的恶性爆发。

我国民族政策的两次历史性错误，先是六十年前新中国建国初期，共产党决策当局在民族问题上“先天性历史缺陷”以及指导思想上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今天的疆独势力留下孳生的缝隙和土壤，后是三十年前胡耀邦的胡作非为又在缝隙中种下了维吾尔问题（也包括西藏问题）的恶果，使之在其后的三十年间得以滋蔓，国家今天终于陷于“蔓，难图也”的不堪境地。

与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处于“征服者”、“统治者”、“靖边官”的地位不同，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广泛依靠过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势力，利用这些势力与国民中央政府对抗。为了拉拢他们，“新疆独立”、“台湾湾独立”等政治口号最早也是从共产党人口中喊出来的。除藏族贵族以外，其它几个少数民族的上层几乎都配合过共产党赶走国民党的斗争，因此在共产党夺得政权的初始势必要以“朋友”的姿态给予他们政治回报，而不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和镇守边关的姿态来款待这些少数民族。在给予少数民族上层的诸多政治回报中就包括了给予新疆维吾尔民族的自治权，将新疆省改称为自治区，还要冠以“维吾尔”的限定性称谓。“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这就是共产党政权处理民族问题的“先天性历史缺陷”。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在后来的国家民族政策制定过程中，当时的领导层很大程度上受到列宁及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把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争取民族平等、自由、自决等政治诉求生吞活剥地延用到国内的政策中。当时人们热衷于人为去制作共产党的阳光下各民族的繁荣幸福景象，树立“毛主席是各民族的伟大领袖”的形象，如果为新政权做宣传，撑门面，弄些务虚不务实的场面戏做做倒也无妨，但错就错在当具体制定民族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条例时，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政治梦想中迷失了方向，只强调阶级矛盾而掩盖民族矛盾的存在，完全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复杂和深远。当时的中央政府在新疆虽然继承了历来政府的靖边传统，派出了屯垦戍边力量镇守边关，以维护领土的完整，在镇压民族武装叛乱斗争中并不手软，但在其它方面，如文化、宗教、人口、行政地域等事务中疏忽了许多重要的议题，在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比如没有象限制罗马天主教那样限制回教；为一些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把信奉回教的人群分列册立成为单独的回族，绝大多“回民”其实都是汉人，只不过信奉回教而已；将一些民族中的旁系支系部落也升格为族，最后弄出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来。中国绚丽斑斓的民族构成，有的是政治上的小摆设，有的却是大麻烦，要有所甄别，不能一视同仁。但当时的中央政府却在民族政策中搞一刀切的优惠，为维吾尔人在后来获得机会和条件得以坐大，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ahjoe

真正给维吾尔人提供闹独立对抗中央的条件和机会，给国家添乱的是胡耀邦。胡耀邦这个人是个肤浅的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好沽名钓誉，哗众煽情，热衷于赶政治时髦，摆政治姿态作秀，而毫无治国的见识和能力。文革后一段时期， 社会上“伤痕文学”的思潮风行，胡耀邦在党内也毫无原则地跟风大讲什么“良心”、“宽容”，在最能笼络人心的“平反”运动中，自我陶醉于“天真豁达，淳朴无邪”的道德幻想中，以至于荒谬到过去几乎所有的政策，不顾正确与否都要一窝蜂地被他反过来。他个性张扬，做事不知深浅，更不计后果，什么最叫座他就做什么。在政治上他那“启异端以纵才情”的放逸轻浮，“标新奇以示豪达”的矫情造作，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着极其恶劣而且是深远的影响。可以把他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后的所作所为作如此的比喻，别看他手术室里颠前跑后、呵五吆六，就见他最忙，其实他只有拉钩的本事，一旦让他主刀便会出乱子要人命。于是他就是在80年代初给国家出了大乱子，今天的藏独疆独都是胡耀邦当时一手作下的祸患。




1980年3月，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抛出《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并签发中共30号文件责令全党全国转发这个纪要，仅凭这样的座谈会便决定“西藏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把绝大多数汉族干部、技术人员和职工撤回内地。80年5月，胡耀邦、万里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在西藏要办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大事就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在短时期内使藏族干部比例上升至三分之二到八成以上。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西藏翻身农奴并未成为干部，“做主”西藏事务，而过去那些被打倒的、后趁胡耀邦“平反”之风被重新启用的高僧、农奴主却得到大批重用。也就在此以后，流亡境外的59年叛乱分子“还乡团”便大量地、自由地出入西藏，为美国中情局在所谓“大西藏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  

ahjoe

新疆在传达胡耀邦的讲话时，时任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汪峰提出“新疆也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退回内地”。维族顿时大受鼓舞，民族情绪高涨，当年10月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暴力攻击汉人事件。在暴乱过程中由于自治区高层受维族官员反对意见制约，中央对这场突发暴乱的性质把握不准，迟疑不决。接不到命令的军方和警察无法采取行动，对暴乱过程没有做出及时干预，对暴乱中求救的平民受害者没有予以救助。暴乱过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依法惩处暴乱分子，维护法律的尊严，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恢复普通群众对于社会的信心。但自治区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采取驼鸟政策，没有依法逮捕暴乱分子，从那时起，一直压抑在受害者和普通群众心中的怨抑不平之气持续发酵，直到81年高旭事件时候爆发出来.


高旭事件发生在81年初，地点是离喀什不远的叶城，当时边境形势紧张，与苏联的边境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事件起源于一只维族人养的牦牛被军车队误以为是野生牦牛而猎杀，这群维族人就暴力拦截之后通过的一辆无关军车。军车不可阻挡，这是常识。当时军车上满载武器，停车的后果很可能是武器被抢光，高旭是一个普通士兵，担任被拦军车押运员的职责。事件中拦车者用石块砸破车窗玻璃后，还进一步攻击，鸣枪警告无效，这时开枪符合武装押运军事物资开枪的所有要件，高旭于是果断开枪，击毙了一个暴力拦截者。高旭开枪是忠于职守，基本没有过错。高旭事件是突发事件，本来这件事依法正常处理即可，绝对罪不至死。但令普通群众愤怒的事发生了，因为死者是维吾尔族，当时的自治区政府屈服于民族极端分子的压力，判处高旭死刑。

喀什暴乱的不作为和高旭不公平地被判处死刑互为因果，是同一种政策的两个侧面，两件事反映了官方在压力下牺牲普通群众合法权益，向猖狂挑衅的民族极端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屈服。高旭依法执行公务，在压力下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罚不当其罪，被迫充当了平息极端民族情绪的牺牲品。事后，南疆军区干部顶着“与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新政策唱反调”的压力，通过新华社记者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八点意见》，提出“在新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1981年7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新疆民族关系问题。在会议中邓小平批示：“新疆的汉族干部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这样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新疆各项工作也搞不好。”纠正了胡耀邦、万里、汪峰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则错误。分管新疆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立者王震在1981年巡视新疆后随即向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构想。对戍边起着决定性重要作用的建设兵团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军委日常工作之后，在“整顿军队”的指示下撤销的。1981年8月13日，在中央已正式决议纠正胡耀邦、万里、汪峰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错误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2年6月1日，正式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后兵团成为稳定新疆局势的支柱。

兵团虽然得到恢复，边疆安全虽然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但胡耀邦的政策流毒及后果并未在认识上得到真正的肃清和纠正，他的许多错误政策继续在少数民族地区延续着。最突出的就是胡耀邦为“落实民族政策”，在各地大修清真寺，允许境内外宗教串联及交流传播，以至于今天从新疆到宁夏，甚至更广大地区已严重伊斯兰化，麦加遥远沙漠中一声安拉的呼唤远远比北京的任何政令都要有感召力；少数民族儿童的启蒙教育首先是《可兰经》而非汉语。与之相比，中国至今仍不允许梵蒂冈染指中国境内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基督教活动，而且基督教、天主教堂的盖建须经严格审批。当时邓小平等其他老一辈政治人物竟然对伊斯兰教的泛滥毫无警觉，让人匪夷所思。胡耀邦又在1984年急不可待地推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把许多决策错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多民族自然混居，民族融合程度非常高的州、县、乡，被人为冠以某某族自治州、县、乡，事实上是不合时宜地推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这些民族自治区域内，用教条主义的方式实行“民族自决”，毫无必要地授予少数民族过多的特权，而且对汉族实行逆向不平等政策。国家的人口政策也不施行于少数民族区域，以至新疆人口的民族构成三十年来发生了彻底改变，为疆独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和条件。然而《自治法》最严重的错误还在于把“自治权”与“国家认同”分裂开来、而且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民族自治，而不提国家的概念。这极大地刺激了本已淡出新疆（和西藏）普通民众政治生活的民族主义的复活，自然也就唤醒了分裂主义的思潮，使得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思想意识中逐步建立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努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1989年6-4事件以后，中国在国际间一直以低姿态谨小慎微地设身处世，唯恐被美欧制裁，在民族问题上更是莫名其妙地柔弱儒懦，把自己弄得理屈词穷的样子，不敢大声说话弄出动静来。遇事惟求息事宁人，尽量迁就。对民族冲突和暴力事件只作社会治安或一般刑事事件处理，从未将这些事务当作镇压叛乱、戍边剿逆的工作来看待，因此往往治标不治本。尤其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导下，一切工作以经济挂帅，基本上是漠视维吾尔民族问题的扩大和恶化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对不断升级的民族冲突和安全危机一味采取消极的、掩耳盗铃似的忍让和回避。无事不去过问，有事忍气吞声，使得分裂势力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对“三种势力”趁“改革开放”所提供的便利迅速膨胀的事实缺乏必要的警惕，民族分裂问题的紧迫性缺乏历史的认识。受全面的腐败的侵蚀，情治工作涣散失职，官员政治嗅觉极差，竟然会毫无甄别地让一批热比亚这样的分裂分子进入人大或地方领导岗位，任由维吾尔“三股势力” 境内境外频相勾结，神职世俗内外协同，迅速不断地积累政治和经济资本，使得民族独立所需要素中至关重要的这两大构件得到空前的丰实。

纵观清、北洋、国民至新中国的近四百年历史时期，对维吾尔问题处理得最差的当属共产党政府，尤其是在最近这三十年。尽管政府的宣传竭力要打造民族团结其乐融融的景象，但维吾尔问题始终存在，其性质也始终不变，即叛离中央，裂土独立。但即使在中国最积贫积弱的历史时期，疆独问题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和棘手。今天的政府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检讨。虽然维吾尔分裂问题有上所阐述的历史原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诉诸全国范围的暴力恐怖活动，则是近几年来的新发展，这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的外环境与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部署的大气候不无关联。也因为这些因素，维吾尔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诡谲。试想，中国今后不但西部边陲难有宁日，东海、南海剑拔弩张，全国上下又将在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紧张环境中惶惶不可终日。若有一天西藏新疆、东海南海各处危机一并发作，恐怖事件再来个中间开花，那时恐怕再如何左右奔命都难摆脱全面被动受制的不堪局面。然而中国很有可能躲不过新疆最终分离出去，导致国家分崩离析这一劫，因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手段就是“种族灭绝”，而我们已不具备这么做的历史条件，现代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制约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及以往各届政府，在处理民族分裂叛乱问题上拿不出成绩的重要原因。强势的中央政权尚且如此，一旦中央衰弱，后果可想而知。  


3/8/2014 于美国

远航一号

该文诬蔑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煽动种族主义。在华岳登登就算了。阿早网友没有仔细看吧。

ahjoe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14-3-9 07:01
该文诬蔑毛主席时代的民族政策，煽动种族主义。在华岳登登就算了。阿早网友没有仔细看吧。 ...

看了！hmz于毛主席革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不完全理解，但重点在批胡耀邦甚为正确，符合事实。

不能两全，则取其大。

hmz如有不当，批斗改可也！

远航一号

读读这句：纵观清、北洋、国民至新中国的近四百年历史时期，对维吾尔问题处理得最差的当属共产党政府，尤其是在最近这三十年。尽管政府的宣传竭力要打造民族团结其乐融融的景象，但维吾尔问题始终存在，其性质也始终不变，即叛离中央，裂土独立。

他何止是不完全理解，根本是彻底否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连带否定列宁以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批胡的那些一点都不新鲜，而反毛的部分与右派完全一致。看看他在华岳上的回帖，反动立场暴露无遗。他无非就是煽动大汉族主义和民族镇压，反对以阶级划线，而主张以民族划线，对少数民族搞强制同化。

ahjoe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14-3-9 08:32
读读这句：纵观清、北洋、国民至新中国的近四百年历史时期，对维吾尔问题处理得最差的当属共产党政府，尤其 ...

hmz基本上是个民族主义者，从前看他一些写作就已得知，故他以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看事不奇怪，这一点可以作为批斗的题目。

但他说“真正给维吾尔人提供闹独立对抗中央的条件和机会，给国家添乱的是胡耀邦。”，此话符合现实需要，也是当前问题的焦点。

又，此文大部分是在批胡耀邦邓小平，至少于我而言，此是可取之处！

在华岳有两个关于此文的跟帖，可谓持平之论，录之如下：

【新疆西藏问题是邓小平，胡耀邦的罪孽没错。但是说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不如满清，和北洋，国民党，难以服人。 -  

[4:62 ] shandong(梁.园.橙.花) - 09:07:24 03/08/2014  *** 回 帖】

【恐怖主义很容易蔓延.而毛时代是走基层群众路线,这是杜绝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唯一绝招.把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放在今天,只怕新疆和西藏早就闹得天翻地覆分离出去了.现在的问题是邓胡之流搞出来的,关毛时代个鸟事.毛时代新疆有恐怖组织吗?恐怖组织能在新疆有生存的土壤吗?  -

[ 10:247 ] 文责(吴.州.橙.桑) - 12:55:54 03/08/2014  *** 回 帖 】


但我们可以容忍明显反毛的托派，于作者hmz一些民族主义见解，也应作如是观。

海河浜

hmz不是个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分子！

水边

ahjoe 发表于 2014-3-9 03:53
新疆在传达胡耀邦的讲话时，时任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汪峰提出“新疆也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 ...

这个人的解决方法是什么？”种族灭绝“？这种方法跟胡耀邦的反动性比起来，也差不太多。

ahjoe

海河浜 发表于 2014-3-9 15:57
hmz不是个民族主义者，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分子！

至少从前认为是这么样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则难说，hmz从前就不是个打着红旗的人，但至少诚实，不像红中网几个邓腐党打手马甲，打着批邓（？）拥毛（？）的旗号实则进行相反操作，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不以人废言，hmz这篇文字可取之处是批胡耀邦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