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设置了更大障碍，中国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

这里，要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能决定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必败吗？

不可否认，经济技术水平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它夸大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战争不是单纯的经济技术水平的竞赛，而是包括人力、物力在内的各种实力的综合较量。仅就物力而言，一个国家物力雄厚与否也不仅决定于经济技术水平（虽然经济技术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它还与国家大小、自然资源条件以及财政经济制度等等有密切关系。而且，战争的胜负并不是机械地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发挥得如何。而实力发挥的状况则取决于人心的向背、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是否正确和强有力等等因素。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的人力、物力远不如英国，但是，争取独立的正义事业激发了美国人民极大的积极性，使美国的实力发挥得比英国好得多，从而弥补了实力本身的不足。美国军队和民兵虽然装备很差，供应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赤足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作战，但他们以革命军队特有的勇敢和主动精神，灵活地运用游击战和散兵战术，击败了数量庞大、装备优良的英国侵略军。拉丁美洲的海地进行反对法国殖民者的独立战争时，双方实力更是极为悬殊：一方是刚挣脱奴隶制的、只有几十万人口的落后小国，另一方则是在拿破仑统治下正称雄于欧洲、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资本主义大国。但是，海地人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击败了实力雄厚的数万法国远征军，赢得了独立。近代中国虽然在经济技术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侵略者，但其差距远没有当年海地与法国之间的差距那样大。而且，中国不是海地那样的小国，而是拥有几亿人口和辽阔领土的大国。中国的实力并非全面地处于劣势。至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精神，也并不比海地和美国人民逊色。海地和美国人民能打败强大的侵略者，为什么中国就注定要失败呢？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也不乏用落后武器打败侵略者的战例。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材、刘永福、刘铭传等都曾多次打败法军。中国在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中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集团的反动腐朽。林则徐等有胆有识的抵抗派遭到排挤、打击，他们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民心可用”等克敌制胜的正确方针被当权者摒弃。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受到统治者压制。甚至连冯子材等浴血奋战取得的军事胜利也被慈禧、李鸿章之流当作屈膝求和的资本。当然，应该对丧权辱国承担罪责的反动集团中，除了投降派以外还有空谈抵抗而不务实际的顽固派。只谴责投降派而忽略了顽固派是不对的，只谴责顽固派而为投降派开脱也是不对的。不能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曾经主战就把他们视为爱国者，而是对他们持否定态度。西太后和顽固派之所以应该否定，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一度主战，而是因为他们对侵略者稍作抵抗后就屈膝投降，与侵略者和主和派一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有的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毕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乃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个进步应归功于外国殖民侵略。这种论调忽略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过压榨后者加速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国家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等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是变成了殖民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这不是一条进步之路，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离开这条歧路，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获得进步与发展。

有的人还争辩说，在一定条件下，对侵略者实行妥协退让也是可以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作法。他们举出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事例来证明这种论调的“正确”。这种论证方式，是不科学的。这些人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但他们却恰恰忽视了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近代的历史实际之间的根本区别。

 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历史条件是怎样的呢？当时，十月革命刚胜利不久，新建立的苏维埃国家还十分脆弱，而国内外形势又极其险恶：外有德国的军事进攻，内有反革命的顽强反抗。当时列宁尖锐地指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对德作战，“可能甚至不需要经过几个月，而是经过几个星期，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人民已经取得的伟大革命成果就有完全丧失的危险。当时唯一的出路是：对德国实行退让，争取一段喘息时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事后，列宁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采取布列斯特和约的退却办法呢？因为我们前进得很远，所以我们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之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作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我们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这里，列宁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对德国实行退让的目的和条件。退让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喘息时机去反击国内反革命叛乱，巩固刚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实行退让的条件是革命力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这些和八国联军战争时中国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试问，当时中国有什么“伟大胜利成果”亟待巩固，须要用退让来换取“喘息时机”呢？中国什么时候曾经“前进得很远”因而“有退却的余地”呢？

义和团曾经喊出过“扶清灭洋”、“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之类的口号，有些人认为，这类口号的实质是要维护腐朽反动的清王朝，是十分反动的。这种分析是从字面出发，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当时中国的国号叫“大清国”，就像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一样。抗战时，人们提出“保卫中华民国”的口号，不等于就是要维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同样，对“反清灭洋”之类的口号也不能做简单的理解。

以较早提出“顺清灭洋”口号的四川余栋臣起义来说，起义的“告示”清楚的说明，起义队伍要保卫的是中国，而不是屈从于洋人的清王朝。从起义的实际过程看也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主要论文有18篇，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露了英国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声讨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揭露英国政府勾结法国，进行这场是“极端不义的”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驳斥了英国为发动战争而制作的荒唐借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态度是热情支持。这是由中国人民斗争的正义性所决定。恩格斯说，“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并且驳斥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污蔑。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中国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因此感到欢欣鼓舞。

总之，近代中国农民的自发反帝斗争是以笼统排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带有原始、落后的色彩，但它本质上是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把他们的排外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同样，对“反排外”也应具体分析，“反排外”的既有积极学习西方，谋求救国自强的先进人物，也有甘心受列强奴役的俱外、媚外之徒，绝不应一概予以肯定。

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