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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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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06:11 |显示全部楼层
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发言,每次读到,都感慨万分。同样是在法庭上的发言,对比一下济南庭审时薄的发言,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之间的异同。薄在济南庭审中,没有像季米特洛夫那样,把法庭变成向敌人斗争的阵地,控诉法西斯的罪行,使得自己由被告转为原告。相反,薄一直遵循和配合着法庭的安排,没有从政治本质上揭露法庭的虚伪和违宪。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反驳中最后说,“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薄在最后,则出人意料的把一个正剧变成了桃红色的闹剧。

下面转自抱朴仙人:【原创】季米特洛夫,我心中的英雄[url]http://www.cchere.com/article/386354[/url]

【文摘】一、出版者的话 [ 抱朴仙人 ] 于:2005-05-08 07:20:26 复:38614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当时,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益发展的各国革命浪潮,都深刻地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竭力设法把能够被工人阶级利用来反对压迫者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名主制的最后一点残余消灭,或使之化为乌有,把共产党人逼入地下,并采取公开的恐饰手段来保持自己的专政”。法西斯主义成了反动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商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本书刊载的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言,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向法西斯分子英勇斗争的文献。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年)是保加利亚人,长期从事国际工人运动,成为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三十年代初期他侨居德国。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德国上台,血腥镇压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迫害德国共产党和季米特洛夫,经过多方策划,就在同年二月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国会纵火案”,诬告季米特洛夫是焚烧德国国会的罪犯,并在德国莱比锡举行了“审讯”。这是德国法西斯所导演的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大屠杀的信号,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场极为尖锐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季米特洛夫表现了英勇不屈的革命气概。他把法西斯的法庭作讲坛,对法西斯匪徒的阴谋作了无情的揭露,阐明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

由于季米特洛夫和各国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德国法西斯对无产阶级发动的这场进攻最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德国法西斯阴谋策划镇压共产党人的莱比锡审讯,反而成了对德国法西斯的一次公开审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三个月总结》)莱比锡审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真理。本书收集的两篇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的发言,只是整个莱比锡审讯中无数文件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忠贞坚定的品格,增强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信心。

* * *

为了便于阅读本书,在这里把国会纵火案和莱比锡审讯的大致经过简介如下。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德国国会起火了。这一天晚上,德国政府通过广播造谣说,在国会大厦里抓到了一个纵火犯――“荷兰共产党员”范•德•卢贝,还胡说在他身上发现了共产党员的党证。

第二天,德国法西斯国社党的头子、普鲁士总理戈林就发表了一个捏造的公告,硬说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诬陷共产党把这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信号。以此为借口,纳粹政府紧接着就公布了一个紧急命令,取消宪法的好多条文(人身不可侵犯、结社和言论自由等等),宣称要镇压“共产党的暴力行为”,取缔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报刊。警察局根据戈林的指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

这一切都十分明白地说明,德国法西斯一手制造了这个纵火案,目的在于利用它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工人运动。

三月九日,纳粹政府收买假“证人”诬陷季米特洛夫曾经同卢贝在一起呆过,把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保加利亚人(波波夫和汤尼夫)。这时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托尔格列尔由于害怕,也自动向警察局投案。

法西斯分子为了捏造起诉书,收买和训练“证人”,把预审期延长达六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才在莱比锡第四刑庭开始了审讯。莱比锡审讯就此开始了。

三个月的审讯过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里,法西斯政府指派了一些反动警官、法西斯官吏、密探、法西斯议员和托洛茨基分子来做“证人”,季米特洛夫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季米特洛夫的严辞质问下,这些“证人”都狼狈不堪,、漏洞百出。经过这一阶段的“审讯”,季米特洛夫使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大白,法西斯分子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

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法西斯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国社党的宣传部长)不得不以“证人”的资格亲自出庭。这是审讯的第二阶段。但是他们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反而更加丢脸。季米特洛夫在同戈林的辩论中,对他进行了义正辞严的质问,最后戈林无辞可答,狼狈下台。

审讯的第三阶段是审讯政治问题,即“德国共产党是不是准备于二月二十七日武装起义,纵火焚烧国会是不是起义的信号”的问题。法西斯为这个审讯过程准备的有些“证人”在法庭上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帮助,推翻了自己在预审时的假口供,说了实话,法西斯的阴谋仍旧没有得逞。

莱比锡审讯,是以著名的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的控诉词――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法庭上的最后发言而告结束的。季米特洛夫大义凛然,把法西斯法庭变成了讲坛,他在发言中进一步地揭露了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控诉了法西斯的罪恶行径。

在季米特洛夫受审期间,各国无产阶级和苏联人民掀起了强大的声援运动。在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德国法西斯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宣布了被告无罪的判决。但是,季米特洛夫没有被释放,而被置于“监护性的禁锢”中。季米特洛夫在狱中前后呆了一年光景,受尽种种折磨,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抗议和声援运动越来越强,德国法西斯政府才不得不把他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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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07:56 |显示全部楼层
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驳斥戈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四日)

庭长:还有什么问题?季米特洛夫,你还有什么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还有好些问题,特别是因为,今天有普鲁士的总理和德国国社党的领袖来作证。开头先提几个小问题!海道尔夫伯爵在这里向法庭供称,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十一点或者十二点半光景,曾经自动发布了一个指示,要求立即逮捕一切在柏林的共产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据他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是完全出于自动的。我想问你,总理先生,在十一点、十二点半或者十二点的光景,海道尔夫伯爵有没有同戈林先生谈起过由于国会纵火要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戈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老实说,我在以前的发言中已经回答过了。当海道尔夫伯爵一听说发生火警,他也同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样,就明白这一定是共产党干的。因此,他就对自己的亲信作了这样的指示。但是我要再次强调指出:我曾经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跟他说,我现在认为有必要请他指示他的冲锋队员:现在必须把所有的人立即逮捕起来――他回答说,他已经发布了这样的指示。可见我对这个指示是要负责的。但是当时实际上这个指示还没有执行――因为总共才过了半小时。我对发布出去的指示负责,并且确证它具有国家当局命令的性质。要不然,我本也可以这样说(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听我说,海道尔夫伯爵,我不希望这样做,我会用别的方法来完成它。我请您不必参与这件事了!这两件事情是相吻合的,当时我对他向下属作的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行的指示负责,而现在这个指示已经以国家当局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国家对发出去的这个命令负责。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毫无疑问,关于国会纵火案,海道尔夫伯爵是同戈林先生意见一致的。我只想知道,在十一到十二点之间你同海道尔夫伯爵之间有没有举行过私人的会谈。这是我想知道的。

戈林:这一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你刚才也已听到了:海道尔夫伯爵到我这里来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季米特洛夫:.好!国社党议员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曾经在这里向法官供述,他们在十一点钟光景,或许稍晚一些,曾经就国会纵火案向内务部报告,说他们两个人同奥地利国社党员克洛耶尔在起火那一天见到托尔格列尔同范•德•卢贝态一起。那时这两个议员有没有同戈林总理先生个人讲过话?

戈林:没有。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知不知道加尔万尼先生和弗莱先生来报告这件事?

戈林:我是在递交了这个报告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这个报告当然要给我看,因为它是有决定意义的和极重要的证件之一。

季米特洛夫:能不能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见到报告的?

戈林:在火警以后的第二天。

季米特洛夫:早上还是夜间?

戈林:天哪,这我可不记得了。可能是在午饭前后。

季米特洛夫:我要求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戈林:我见到报告的时间,将来随时可以根据证件来确定。

季米特洛夫:那么,是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庭长:证人先生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但这在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戈林:载入记录中的部长顾问迪尔斯的供述,可以确实断定这个证词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向我来呈报的。

季米特洛夫:与这问题有关,我想提醒总理先生,加尔方尼先生、弗莱先生和克洛耶尔先生对我的问题曾经斩钉截铁地宣称,他们是在半夜以后一点或者一点半钟的时候去报告的(特切尔律师;但不是向戈林先生报告)。但是在这以后这三位先生还呆在内务部里!

戈林:我再次着重指出:事情十分明白,这三个人到了内务部,在那里作了报告,不过是向官员报告的,不是向我。这些人到内务部来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件事要到人家第一次向我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案卷是随着无数其他的报告一起向我呈阅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再次声明: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到报告的,不过这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可能发生在晚上――我不知道;可能发生在饭前――我不记得。要知道,近八个月来我还有很多别的事。但是这件事在将来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的。

季米特洛夫:二月二十八日报上刊载了戈林总理先生关于国会纵火案的一篇报导或访问记。那里是这样说的(这篇报导的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干的(这一点部长先生在这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过),托尔格列尔参与其事;此外,那里还说,被捕的荷兰共产党员卢贝在被捕时在他身上除了发现护照外,还有一张共产党的党证。我问你:戈林总理先生,你当时是从哪里知道卢贝身上有党证的?

戈林:必须说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个案子太感兴趣,就是说,我还没读完所有的报告。但我有时发现,你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因此,老实说,我猜想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一定是你已经早就搞清楚了的。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到处乱跑,也不能去搜别人的口袋。我有警察(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这些警察会搜寻所有的重犯(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并且会向我报告他们搜到些什么(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要知道,这是明白不过的事。

季米特洛夫:戈林总理先生……(庭长;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

庭长:现在让我来说!(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我提醒你注意,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季米特洛夫:假如我有说话的自由!)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假如你要提新的问题,现在你就说吧,但是你说的话要能够使我确实了解。

季米特洛夫:对,十分确实:我告诉总理先生,当时抓住范•德•卢贝并且审问他的那三个警察,他们在这里异口同声地供述,没有在卢贝身上发现什么党证。我想知道,戈林先生的报告里为什么要那样讲。

戈林:关于这,我可以确实地说。(季米特洛夫:请吧!)这是个正式报告。可能报告是在第一夜当夜里就做好了,因而官员来不及那么快地对它进行检查。也可能,在某个官员讯问证人的记录中提到过党证,这个官员没有对记录进行检查,以为这是事实,当然,他也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我了。这个报告我是在第二天午饭前交给报馆的。那时,当然侦查还没结束。这个报告我是从记录中知道的。官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误,就是说他们对报告中的哪些地方没有核对,我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这里,在开庭的时候,已经弄清楚卢贝身上并没有党证。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作为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你当然要对国会起火以后的刑事警察的行为负责。你以总理和部长的身分,当时是不是采取了措施来立即进行侦查?

庭长:你后面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再说一遍!

季米特洛夫:我问,戈林作为总理和内务部长和国会议长,有没有命令警察局立即搜索卢贝的同谋犯?(戈林:那当然罗!)他当然(他自己这样说)要对自己的部和自己的警察负责,对不对?(戈林:完全正确!)我问你,在二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或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侦查卢贝的所有行径,例如从柏林到汉宁斯道夫,卢贝出现在汉宁斯道夫警察局,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看守所过夜,卢贝在这里认识了两个人,对这些问题,内务部长先生作了些什么侦查。戈林先生,你们的警察局为了侦查这些线索和确定卢贝的同谋犯,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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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10:14 |显示全部楼层
庭长:这个问题提得好长!

季米特洛夫:它提得十分明确!

戈林:我早就着重指出,我要负些什么责任。你不必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一个够细心的人,你就会从我说的话里了解到,我说过,我是一个部长,当然不必像一个密探那样去搜索罪犯,我有刑事警察来干这种事,他们会侦查出案情的细节详情;而当确定卢贝有罪的时候,刑警的一切根据应当主要交给法庭,而不是给我。我只发布命令,要这个侦查工作进行得尽可能快和精确,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卢贝应当还有同谋,这一点我是十分明白的(季米特洛夫:我也十分明白),因此要把这些骗子手尽快抓进牢里去。这就是我发过的命令。

季米特洛夫:你以普鲁士的总理和内务部长的资格发表了宣言,一个向德国和全世界发表的官方宣言,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是国会纵火犯(戈林:当然!),这是共产党干的(戈林:当然!),德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员范•德•卢贝和别的类似的人有勾结,在这个宣言发表之后,这种观点就给警察局的侦察以及其后法庭的侦察提供了一个肯定的方向,并且由于你的宣言防止了其他搜索真正的纵火犯的可能和途径,你说对不对?

戈林:我已经知道你想说些什么。事情十分明显。刑警受命四出进行侦查,他们将到那里去找寻线索,那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要知道我不是刑事警察官。我是一个负有重任的部长,因此对我来说,我注意的就不是个别的小骗子手,而是要对罪行负责的政党和世界观。刑警已经在侦查一切线索,你放心好了。但我的工作是确定这个行为是不是叛国罪,就是说,确定这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呢,还是不属于政治范围内的罪行?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罪行,当它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正像我今天一样明白:应当到你们的(转向季米特洛夫)党里去抓罪犯(向季米特洛夫幌拳咆哮)。你们的党是罪犯的党,应当消灭它!

庭长(向季米特洛夫):既然你谈到法庭的见解,那我……,你不是刚才谈到这一点的吗?是不是法庭的见解?

季米特洛夫:不,庭长先生,我是说,这种政治观点可能影响警察局以及其后法庭的侦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侦查主要是只按着一个方向进行的。因此,我提出质问。

戈林:季米特洛夫先生,假如这是合乎事实的,那末警察局的侦查也是按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

季米特洛夫:这是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截然不同。

戈林:而我的看法是有决定意义的。

季米特洛夫:那当然,我是被告嘛!

庭长:你只能提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说下去,庭长先生。戈林先生知不知道,他刚才说起的这个“应当消灭”的党,正统治着世界的六分之一?这就是苏联。(戈林:很遗憾!)这个苏联同德国在外交、政治、经济上都有关系。由于苏联在经济上的定货,千千万万德国工人在过去和现在才都有工可做。你知不知道这一点?

戈林:这我是知道的。(季米特洛夫:那就好了!)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听到像俄国的期票已经可以兑现这一类话,我是会很高兴的。这有助于使这些定货真正地给工人以工作做。但是我总还得说,这是外国的事。俄国做些什么,同我完全不相干。我在这里只是同德国共产党、同放火烧国会的外国共产党骗子手打交道。

季米特洛夫:同德国共产党作斗争,这是你的权利。而我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权利是,非法地居住在德国,向你的政府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场斗争,正在较量高低,而不是……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禁止你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在这里进行国社党宣传。)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在这个大厅里不能进行共产党宣传。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同我的最后的问题相联系,这里还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政党和世界观。戈林总理先生在这里宣称,苏联是外国,这个国家可以做它想做的一切,而在德国却要进行反共斗争。但这种世界观、这种布尔什维克的世界现正统治着苏联,、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优秀的国家,在德国这里也统治着代表德国人民优秀儿女的百万信徒。你知不知道呢?

戈林(咆哮):听我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德国人民知道些什么。德国人民知道你在这里的作为怎样无礼。你是为了国会纵火案到这里来的,而来了以后还居然这样傲慢不逊。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控告。(季米特洛夫:你是证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早该吊死的骗子手。

季米特洛夫: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庭长:季米特洛夫,我早就告诉过你,不要进行共产党宣传。(季米特洛夫想说下去)现在你还敢再说一句话,。我就把你撵出去。你不应当在这里进行共产党宣传。你已经这样干了两次,怪不得证人先生要这样大发雷霆。我绝对禁止你这样做。假如你还要提问题,只能提纯粹事务性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的这种解释使我十分满意。

庭长:你满意不满意我不管(季米特洛夫:十分满意!)在你说完这几句话以后,我就剥夺你的发言权了。(季米特洛夫:我要提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坐下。(季米特洛夫:我只提事务性的问题。)我剥夺你的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总理先生,你害怕我的问题吧?

戈林:你才该害怕呢,只要你离开法庭,我就会把你抓起来,你这个骗子手,你!

庭长:季米特洛夫三天之内不准出庭。马上把他赶出去!(季米特洛夫被逐出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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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11:59 |显示全部楼层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的最后发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我有以辩护人和被告人的两种身分说话的权利。

庭长:你有最后发言的权利,现在你可以利用那个权利了。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法,我有权与检察宫辩论,然后再作最后发言。

各位法官先生,检察官和辩护士先生!三个月前,在这个审讯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被告人,给了法庭庭长一封信。上面写道:我的发言引起了一些冲突,我很抱歉。但是因而指责我滥用提出质问的权利和说明理由的权利,以便达到宣传的目的,那是我绝对要加以驳斥的。由于我被诬告到本庭,我当然要用我所能用的一切方法来替自己辩护,以免遭到诬陷。

我在那封信上写道:“我承认我提出的有些质问,从法律形式的观点看,并不始终是正确的。关于这一层,请容我作这样的解释,就是我对德国法律不够熟悉,而且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参与这种性质的司法案件。倘若我有一个自己选择的律师,我就会无疑问地懂得怎样去避免这些不利于我自己答辩的事情。

我提醒你,我曾请求让德切夫、格佛里、坎平奇、托列斯、格里哥洛夫、列奥•加拉格尔(美国的)和萨尔不鲁根的莱曼博士做我的辩护士,这些请求都被帝国法院以各种理由一个又一个地拒绝了,而对于德切夫先生,大家知道,甚至还拒绝发给他旁听证。

我对特切尔博士,就个人人格或是律师身分来说,并无私人不信任之处。但是在德国现在的情况下,把他作为一个官方指定的辩护士来说,我就不能有必要的信赖。因为这个理由,我正力图自己替自己辩护,这样,当然有时我可能采取在法律上不正确的步骤。

为我在法院的辩护着想,我相信也为这个审讯的正常进行着想,现在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帝国法院,准许由我妹妹聘请的律师马塞尔•维拉尔参与我的辩护工作。

假使法院又拒绝这一申请,那末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尽我所能,由我个人给自己作辩护了。”

法院既已拒绝我最后的申请,我决定自己替自己答辩。强派给我的辩护士的蜜汁或毒药,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这个诉讼的全部进程中,都将由我自己答辩。

现在我一点也不感到要受特切尔博士为我辩护的发言的拘束。对我的辩护具有意义的,只是我自己现在和过去对法庭所说的话。我不愿得罪我的同志托尔格列尔,特别是因为,就我看来,他的辩护士已经够得罪他的了,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宁可受法庭的无辜处死,也不愿由萨克博士为托尔格列尔所作的那种辩护而获得开释。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在这里作这种性质的批评完全不是你的事。

季米特洛夫:我承认我的语调是激烈而尖锐的。我的斗争和我的生平也是激烈而尖锐的。但是我的语调是诚实坦白的。我有说实话的习惯。我不是一个因所操职业而来为受理人辩护的律师。

我是在保卫我自己,一个被控的共产党员。

我是在保卫自己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荣誉。

我是在保卫我的理想,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我是在保卫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因为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出自衷心。每一句话都表示我对这种不正当的控诉,对这种诬陷共产党人的反共罪行,怀着深切的愤恨。

我常常受到指责,说我对待德国最高法院不够严肃。这是毫无理由的。

诚然,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高法律是共产国际纲领,最高法院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但是作为被告,对我来说,帝国法院是应以极严肃的态度来看待的机构,这不仅由于它的审判员们具有很高的法定资格,而且由于它是国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一个能处人以极刑的法院。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凡我对法庭所陈述过的,因而也就是我对公众所说过的,都是真话。至于处在地下状态的我们的党,我拒绝对它做出任何供述。我是经常以严肃的态度和出自内心的信念而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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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13:30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吴为 于 2014-9-26 08:13 编辑

庭长: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中作共产主义的宣传。你总是这样干。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要剥夺你的发言权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在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可能,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宣传的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诬说季米特洛夫、托尔格列尔、波波夫和汤尼夫、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

我知道在保加利亚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国会纵火案的捏造的同谋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与纵火案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德国有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德国,人们可能相信这样离奇事件。

因此,我希望证明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与这一罪行丝毫无关。

谈到宣传的问题,我可以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的发言也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宣传作用而责备他们。(法庭里一片激动声和笑声).’

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残忍的”、“野蛮的”。我被叫做“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这类事情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幸福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水平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你,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的和野蛮的呢?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是在暗示德国的政治情况吗?

季米特洛夫(带着讥笑):当然不是,庭长先生……

很久以前,德国皇帝卡尔第五说过,他只愿对他的马说德国话,德国贵族和知识界只写拉丁文,而以本国文字为耻,而那时在“野蛮”的保加利亚,圣西利和圣梅托吉就创立了并传布了保加利亚古文字。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自豪。

在我开始讨论主要问题之前,我必须先作这样声明。特切尔博士曾经责备我们,说我们之成为国会纵火案被告,完全咎由自取。可是我必须回答说,从三月九日我们被捕之日起至这个审讯的开始止,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那一期间内,任何可疑的情况都可以彻底调查出来。在预审阶段,我曾同所谓国会纵火案调查委员会的官员谈过话。那些官员们对我说,我们保加利亚人在国会纵火案中没有罪。我们的罪名只在于我们的假护照、假姓名及我们没有报户口之类。

庭长:你现在谈的这个问题在诉讼程序中没有提到过,所以你没有权在这里提起。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在那个期间,每一情况都可以调查出来,以便迅速地解除我们与纵火案有关的嫌疑。起诉书上宣称,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汤尼夫硬说他们是保加利亚的流亡者,但他们是为着非法的政治活动而住在德国,却是有凭有据的!起诉书上又说:他们是“莫斯科的共产党派到德国来准备武装暴动的全权代表”。

起诉书第八十三页指出,虽然季米特洛夫声明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他不在柏林,但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因而也不能免掉对他参与国会纵火案的控诉。起诉书上继续说,不仅赫尔麦的作证,而且有其他一些事实,也都证实了……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必在这里宣读全部起诉书。我们对它已经非常熟悉的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说明,检察官和辩护士在这里所说的,有四分之三是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但是那并未妨碍他们再在这里提起(庭上笑声四起)。赫尔麦说,季米特洛夫和卢贝是同在伯扬霍夫饭店的。现在允许我再来引证起诉书,那上面说:

“虽然季米特洛夫没有以现行犯当场被捕,但是他参与了国会纵火的布置。他跑到慕尼黑,为的是找个不在犯罪场所的证明罢了。在季米特洛夫那里查获的小册子,足以证明他参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

这就是这一草率的、早产的起诉书的根据。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应当用这种话来对待起诉书。

季米特洛夫:我选择另外的说法。

庭长:你不应该用这样一些不敬的字眼。

季米特洛夫:我要从另一点上再来谈谈这一控诉的方法和起诉书。

说放火烧国会是德国共产党干的事,甚至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干的事,这一理论决定了这个审讯的性质。

人们用放火烧国会这种反共的行为来诬陷共产党,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政体的烽火。由于运用这种理论,全部诉讼程序里面就贯串了反共产党的性质。起诉书写道:

“……控诉的根据是,这种犯罪的暴行是对国家的敌人们的一种信号,他们见到信号以后,就要向德帝国进行总进攻,把它消灭,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个唯第三国际之命是从的苏维埃国家……”

先生们,把这样的暴行归罪于共产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这里列举所有例子,我要你们回想一件铁路暴行,那是某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和特务不久以前在德国尤特堡于出来的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的和国外的报纸都宣称这一暴行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手段。后来才搞清楚,这是一个叫做马杜式加的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干的。他被捕了,并被判刑了。

让我再提起另一个例子,那是戈尔古洛夫暗杀法国总统的案件。那时许多国家的报纸又叫嚣说共产党又显身手了。大家都说戈尔古洛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这个暴行是俄国白卫军所作的事,戈尔古洛夫是意在破坏法苏友好关系的特务。

我再请你们回想关于索非亚大教堂的暴行。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所组织的,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这个借口下,两千个保加利亚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被法西斯匪帮残杀了。这个炸毁索非亚大教堂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警察局所主使的。早在一九二O年,索非亚警察局长普鲁特金就在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组织炸弹爆炸事件,以挑拨保加利亚工人。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那与这个审讯不相干。

季米特洛夫:警官海勒在这里说到用放火来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之类的话。我问他曾否听到过这样的事情,房产主放了火,却硬把它归罪于共产党员。《国民观察报》于十月五月写道,斯退丁警察局……

庭长:这篇文章在这诉讼程序中从未被提到过。

季米特洛夫(打算继续谈下去)。

庭长:在这审讯过程中从未提到过的事情,你不能在这里说。

季米特洛夫:一系列的纵火……

庭长(又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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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15:52 |显示全部楼层
季米特洛夫:这是侦察的对象,因为共产党被控在一系列的纵火案上负有责任。后来明白了那是一些房产主“为着做生意”而干出来的勾当!我还愿意提一下伪造文件的事。人们利用很多伪造的文件来反对工人阶级。这类文件为数极多。我想提一下所谓“季诺维也夫书信”。这是有意伪造的。英国保守党利用了这封假信来反对工人阶级。我还要请你们想起在德国发生过作用的层出不穷的伪造文件……

庭长:这超出这次审讯的范围了。

季米特洛夫:有人在这里断言,国会纵火案是武装起义的信号。人们企图用下列方式来证实这种说法。

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共产党就不得不鼓动群众,从事行动。他宣称:“共产党被迫干一场,现在不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共产党许多年来都号召大众反对国社党,现在国社党掌握了政权,共产党要就是立即采取行动,要就是永远不采取行动,这中间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检察官企图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阐明这一臆断。

庭长:我不允许你侮辱检察官。

季米特洛夫:检察官在法庭上发挥了检察长戈林所作的说明。检察官维尔纳博士宣称:

“……共产党已经处在不战斗就得投降的境地(虽然他们缺乏把战斗进行到底的淮备)。这是它现在处境中仅有的选择。不是不经战斗而放弃它的目的,就是冒一次险,孤注一掷,也许可以把环境变得对它有利。这一着也许失败,但是失败后的处境不会比不发一枪的投降来得更坏!”

硬套到共产党身上的这种设想,绝不是共产党的设想。这证明共产党的敌人们并不深知德国共产党。

一个人要想正确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敌人。禁止党的活动、解散群众组织、否认党的合法地位,当然是对革命运动的严重打击。但是这远不表明,因此就一切都完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共产党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党报被禁止了,取消党的合法性是随时可以预期的。德国共产党等候着这一天。在小册子及报纸上都谈到这一点。德国共产党很懂得,虽然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继续进行活动和斗争。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被禁止活动的。

我可以就保加利亚党的经验说一说。那里的共产党于一九二三年起义后就被禁止了,然而还继续工作着。虽然经过巨大的牺牲,但是它已比一九二三年被禁以前更加强大了。这是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德国共产党虽然处在非法的地位,仍然能够在一定的形势下进行革命。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共产党是非法的,它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后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获得了政权。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就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起义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当然,德国共产党完全知道非法地位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但是它也知道党的革命力量势将重行增强,总有一天它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因为这些理由,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有意在这时孤注一掷。共产党人很幸运地不象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在困难的环境中丧失理性。

我必须补充一下,德国共产党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什么是共产国际呢?让我从它的章程中来加以引证:

我在这里宣读一下章程的第一条。

“共产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原则和目的的体现者,它要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贫苦农民的广大阶层,为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世界联盟,为完全消灭阶级和实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在这拥有全世界千百万党员的共产国际这个世界性的党中,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最强有力的党。它是苏维埃联盟――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共产党――是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判断政治形势的。

这一国际的所有支部都对它直接负责,因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党,而不是一个阴谋者的组织。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党不以起义和革命作儿戏的。这样一个世界性党不能对它千百万信徒们公开说的是一回事,而暗地里做的又是另一回事。我亲爱的萨克博士,这样一个党是不作兴搞两本头账簿的。

萨克博士:好!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宣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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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20:49 |显示全部楼层
季米特洛夫:这样一个党在它对待千百万无产者的时候,在它采取关于战略和当前任务的决定的时候,是以极严肃的态度和充分的责任感来进行的。让我引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一些决议。因为这些决议曾在法庭上被引证过,我有宣读的权利。

按照这些决议,德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

“动员千百万劳动大众来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反对垄断资本对他们所进行的掠夺,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紧急命令,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开展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斗争,进行示威,以此来引导群众走向政治总罢工;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群众,坚决克服工会工作中的弱点。德国共产党必须把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德国的口号作为主要的口号(这个口号保证了奥地利人民和德国其他地区自愿合并的可能性),以与法西斯独裁的口号(“第三帝国”)和社会民主党的口号(“第二共和国”)相对抗。”

群众工作,群众斗争,群众反抗,统一战线,不作任何冒险行动!――这些就是共产党策略的要点。

我找到了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宣言。我想我可以摘要地宣读一下。里面有两点特别重要。例如,其中说到各个国家因德国事件而引起的示威运动,说到共产党在反对国社党的恐怖行动中的任务,说到保卫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报刊。此外,宣言中还说道:

“成立共产党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工人斗争的统一战线,其主要障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使国际无产阶级处在阶级敌人的打击之下。这个以所谓‘祸害较小’的政策而闻名的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在法西斯反动派得胜之前的德国实际上也在奉行着。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不止一次地宣称,他们准备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向资本的进攻、政治上的反动和战争威胁作斗争。共产党是共产党工人、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无派工人进行共同斗争的组织者,而社会民主党领袖则与之相反,他们不断地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还在去年七月二十日,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被冯•巴本粉碎之后,德国共产党就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建议组织反法西斯的全面罢工。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全部同意第二国际的主张,认为组织全面罢工的建议是挑衅行为。在希特勒掌政的时候,德国共产党又再度提出共同行动的建议,号召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共同组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击,但是这一次又遭到拒绝。加之,当去年十一月柏林运输工人一致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却破坏斗争的统一战线。这样的例子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层出不穷。

但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局于今年二月十九日却在宣言中声明,加入这个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准备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德国的法西斯反动派。这个声明同社会主义国际以及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是南辕北辙的。社会主义国际迄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向共产国际和各共产党提供了不能相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局的声明是出于至诚的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是在很多国家,首先是德国,工人群众已经组织起在自己掌握中的斗争的统一战线的时候提出这个建议的。

然而,当着进攻德国工人阶级和发动世界反动派全部力量的法西斯主义的面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一切共产党再作一次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尝试。共产国际在作这次尝试时深信,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能够打退资本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大大加速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不可避免的灭亡。

由于各国条件的特点以及各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具体斗争任务之不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为了反资产阶级的一定的行动所作的协议,在个别国家的范围里实行起来比较顺利些。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可以向相应的加入社会主义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提议,建议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资本的进攻而共同行动。反对资本和法西斯进攻的斗争的基本条件应当是这种谈判的基础。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具体行动纲领,各党派之间的任何协议其目的都在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且号召一切共产党,首先是德国共产党,不必等待同社会民主党共同从事斗争的谈判和协议获得结果,立即组织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以及其他各种派别的工人共同斗争的联合委员会。

共产党人在多年的斗争中表明,他们无论过去和将来永远站在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的首列,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中表明出来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信,不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怎样对待建立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和无党派的工人将会克服一切障碍,同共产党员一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实现统一战线。

现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为了粉碎德国的工人运动,组织了空前的挑衅――国会起火,伪造起义的文件等等――正是在这时,每一个工人都应当了解自己反对资本和法西斯反动派进攻的斗争中的阶级责任。”

这个宣言一句也没有说到要立即夺取政权。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都没有提出这样的任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共产国际的纲领并未排除武装起义的可能性。

法庭就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为目的,这个起义已经淮备就绪并将立即爆发。但是,这是不合逻辑的,说得温和一些人这是不正确的。当然,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任务。那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的目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确定不移的纲领,不仅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还需要其他劳动大众的力量。

任何人都知道德国共产党赞成无产阶级革命。但那绝不是这诉讼程序中要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共产党实际上有没有计划要在二月二十七日发动与国会纵火有关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

先生们,法庭调查的结果如何?国会纵火是共产党所干的这一神话已经完完全全地给粉碎了。我不想象某些其他的辩护士一样援引例证。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具有正常智力的人说来可以认为是完全搞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共产党的任何活动丝毫无关,不仅与起义无关,即与罢工、示威或其他类似的任何事件都无关。法庭的调查已经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除外)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为或企图。当时没有人听到过这类说法。有关的种种捏造都是在很久以后才编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处在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德国共产党正力图组织群众的反抗和自卫。但事实证明:国会纵火是大规模地预先布置好的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一种借口和前奏。

德国政府的负责官员们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还没认为共产党会起义,这也可以确凿证明的。在这一点上,我对出庭的证人提出过不少问题。我特别对海勒、赫赫有名的加尔万尼(全场哄笑)、弗莱、海道尔夫伯爵和警官们问过这些问题。不管他们的答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全同意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听到关于即将发生的共产党起义的任何消息。这就说明政府事先绝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庭长:但是法庭曾经提供了西区警察局局长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季米特洛夫:西区警察局局长说:他被召到戈林那里,戈林给了他关于反共产主义斗争的口头指示,那就是说,要镇压共产党的集会、罢工、示威、竞选宣传等等。但是他并未说到要采取措施,以对付即将发生的共产党起义。

昨天修弗特博士在他的发言中也讨论到同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政府方面没有人预料到会有任何起义发生。他也提到戈培尔的话,他指出戈培尔不相信国会起火的消息。实际上是否如此,这是另一问题。

对于这一点,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所颁布的紧急命令也是一个证据。这是在起火后马上就公布的。读一读这个命令。里面说些什么呢?命令宣布宪法上某些条款暂时失效,即保障人身的不可侵犯、保障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保障居住安全等等条款。紧急命令的第二段、命令的精华在这里:反对工人阶级……

庭长:不是反对工人,而是反对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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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25:3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吴为 于 2014-9-26 08:36 编辑

季米特洛夫:我要指出,在这个紧急命令下,不仅仅共产党员,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和基督教的工人们也被捕了,他们的组织也被禁止了。我要强调这一事实,这个命令主要地是在反对共产党,但它不仅仅反对共产党,而且还反对其他一切反对派的党团。这一法令是为了实行紧急状态而必须颁布的,它与国会纵火有有机的联系。

庭长:倘若你攻击德国政府,我就要剥夺你的发言权。

季米特洛夫:在这次起诉中有一个问题还完全没有弄清楚。

庭长:你应当朝着法庭说话,而不要朝着大厅,否则我们认为你的发言是宣传。

季米特洛夫:无论是检察官也好,辩护士也好,对于一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们认为这不是必要的,这并不使我惊奇。因为这个问题一定早使他们惴惴不安了。我指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德国政治形势的问题,这是我现在必须要讨论的事。二月底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国民阵线阵营里发生了内讧……

庭长:你又提到我已经一再禁止你提到的问题。

季米特洛夫:我要提醒法庭,我曾请求传唤希莱歇尔、布鲁宁、巴本、胡根伯、钢盔团的副主席杜斯特尔伯等人到庭作证。

庭长:法庭已拒绝了你的请求,你就没有再提的权利。

季米特洛夫:我知道,并且我还知道为什么!

庭长:在你作最后发言时,我不得不一再打断你的话,这是不愉快的事,但是你必须尊重我的指示。

季米特洛夫:国民阵线阵营发生的这场内讧是与德国经济巨头间在幕后所发动的斗争有联系的。进行斗争的一方面是克虏伯―蒂森集团(军事工业),他们是多年来支持国社党的,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已经逐渐被挤到次要地位的对手。

蒂森和克虏伯打算在国内建立在他们亲自指挥下的独裁原则和绝对统治。坚决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摧毁革命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在这时正努力建立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力量抵抗国社党毁灭工人运动的阴谋。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感到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他们理解这一点。成千上万社会民主党党员转移到德国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二、三月间建立统一战线的任务一点也不意味着起义以及准备起义,而只是意味着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资本家的掠夺和国社党的暴力。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常常强调你唯一感兴趣的是保加利亚的政治形势。然而就你现在的话看来,你对于德国的政治问题,也是极感兴趣的。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你在指责我。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保加利亚革命者,我对于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兴趣。举例说,我对于南美的政治问题有兴趣,虽然我从未到过美洲,我很熟悉那里的政治形势,不亚于我之熟悉德国的政治形势。但那并不意味着,南美某个国会的建筑物给烧掉了,我就是罪犯!在这诉讼程序的进行期间,我已学到很多东西,由于我对事物的政治理解力,许多事我都已明白了。

那时的政治形势是由两个主要因素支配的:第一个是国社党努力于获得绝对权力,第二个(与第一个因素相反)是德国共产党力图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就我看来,这在诉讼程序的进行期间已经显示出来了。

国社党需要的是声东击西的手法,以分散人们对于国民阵线内部困难的注意力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国民政府”需要的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口实,以便颁布二月二十八日的紧急命令,这道命令废止了出版和个人的自由,规定了警察迫害制度、集中营制度和其他反共产党的措施。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现在你已走到极端,你正在作暗示呢!

季米特洛夫:我的唯一愿望在于说明我所理解的国会纵火案前夕的德国政治形势。

庭长:这里不是让你作反对政府的暗示和重提早被驳斥的论断的地方。

季米特洛夫:工人防级应当尽力保卫自己,所以共产党企图组织统一战线,来同威尔斯和布莱特舍特的抵抗运动相对立,这两个人现在正在国外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号。

庭长:如果你要答辩,你就应该进行你自己的答辩,否则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了。

季米特洛夫:我早就声明过,我同意起诉书上的某一点,现在我必须再肯定我的同意。我指的是这个问题:对国会放火是卢贝一个人干的呢,还是另有同谋。助理检察官巴利休斯宣布说,被告的命运就取决于对卢贝是否有同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对这个说法的回答是;不对,一千个不对!这样的结论是不合逻辑的。我认为,卢贝不是一个人单独放火烧国会的。依据检验及侦讯所提供的证据,我断定议场的放火是与饭厅、底层楼等处的放火有性质上的差别的。议场是由其他的人用其他的方法放的火。虽然在时间上,与卢贝的放火偶合,但是议场的火根本上是有所不同的。十之八九,卢贝是这些人的没有灵魂的工具,是一个被人滥用的工具。卢贝从来(疑为“未”)在法庭上说出实话,现在他依然坚不开口。这一问题的解决并不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是的,卢贝不是单独一个人,但是托尔格列尔、波波夫、汤尼夫、季米特洛夫并不是他的同伙。

卢贝于二月二十六日在汉宁斯道夫遇到某一个人,他告诉这个人说,打算去放火烧市政厅和皇宫。这个人对他说:像这样的事简直是“儿戏”。在选举期中烧了国会才是更有实际意义的事。这样经过政治煽动者和政治疯人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发生了放火烧国会的事件。政治疯人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动者倒反而逍遥法外!傻子卢贝不知道,当他正在笨拙地企图烧毁走廊和储衣室的时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正在使用如夏兹博士在这里说到的那种易燃的液体放火烧议场。

(卢贝这时抿着嘴笑。由于一阵一阵的发笑而周身颤动起来了。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和被告在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说)不知姓名的煽动者作了放火的一切准备。这个魔鬼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在被告席上,而魔鬼反而不见了。卢贝与政治煽动者的代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勾结是在汉宁斯道夫形成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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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6:27:22 |显示全部楼层
检察宫维尔纳在这里宣称卢贝是个共产党员。他更进一步地说,即使卢贝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是为着共产党并与共产党联系而干出这个勾当的。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

卢贝是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员?绝对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他是一个不齿于本阶级的工人,一个为非作歹的流氓无产者。他是一个被滥用的畜生,人们利用他来反对工人阶级的。不!他不是共产党员!不!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作为会像卢贝那个样子。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做些无聊的事,但是当他们被拖到法院时,他们总就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做了这类的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上并肩而立,他不会默默无言的。卢贝不是共产党员。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法西斯滥用的工具。

与他一同被控的共产党国会党团主席和我们三个保加利亚人,同这个人、这个被滥用的工具、用来危害共产主义的工具毫无共同之点。

让我提醒法庭,戈林于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就纵火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托尔格列尔和科恩在昨夜十时从国会一块儿逃走。这个声明广播到全国。戈林在同一声明中宣称,国会是共产党人放火烧掉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调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行动,也没有人搜寻与卢贝一块在汉宁斯道夫的警察看守所过夜的人……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

季米特洛夫:我要再说半个钟头。我必须对这个问题表示我的意见……

庭长: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庭长先生,在这个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期间,你无数次不让我开口,只对我保证说,在审讯结束时,我在答辩中将能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但是恰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限制我的发言权了。在汉宁斯道夫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是一个重要问题。同卢贝在那里过夜的瓦深斯基还没有被发现。我请警察局搜寻他的建议,也被认为无用而遭了拒绝。

有人说,卢贝在汉宁斯道夫同一个共产党员在一起,这是国社党的证人,理发师格拉夫编造的谎话。倘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遇到的是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很早就要详加研究了,庭长先生!但是谁也没有兴趣去寻找瓦深斯基。

送起火的第一个消息给布兰登堡门警察局的那个穿便服的人也没有去搜寻,他的身分依然不明。初步调查就错了方向。国社党议员阿布雷希特博士在刚起火后即逃出国会,也未受到讯问。不在可以早就搜查出来的地方搜查放火犯,而在没有这些人的地方搜查。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搜查放火犯,那当然是不对的。这样,就让真的罪犯们隐藏起来了。由于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别人捉来做替身……

庭长:我不允许你这样的说法。我只再给你十分钟。

季米特洛夫:我有权利向法庭提出我对判决的建议。检察官说,共产党人提出的证据都是不足凭信的。我不采取这样的偏见。例如,我不会说国社党证人都是靠不住的。我相信在千百万国社党党员中也有老实人。

庭长:我禁止你说这样恶意的话……

季米特洛夫:但是所有的主要证人,都是国社党的议员、新闻记者和拥护国社党的人,这不是很值得注意的吗?国社党议员加尔万尼说,他看见托尔格列尔和卢贝同在国会的!国社党议员弗莱说,他看见波波夫和托尔格列尔同在国会的!国社党招待员赫尔麦说,他看见季米特洛夫和卢贝同在一起的!国社党记者维比尔斯德说,他看见汤尼夫和卢贝同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人都是国社党的党员!这仅是偶然的事吗?证人得罗舍博士,也就是《国民观察报》的撰稿人齐麦尔曼……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这是没有证据的。

季米特洛夫:他硬说季米特洛夫是索非亚教堂暴行的组织者,而这是早已被驳倒了的。他又说好象看见我同托尔格列尔同在国会。我有十足的把握说,得罗舍同齐麦尔曼是一个人……

庭长:我不同意这样说法,这是没有证据的。

季米特洛夫:警官海勒在法庭里宣读过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一本书上的一首共产党员所作的诗,来证明共产党员于一九三三年放火烧国会。

请允许我也来引证一首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诗:

要及早学得聪明些。

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

天秤针很少不动;

你不得不上升或下降;

必须统治和胜利,

否则服役和失败,

或者受罪,或者凯旋,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对!谁不想做铁砧,谁就应当做铁锤!

德国工人阶级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二三年,或者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或者一九三三年一月都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真理。这应当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威尔斯之流,泽维林之流,布劳恩之流,列保特之流,格洛斯曼之流。当然,德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真理了!

关于德国法律在这里已经说的很多了,我也要发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无疑问地,当前的政治策略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在任何时候都会影响法院的决定的。

司法部部长克尔是一个法庭承认的权威,我要引证他的一些话:

“形式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对法律的误解在于,认为客观性仿佛应当是司法的偶像。现在我们已经找出人民同司法疏远的原因,而这种疏远归根结底要归咎于司法。因为,当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时候,什么才是客观性呢?战斗中的士兵知不知道客观性,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知不知道客观性?士兵和军队只知道一个见解,承认一个问题:我要怎样去拯救自由和荣誉,拯救民族?

可见,正在作殊死斗争的人民的司法,是不能够崇拜死去的客观性的。法庭、检察和辩护的措施都应当绝对遵循这个见解:什么东西攸关民族生存和能够拯救人民?

不要意味着停滞,因而也就是僵化的和疏远人民的懦弱的客观性,――不,整个集体以及个人的一切行动、措施都应当服从人民?民族的日常需求!”

总而言之,法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庭长:这同本题无关。你应当提出建议来了。

季米特洛夫:检察官已经提议,被告保加利亚人罪证不足,应予开释。但我绝对不能满足这一建议。问题远不如此简单。这没有洗刷掉我们的嫌疑。不,在审讯中已经证实,我们同国会纵火案毫不相干,并且没有再对我们怀疑的丝毫理由。我们保加利亚人和托尔格列尔所以必须全被开释,倒不是由于证据的缺乏,而是由于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会与也不能与反共产主义的行为有任何关系。

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

一、年尔格列尔、波波夫、汤尼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书应予撤消;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利用来陷害工人阶级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损失的时间、被损坏的健康以及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均应给予赔偿。

庭长:这就是你要法庭在讨论判决时考虑的所谓建议。

季米特洛夫:加上利息来履行这些建议的时机终会到来!至于国会纵火案的完全搞清楚和真正放火犯的认定,当然,这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法院会完成的事。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要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

“地球仍然在转动!”

这个科学的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

(庭长急剧地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站起来,整理纸张,准备离开。)

季米特洛夫(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

“它仍然在转动!”

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朝着苏维埃的欧洲、朝着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的方向转动。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推动的这个车轮,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警察抓住季米特洛夫,用强力把他按在被告席。庭长和法官退席,开会商议能否再让季米特洛夫发言的问题。会后法官返席,宣布永远剥夺季米特洛夫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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