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阻碍中国市场化经济“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超越宪法、超越一切法律的一党专权。正是这种体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俨然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和最大的官僚，成了集这三者于一身的中国最庞大、最腐朽、也最反动的官僚特权阶级。过去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天则完全可以这么说：官僚特权阶级就是这个共产党。

发生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一切苦难和辛酸，一切腐败和黑暗，都可以从这个一党专权中找到答案。正是因为一党专权，中国的任何好事都要被它办坏。发展市场经济是好事，一党专权就将它搞成了腐败；赶超英美是好事，一党专权却将它搞成饿死农民几千万。城市化建设没人说不好，可一党专权却将其搞成疯狂掠夺、血泪斑斑；企业民营化没人说不能搞，但一党专权却将其搞成贪官们的发财盛宴和工人们被扫地出门的不白之冤。总之，无论是股市的放或收，房市的松或紧，医疗的统制或放开，教育的官办或民办，还有价格是否管制，生育是否节制，气功是否该练，街道是否要治，……等等、等等，凡涉及国计民生的一切的一切，只要有这个一党专权横插其间，只要由这个一党专权来张罗操办，就统统是腐败、腐败、腐败，统统是黑暗、黑暗、黑暗。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已经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个大毒瘤，已经是中国崛起、中国发展的大障碍。因此，中国要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不能有一党专权，中国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就不能要这一党专权。今天中国的这个一党专权，既代表着阻碍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生产关系，也代表着阻碍市场化经济基础健康建设的反动上层建筑。它是没有皇冠的皇帝，不是皇权的皇权。一句话，今天俨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那个“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说穿了，不过就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当代版。



当2008年第一下零点钟声敲响，高踞于中国权力之巅的胡锦涛，总算一颗心放了下来：2007年终于平安地过去了。

然而，在2008年，他和他为首的那个党，还能够平安地渡过吗？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元首，尤其是大国元首，会像胡锦涛先生这样，每天就寝前都提心吊胆着突发事件，都对明天一早醒来的事忐忑不安呢？


是的，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胡温体制”泡沫在中国左、中、右各派中彻底破碎的一年，是体制内外的改革派都纷纷对其彻底失望的一年，也是人们开始重新慎重地思考“后胡温”中国政治版图的一年。

刚过去的这一年，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政变后，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一年。这一年，围绕着“反思改革”这个话题，左、中、右各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去年伊始，本刊发表的元旦社论《让左派和右派辩论起来》，居然被左中右各网站同时转载。针对左派们在网络上颇成气候的声讨，右派们终于打破多年沉默，摒弃邓小平“不争论”、“只干不说”的禁令，展开了全方位的舆论反击。中国的纸质媒体，也悄然解禁了对左派的封杀，有限地让左派的声音出现在版面。一时间，乒乒乓乓，左、中、右各派还真的较劲地干了起来。从左派们一封又一封的联名上书，到右派们一个接一个的学术讲座，再到中派们一次又一次的媒体访谈，简直把个“反思改革”炒得炙手可热。直到中共十七大召开前，整个中国思想界，竟然出现近年来少有的思想活跃，其左、中、右各派的思想激辩业已蔚为壮观。

不错，在2007年10月以前，左、中、右都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去影响中共“十七大”。各方铆足气力，回顾前瞻，希望那个号称改革的中国共产党能反省总结，广纳建言，希望那个多年来还让人摸不透的胡锦涛能开拓新局面。

然而，伴随着“十七大”期间的全面网禁，左、中、右争论均被消音，整个中国又一夜间回到了一个声音。原来，胡锦涛要用他一党一派的声音来为这远未结束的论战定调了，原来，所有声音背后那无言的枪刺才是最有力的声音。

当胡锦涛用他那官式腔调，一板一眼地朗读着《十七大政治报告》时，国人从他那两片嘴唇的一张一合中，都清晰地读出了一个声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可是，这《十七大政治报告》，不是明明白白写着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吗？在这篇标准的党八股中，不是还堆砌着许许多多美妙动听的词藻，如“人权”、“民主”、“法制”、“和谐”，……吗？那位胡锦涛“民主”的代言人，不就是因为一句“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大白话而一举成名的吗？

对这一切，又该作何解释呢？

是的，这至少说明，第一、在今天的中国，谈“改革”而不谈“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摆不平、犯众怒的事了，这就正如在清末，谈“变法”而不谈“立宪”，即使在紫禁城内，也有忤逆潮流之嫌。第二、在如今这个时代，诸如“人权”、“民主”、“法制”、……这些当代普世价值，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符号，没有了它们，这个政权无论表面看来多么强大，它就会立刻玩不转、立刻要“死机”了。这就是为什么，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历次中共政治报告，都不能不谈“政治体制改革”，都要用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来吊国人胃口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只要中国还是中国共产党天经地义地主宰一切，只要中国宪法中还规定着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永远的执政党，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无论怎么改，也脱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板心。因此，只要中国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不触及一党专权体制，不从弱化一党专权起步，那么，中国就根本谈不上任何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如同当年不从弱化计划经济体制起步，就谈不上任何有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


市场化天生就是反特权的。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之充分发展，就必然要呼唤宪政民主制的上层建筑。一部世界近代史，上演的不都是这同一部悲喜剧么？不同的只是依次上场的演员们的肤色不同和服装不同而已。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管一开始怎么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但其目标最终都不得不朝向市场化。同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其起步有多么艰难，其最终目标也必须指向取消一党专权。一个市场化充分发展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容忍一个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耸立其上。因此，要么，从弱化一党专权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要么，用民主转型革命将这个一党专权体制推翻，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中国已不可能自外于世界历史的进程。

邓小平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的祖师爷，但他也是“市场化 + 一党专权”体制的祖师爷，因此，他就难脱今天中国通体腐败祖师爷的骂名。毛泽东没有搞市场化，他要用农民社会主义或曰封建社会主义来反潮流，反市场化潮流。结果事与愿违，搞得民生凋敝，人亡政息。然而，又正是他搞出的这一党专权，构成了当今中国通体腐败之源。可见，一党专权，是毛体制与邓体制的共生点与连结点。因此，对于今天中国昏天黑地的腐败，他毛泽东也难辞其咎。

体制内右派们不顾今天中国无官不贪、共产党官僚特权阶级疯狂掠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拼命为这个现状辩护，为现存政权辩护。他们不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个严重扭曲市场经济的一党专权，却一味指责民众的维权反抗为“民粹主义”。那又怎能不成为“过街老鼠”，不招来网上一片喊“打”之声？更何况若干辩护者与一党专权、甚至跟腐败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无论其辩护在“学术”上看起来多么得体、多么雄辩，就都难免不大打折扣了。

体制外右派虽然看到了中国一党专权的总病根，但却看不到消除这个病根的社会力量。在“反政治维权”、“责任伦理”等口实下，他们大反激进主义，大批英雄主义，卖力鼓吹犬儒主义和绥靖主义。他们大言不惭地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鼓吹为“自由主义的精髓”，试图用“学术化”的语言来为其病入膏肓的软骨症辩护。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一方面是民众维权的街头抗争风起云涌，一方面则是知识精英们事不关己的袖手旁观。这与当年捷克、波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积极介入民众抗争、乐于给其当参谋真是大异其趣。更有甚者，在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精英圈中，若有人尝试着跨越“雷池”，走进民间，就立刻如第一个下树的猴子那样，被其他猴子疯狂地咬死。在这个圈子中不断地、持续地发生着的对身陷囹圄的反抗者“落井下石”的可耻事件，就是其明证。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将其所控制民间社区改造为一个对当局无害的“地下花瓶党”。这帮人既然无视民间的变革力量，故也就必然要将其希望全部押宝在民主国家的外力支援上，从而发展到见国外基金就拜，见（本国）民族主义就批，俨然以买办自居，以出入国门如赶集自傲。他们的短视在于：全然看不到即使中国日后民主了，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仍然会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利益。可见，这个极右的党同伐异小帮派，不仅在国内严重脱离民众，而且还大大地败坏了“自由主义”的道义形象，极其不得人心。

老左派们则一方面痛批当今腐败，俨然以贫苦大众的代言人自居，一方面却仍对一党专权的毛体制前期充满着惬意的回忆和由衷的憧憬。他们看不到这一党专权正是当今中国通体腐败的最大病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因果联系。尽管他们对现实的批判辛辣而尖刻，拟出的一道道上书执着而虔诚，但是，他们却完全不理解毛体制、乃至整个第三国际体制的失败，就失败在一个历史必然性上；不理解任何美好的理想主义情怀，如果不与历史必然性相连，那就不过仅仅是一种宗教的虚幻神圣而已。更何况，无论老左们批判起现实来如何慷慨激昂，但只要其对手一指出他们曾经是并仍然是一群特权的受益者，这群“民众的卫道士”就立刻哑口无言了。

新左派则看到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国霸权弊端，看到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种种腐败和苦难，但却以世界发展不平衡为据，妄图重举毛泽东“文革乌托邦”的旗帜，妄图将中国自外于这个全球化进程，自外于市场化道路。其实，今天中国新左们所持之“世界发展不平衡论”的所有论点，几乎无一超出了当年强烈主张俄国避开资本主义，径直从传统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粹派思想家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理论，无一超出了他们的学生——“人民之友”派——与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大论战。正是在这场距今已逾一百年的大论战中，早期的列宁提出了他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论断：——“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历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今天，阻碍中国市场化经济“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超越宪法、超越一切法律的一党专权。正是这种体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俨然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和最大的官僚，成了集这三者于一身的中国最庞大、最腐朽、也最反动的官僚特权阶级。过去毛泽东曾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天则完全可以这么说：官僚特权阶级就是这个共产党。

发生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一切苦难和辛酸，一切腐败和黑暗，都可以从这个一党专权中找到答案。正是因为一党专权，中国的任何好事都要被它办坏。发展市场经济是好事，一党专权就将它搞成了腐败；赶超英美是好事，一党专权却将它搞成饿死农民几千万。城市化建设没人说不好，可一党专权却将其搞成疯狂掠夺、血泪斑斑；企业民营化没人说不能搞，但一党专权却将其搞成贪官们的发财盛宴和工人们被扫地出门的不白之冤。总之，无论是股市的放或收，房市的松或紧，医疗的统制或放开，教育的官办或民办，还有价格是否管制，生育是否节制，气功是否该练，街道是否要治，……等等、等等，凡涉及国计民生的一切的一切，只要有这个一党专权横插其间，只要由这个一党专权来张罗操办，就统统是腐败、腐败、腐败，统统是黑暗、黑暗、黑暗。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已经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一个大毒瘤，已经是中国崛起、中国发展的大障碍。因此，中国要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就不能有一党专权，中国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就不能要这一党专权。今天中国的这个一党专权，既代表着阻碍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生产关系，也代表着阻碍市场化经济基础健康建设的反动上层建筑。它是没有皇冠的皇帝，不是皇权的皇权。一句话，今天俨然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那个“中国共产党领导”权，说穿了，不过就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中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当代版。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喊了近三十年，可至今还自欺欺人地在什么“部委权限的合与分”、“公务人员的增与减”上打转。既然胡锦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丝毫自觉性，那么，中国体制内外的改革派，是否就应该考虑采用除了上书、请愿这种收效甚微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呢？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来思考呢？

请回想一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吧？不就一个“外科手术”，将毛派的几个头头逮起来就成事的吗？尽管新左派对发生于1976年10月的这场宫廷政变愤愤不平，但平心而论，华、叶、汪、邓当时收拾王、张、江、姚的手法，不过是后者曾经或可能收拾前者的同样手法而已。这是对左派而言。

对右派而言，不管你们今天怎样指天划日地“告别革命”、“诅咒暴力”，但你们不仅一个不拉地全都是那场“暴力政变”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你们还一个个都曾载歌载舞、感激涕零地讴歌过那场“暴力政变”。

所以，你要改革么，你就必须是强者。

如果说，在八九年，全国的工人农民，对天安门学生们的呐喊，还都只有人道的同情和善意的观望的话，那么在今天，遍布全国的数亿工农大众，不就都早已摩拳擦掌，恨不得找个机会扯开嗓子吼一声“揍贪官！”了？试问，如果有这个机会，辽宁“蚁力神”的数十万受害民众还会观望吗？如果有机会，全国各省的失地农民还会观望吗？同样，如果有机会，大庆、鞍钢、成都飞机制造厂和重庆特殊钢管厂，……的数千万被扫地出门的“下岗工人”还将会观望吗？

如果说，在八九年，在长安街上堵军车的学生，还一个个都只能用从书本上捡来的“民主、自由”说教去向大兵苍白地喊话的话，那么在今天，中国如再遭遇同样的场景，年轻一代学子们，将会有多少随手捡来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去向兵哥们倾吐啊，而这些血和泪，哪一桩、哪一件，不就发生在士兵们的家乡故里，不就发生在他们的远亲或近邻之间？

不要说新一代大学生已今非昔比，已不问政治。但只要同学们心中压抑着太多的世间不平，那爆发就只需要一丁点火星。这颗火星，未必就一定是“民主”与“自由”的呼喊，它可以是一本毕业证的真伪，可以是一起简单的车祸，甚至可以是一次学生食堂的口角，……。总之，任何火星只要一旦点燃，任何烈火只要一旦蔓延，它都有可能最终烧向一党专权，它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动乱”。近日的南开大学、合肥炮校，以及不久前的北京医疗器械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学生的“闹事”，不都是未来学潮的一场场预演？

不要说今天中国的民众对政治已没了兴趣，其实普遍的政治冷感背后是一颗颗滚烫的心。请看看那不胫而走痛刺官府的讽刺小品，请听听那口口相传解构神圣的嘲骂诗句，再放眼望那经久不衰借钟馗打鬼、借亡灵抒怀的“毛泽东热”。从中，你可以触摸到整个民族的脉动，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人心的向背。何况，不与人民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的政治又有何用？这种政治的失败，不正该是我们要吸取的深刻教训？

不要说当权者手中握有最现代化的暴力机器，人民革命就无疑是以卵击石。其实，哪一个时代的统治者不都握有当时“最先进的暴力”，而哪一代“最先进的暴力”又能最终挽救过覆亡者的命运？更何况，任何国家机器，人心一变，军心一变，其质迥异。看看今天复转军人们的维权声势吧，他们不就是刚刚才过去的昨天的“最先进的暴力”？而今天的“最先进的暴力”，就掌握在他们的战友、上司或下级手中。因此，只要他们在广场、街头对峙中稍微犹豫一下，只要他们的枪口稍微抬高点角度，或许历史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更别说部队调转枪口的意义了。君不见，即使在八九年的“六四”政变中，还有着张爱萍、陈再道、李聚奎等十多位将军为民请命，还有着38军徐勤先军长的公然抗命。

总之，既然我们已经等待了三十年，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至今还未见起步，既然中国共产党当权派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取消中共一党专权的特权，那么，现在就只剩下将革命提上日程，用革命来为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开道了。

左派们！如果你们真想解救人民于苦难，如果你们真想继承共产党人当年的理想，那么，就请毫不犹豫地向一党专权开炮。运用你们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力，一举结束这个一党专权。这个一党专权，完完全全是对当年共产党人理想的背叛，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为了让当年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牺牲的先烈们的鲜血不要白流，今天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党专权。共产党人决不能用刺刀来强迫人民的支持，用刺刀强迫人民支持的就绝不是真共产党人。如此一来，就只有走“市场化经济＋宪政民主制”的道路了。诚然，这还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可见，不由此及彼，无以达致人类的理想。欲速不达，反会给人类造成空前的灾难。

右派们！如果你们真想让你们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获得中国人民的拥护，如果你们真想让这个改革健康地发展，并将它搞彻底，那么，就请毫不犹豫地向一党专权开炮。请运用你们今天在体制内外所拥有的资源和实力，为结束这个一党专权作出贡献。这个一党专权，完完全全是对市场准则的反动，是对起点平等和过程平等的反动。有一党专权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法制化市场的存在，而没有法制化的市场，你们的市场化改革就无异于掠夺和腐败的同义语，从而让你们为之所作的任何论证和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诚然，要向一党专权开炮，你们就首先得与这个一党专权划清界限，与其腐败的利益收买划清界限，最起码不要沦为现政权种种幕后的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的辩护士。


什么是革命？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指用突破现行法律的强制力，来扫除让社会健康发展的政局障碍罢了。革命当然不可能下订单预先定制，革命者当然不是算命先生，革命危机更不能人为地制造，历史机遇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如果再有八九年那样的历史机会从我们手指缝中溜走，那我们将是千古罪人。

有鉴于八九年无论是前沿的学生还是幕后的“黑手”统统对“非暴力”抗争陷入某种盲目性，看不到必要的“外科手术”对于变革历史的重大意义；有鉴于历史机遇之花只青睐于有备而来的采摘者，只为他而绽开，故在深刻反省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特推演出若干转型危机处理模拟大纲，以示未雨绸缪，以作引玉之砖：

第一、首先，我们要彻底破除“告别革命”的心障，对于那帮唯恐烧着指尖的政治庸人，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全神贯注地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第二、从中心点突破，只解决当下最紧迫的“外科手术”及随后的大局稳定问题。对于既成的整部国家机器，不求即刻支持，但求暂时中立；没到万不得已，切勿中断其惯性运转。要充分信任体制内的改革派，无论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要依靠他们来维持社会的正常局面。

第三、对于任何人、任何势力，只要无现实即刻的明显反抗，均统统不予追究。甚至就是胡、温本人，只要其承诺立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并有所行动，就也要给予充分的机会。要充分吸取七六年“十月政变”和八九年“六四政变”后大规模镇压和大规模清算的惨痛教训，绝不容许“冤冤相报”的政治悲剧在中国重演。

第四、立即着手准备包括有共产党员改革派在内的全国紧急和解会议，并公告之。

第五、承诺对所有外资和外国在华利益的保护，承诺严格履行所有国际义务。

第六、危机期间，不理会任何非危机紧迫问题的干扰，所有非危机紧迫问题均应由日后的法律程序去解决。但可在第一时间宣布：无条件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宗教犯、思想犯、言论犯，包括以任何刑事罪名在押的上述人犯。立即允许政治流亡者回国。立即开放言禁、报禁、党禁、教禁。

第七、可承诺废除“双规”制度；废除“劳教”制度；承诺平反冤假错案；承诺政治迫害国家赔偿；承诺“耕者有其田”；承诺重审国企下岗、退休职工政策；承诺重审退役官兵政策，承诺废除城乡户口界限……等等、等等，但均统统交由即将召开的全国紧急和解会议去处理。

……

尤须一提的是：在这种政治转型的危机处理非常时刻，要特别提防那种将基本价值观与政治操作混为一谈的激进幼稚病的干扰，不管它是来自左或右。

激进幼稚病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基本价值观、将“政治正确”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不懂得“价值观”与“价值观的实现”，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处理不好，反而会坏大事。譬如，倘若危机处理时刻，突然有人出来提出要立即解决毛象和毛纪念堂一类问题，就极易引发左右派民众的派斗骚乱，从而让旧势力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必要时，甚至可动用非常时期的政治强制力来制止这种干扰。

再如，现已有人“民运理论家”提出既要起点“公正”，那就必须清理和追究当年对地主、资本家的剥夺。有的人甚至提出要从中共建党时开始清算。如果这仅仅是学术研究，书生的“腐儒”之见，当然可听其自然。但若提上政治操作，则不可掉以轻心。

其实，这所谓“清算”，它与其说是一个价值层面的“公正”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实力问题，因为它端赖你是在哪一个实力等级上来实施你的政治变革的。譬如说，靠外国占领军攻打进来，算是一个层次；靠拉杆子落草为寇造反成功，又算是一个层次；而靠体制内力量动“外科手术”转型成功，则是另外一个层次。况且这“外科手术”的大与小，深与浅，还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总而言之，是法律解决，还是政治解决，归根结底就不是能单单靠值观层面的“公正”因素所能决定得了的，它多半得靠政治实力的强弱大小和远近效应的综合平衡来最后定夺。有时，为了用最小的代价完成社会的转型，历史旧账——即使甚至是贪污罪——均可一笔勾销。请看二战胜利后对同属战时最高司令官的日本天皇裕仁和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不同处置吧。所以，历史事变中的“向前看”与其说是一种宽容，倒不如说是出于无奈。站在政治转型的历史高度，即不难看出纸上谈兵的文人雅士与运筹帷幄的政治家的分野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选集》中所有那些“马背上得天下”的有关策略和政策的大量论述，就统统可视作现成地为我们的民间政治家们所准备的“政治转型教科书”。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已经算是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了。他们所犯下的错误，与其说是个人所为，不如说是历史所为。毕竟一个时代只可能解决历史所能提出的任务。倘若社会的演进真如波普所说是在不断“试错”中进行的话，那么，今天中国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明——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之必然性不可抗拒这一历史铁律，不就正该庆幸我们只不过是站在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史巨人的肩上吗？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要感谢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如此大规模“试错”，如果没有基于这种大规模“试错”所得出的严酷的历史结论，或许我们今天还在黑暗中摸索，还会使出浑身解数要去试探那个“跨越”或“绕过”的历史伟业呢——中国今天的新左派，不就是这么一批至今不甘心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试错”结论的伙计们么？由此可见，正是老一辈共产党人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壮失败，才让我们又重新站到了马克思那尊庄严的历史唯物论面前，才使我们认识到，除了老老实实地走历史必由之路，没有任何其他捷径可以让我们接近他们当年造反时那个朦胧而神圣的理想。

但不管怎样，地火在运行，能量在积聚，在中国今天“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或又到了应将新的革命——民主宪政转型——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这是高寒先生为《中国之路》杂志所撰写的2008年元旦社论：http://blog.dwnews.com/?p=3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