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注册 登录
红色中国网 返回首页

热风冷眼的个人空间 http://redchinacn.net/?12599 [收藏] [复制] [分享] [RSS]

日志

高寒: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2011年元旦)

已有 2052 次阅读2012-7-31 14:13 |个人分类:高寒撰写社论集锦| 毛泽东, 邓小平, 马克思, 共产党, 唯物史观

改革开放最大失误是理论失误


高 寒

2011年元旦


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已在晨钟暮鼓中完成了更替,但中国共产党曾多次信誓旦旦的“政治体制改革”,却仍在原地踏步、踯躅不前。行动的踌躇来源于思想的迷茫,思想的迷茫来源于理论的禁锢,而理论的禁锢则归根结底来源于利益的羁绊。似乎,中国共产党已完成了它的世代交替,红旗下诞生的一代,已全面接班上位了。然而,他们究竟是“红二代”,还是“封二代”?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们,究竟是要站在毛邓的肩上,采两端之长,继承毛邓而又超越毛邓;还是要新瓶旧酒,重蹈覆辙,取两造之短,让左、右倾路线的恶果相叠加?人们在拭目以待,历史在拭目以待。

(一)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批不倒左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大体上可分为毛泽东路线的前三十年和邓小平路线的后三十年。今天无论站在何种立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出来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在其最终形成的初始阶段,都曾分别在相当程度上,是激发起了国人新的希望的。

毋庸讳言,邓路线是在毛路线的长期压抑中酝酿、挣扎、抗争、成型,并最后终于以“外科手术”那样一种突变的形式而迸发出来的。邓路线登台后,毛路线得以终止。自此,邓路线便在中国大地上扬眉吐气、任意挥洒,就像前三十年,毛路线曾在中国大地上意气风发、尽情挥洒一样。

如果说,在中共十二大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治国参照系,还仅有着毛路线的话,那么到了十八大时,在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面前,就同时摆放着毛路线和邓路线这样两个比较完备的一左一右参照系了:它们分别的发生、发展、鼎盛与衰败;他们分别的成功、徘徊、经验和教训。

毛 路线以反右见长,邓路线以反左起步。但仔细比较一下这两条路线,却不难发现,其实二者往往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互相惩罚,又互相补充的。当年好高骛远的 毛路线一路反右下来,恰好为低调务实的邓路线奠定了党内外民意基础;同样,今天实用主义的邓路线发展到极致,也正在为理想挂帅的毛路线重新崛起创造着前 提。

由此可见,用左反右,反不了右;用右批左,也批不倒左。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在继续证明:无论从毛泽东当年火药味十足的反右,还是从邓 小平后来刀光剑影的剿左,统统都解决不了问题。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来彻底解决夺取政权后,一直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多年的“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这个大 难题,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直面回应那个至今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便无从疏解体制内外 的压力和危机了。

(二)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理论的失误


事实上,今天邓小平路线的继任者,无论是面对自由派“普世价值”、“人权高于主权”的挑战,还是面对左派“修正主义篡权”、“资本主义复辟”的问罪,均处 于穷于应付的被动守势。现实与理论的严重脱节、扭曲、对立、乃至颠倒,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 明这一块上,则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这一切,均出于中共至今无以对自己的经济、政治行为给出令 人信服的理论说明;无以在这种理论说明的基础上构建起国家的凝聚力。由薄熙来发起的“唱读讲传”,尽管有此良苦用心,但这种东施效颦的回光返照,因其号错 了脉、找错了病根,故不仅治不了本,甚至连治标也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改革派的最大失误,是理论的失误。即它没能把改革开放的理 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坚实基础之上,没能用唯物史观之历史必然性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大踏步地向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作战略性“撤退”做出理直气壮的 解释或辩护。如此一来,他们就只好迫于惯性,被拖入了某种似乎“说不清、理还乱”的传统理论陷阱。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就是两个典型。

邓小平为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来救东方完全不够格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就硬要将资本主义给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 这样一来,他既亵渎了真资格的资本主义,也亵渎了真资格的社会主义——前一个亵渎,误导出幼稚的中国左派猛批“资本主义”,尽管是无的放矢;后一个亵渎, 又误导出同样幼稚的中国右派猛批“社会主义”,尽管同样是无的放矢。

当中共改革派一再表白、反复强调自己是在干“社会主义”时,其申辩的 大前提就是:你已事先无条件地接受和认可了挑战者所预设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之不言而喻。然而,这个价值准则,难道不正是我 们前三十年全部行为的圭臬吗?如果它真是那么“不言而喻”,那这后三十年不就是白干了吗?于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白干”或没有“白干”,一班官方秀才便 都卯足劲头去证明这改革开放就是符合那个准则、遵循那个准则的。即使理论与现实完全扭曲,书本与实际完全颠倒,仍百折不挠、前仆后继。

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见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站出来,对中国官方所必需循规蹈矩的这个“社好资坏”大前提、对这个或隐或显的价值禁忌、尤其是对它的“不言而喻”、“不容争辩”本身,作出过任何怀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然 而试问,难道这“社会主义好”与“资本主义坏”,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吗?是可以超越时空的吗?难道这世界上还真有着超越时空的价值标准吗?从而,难道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究竟是干社会主义还是干资本主义,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吗?是可以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既定“善恶好坏”价值准则而自如地去作出选择、自如地去加以 设计的吗?总之,难道这“社会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那“资本主义”就是无条件、超时空的“恶”吗?难道当有人用超越时空的“人权”价值观 向你发起挑战,那你就只会用另一种超越时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去回应吗?最后,当社会主义“优越性”都已经超越时空了,那它还是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还 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吗?

然而,这样的发问,却只有基于历史唯物论才可能提出来,只有基于科学社会主义才可能提出来。一句话,只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提出来。设想一下吧:如果当年邓小平麾下的秀才们能如此这般地向胡乔木、邓力群们发问,邓小平还需要“不争 论”吗?同理,倘若今天的中共改革派能如此这般地向“左派”们发问,中共还会惧怕所谓的“变修”、“复辟”的问罪之师吗?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路线,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


应该说,邓小平当年还是多少已感觉到那个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超历史、超时空的“善”“恶”、“好”“坏”观,是大有问题的。这大约与他和他 的战友们长期以来,曾受到左倾路线的强力压制,从而对唱“社会主义”高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有关。但是,他似乎又一时无法厘清这种超时空的“社好资坏”价值 观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于是,才有对“姓社姓资”的“不争论”;才有他多次劝诫来访的非洲国宾“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才有他从80年到91年间竟不下 20次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才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几乎成了中共党内改革派高层的一句无奈加自嘲的口 头禅。

于是,这中共改革派除了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那个“社好资坏”的价值禁忌之外,但却从无人在理论上直接挑战这个价值禁忌本身。相 反,他们还在一切场合,忙不迭地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打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从而用自己的手又去更加强化了这个对自己动辄问罪的紧箍咒。这也难怪,所 谓“社会主义好”和“资本主义坏”,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早已深入骨髓,它早已一代传一代;它的兴起已经年代久远,它随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而送来。

但是另一方面,用“只干不说”、“不争论”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的方式引进资本主义, 也自有其实用主义的功效。它既可将左派的理论声讨消声于无形,还可随心所欲地垄断姓“社”姓“资”的命名权。如此一来,凡是对自己有用的资本主义,譬如市 场经济、宏观调控,……等等,当然还包括所有的“中国特色”,就统统给戴上“社会主义”的高帽(只差没说出口的“社会主义的二奶……”云云);而凡是对自 己的既得权力和利益构成威胁的资本主义,譬如宪政民主之类,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等等,甚至连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均统统给 冠以“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加以排拒。总之,万物皆备与我,凡我之所欲,皆姓“社”,凡我之所恶,皆姓“资”。

由此可见,中共党内的改革 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要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正视那个统治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好”、 “资本主义——超时空、无条件地——坏”;就必须弄清,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从科学又重新沦为了空想。因 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空想社会主义一旦同国家政权相结合,它与封建社会主义就仅有一步之遥。如此,也才能让人痛切地醒悟到: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改革开放理论,正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这么一来,便再没有什么理论禁区,再没有什么历史和学说、再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是不可以重新检阅和重新审视的了。譬如,当年列宁 和考茨基、伯恩斯坦、普列汉诺夫的争论;整个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关系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执政与下野经验,今天中国共产党与各国社会党的关系,以及北 欧、尤其是瑞典模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等等,等等。

(四)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历史唯物论


如果说,一事物与它事物的区别恰在于其质的规定性,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他任何学说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

是的,“马克思主义有 着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多年来,人们一直这么说,也一直这么写;导师这么讲,学生也这么背。诚然,它导源于列宁1813年的 一篇短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关系是板块式的并列吗?如果是,那么,你就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学或政治学的任何一个结论 过时了,那马克思主义也就过时了;或者得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结论都万古不变、形同教条。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 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以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 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设计上出了错误,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不见得就要 推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在于它的质的规定性。

马 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而作为应用科学,它们的任何论断和 结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转移的。而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也只有历史唯物论被证伪 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被证伪。由此可见,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论,也只有历史唯物论,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因 此,任何号称要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英雄豪杰,你要打倒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打倒这个历史唯物论!你要证伪马克思主义,你就必须得证伪这个历史唯物论。同 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坚持这个历史唯物论,要捍卫马克思主义,就首先得捍卫这个历史唯物论。

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又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块巨大丰碑。它在人文社科领域,迄今仍是一座无人超越的巅峰。正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 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故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原理,都惟有用唯物史观才可能给予正确的阐明;也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有关政治 学或经济学的任何结论,才可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凡是离开唯物史观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任何 结论、乃至任何提法与字眼,包括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诸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或公有 制,……,就统统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无缘了。

于是,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峰巅上去俯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 路,去审视那个纠缠了中国共产党大半辈子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回顾国际共运中的风风雨雨,你就会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谁说共产党人就不能干资本主 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共产党人还就不能不去干资本主义;从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甩开膀子地大干资本主义:不仅引进资本主 义的市场,而且引进资本主义的宪政!

或问:“不干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人吗?”

答曰:“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人吗?”

在这里,问者的的提问中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共产党是在任何时空都干社会主义的党”;“凡共产党必须在任何时空都得干社会主义”。

而答者的前提则是:“共产党在任何时空都必须遵循历史唯物论、顺应历史必然性,引领历史潮流”;“共产党人必须首先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谈得上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推进”。

我 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面临着一个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 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 据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 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是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毛路线的前三十年,是全 面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三十年,那么,邓路线的后三十年,则是抵制资本主义宪政文明的三十年。前者,造就出一个贫穷、落伍的中国,而后者,则产生出一个畸 形、腐败的中国。尽管两条路线曾斗得你死我活,但二者却在共产党一旦掌权,就绝不分权、绝不让权这一点上,是息息相通、同气相求的。

由此 可见,要正视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那就不仅要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必须得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而要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就一定得 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要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共产党就得首先分权和让权,甚至准备面对民选而下台。而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的环境中,才 可能割掉自己那根深蒂固的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尾巴,才可能与封建世袭专制利益集团切割,才可能重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的利益、获得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而重新赢得政权,也才可能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地告别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情怀,回归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熟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

(五)第二次思想解放,回到马克思主义


其实,这个“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的论断,决非新论。

请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吧: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封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再请看十月革命之前,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论述吧:

“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 ‘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 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 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觉悟的工人……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像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 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 ” (列宁《国家与革命》)

……

习近平、薄熙来们:你们应当清楚,你们之登上权位或富可敌国,不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奋斗而是因为你们父辈的奋斗,尽管老一代共产党人几乎无一人是为了自己个 人及家庭的升官发财而投身革命的。然而,革命异化了,革命政权异化了,革命的家庭也异化了。这种异化就发生在“打江山、坐江山”这种被中国造反农民数千年 视为天经地义的逻辑上。尽管你们的接班较之金正日有着五十步笑百步的宽慰,但这种政治文明之鲜明的封建印记,却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如果你们有自知之明又审时度势,世界当代史中有两个人却可以成为你们的榜样:一个是西班牙大独裁者弗朗哥为自己的挑选的接班人卡洛斯王子,一个则是被你们打败、但却先于你们而成功转型的国民党官二代蒋经国。

作 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你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有着亲历和感受,甚至也曾与中共残酷的党内斗争共同着命运而被抛到过社会的底层。加 之,知识、信息、视野、阅历,也大不同于打天下的上一代,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是有可能站在毛邓既成功又失败的双肩上,继承毛 邓,又超越毛邓,从而成为让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的新一代。

当年中共打天下时,由苏维埃革命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革 命,即由那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次大飞跃。可这是以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这 种几乎灭顶之灾的惨痛代价换来的。此后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就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完成的。

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 党不仅已经吃过左倾的苦头,也开始尝到右倾的苦头了。大面积的病入膏肓的腐败,已经和正在动摇国本。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时代的“红区损失80%,白区 损失100%”。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若再不临危思变、弃旧图新,改弦易辙,中共的江山,恐将要在你们的手上,上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了。而习近平所 说的“权为民所赋”,如果不最终落实到国家政治制度上,即使你有着100%善良的动机,那也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加残酷的讽刺而已。

多年 来,中国共产党拨巨款设立的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中国数百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院系,竟无一个课题去研究如何将改革开放的基础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基 点上,竟无一个科系去研究“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这一重大战略性课题,竟然无人得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 义”这一突破性的结论。更有甚者,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均没有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分权、放权中继续执政、如何在民主转型中通过选举而继续保有政权,作为一个 重要的、前瞻的重大战略课题来研究。如此下去,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这种国家战略理论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的万马齐喑、投上所好、言不及义与 粉饰现状,实无异于作茧自缚。它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日后被迫面临的制度转型危机中,穷于应付、进退失据、临渴掘井、甚至惊惶失措。

从某种意 义上说,无论是毛的三十年,还是邓的三十年,都是我中华民族在探索建立一种理想社会的艰难跋涉中,所难以避免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 党当年能打下天下,是靠彻底清理和排除了左、右倾的干扰之后,才最终走上坦途的。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已经有了六十年执政史的中国共产 党,从而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今天要治理天下,也惟有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才可能真正吸取左倾和右倾的经验教训;也才可能在历经了 “正、反”两个历史阶段之后,于更高的认识层次和实践层次,去升华并矫正毛的理想主义与邓的实用主义政治遗产中那些积极和闪光的成分,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去 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合”的新时期。

完成于2011年1月1日


注:此文原为高寒先生为《民主社会主义论坛》所撰写的2011年元旦社论:http://dscn.info/thread-2168-1-1.html




路过

鸡蛋

鲜花

握手

雷人

评论 (0 个评论)

facelist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评论 登录 | 立即注册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4-3-29 15:53 , Processed in 0.181779 second(s), 13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