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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城乡故事”及其叙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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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远航一号 2019-9-17 08:39: 五、问答环节

　　问题一：请唐老师谈谈路遥和伤痕文学之间的关系，反思文革那些伤痕文学。

　　答：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放在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里都是可以的，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都是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种种伤害。《惊心动魄的一幕》对“文革”造反的批判是很强烈的，里面写到的造反派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整人、伤人，还打着革命的旗帜。只有一个年轻的造反青年周小全有些不一样，小说把他写成一个其实是受“极左”思潮蛊惑的人，那他的心灵当然也是留下了伤痕的。不过，这个小说跟一般的伤痕文学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哭哭啼啼、诉苦的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壮的色彩。因为里面主要写的是被打倒了的县委书记，一个非常正面、特别深沉、有担当、有责任心的老干部，宁可自投罗网被打死，也要避免派性斗争伤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是小说的特点。另外它对“文革”派性斗争的某些表现也比同时期的小说要复杂一些。

　　关于伤痕文学，建议大家还可以看宇宏写的一篇文章叫《“伤痕文学”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思潮》，里面有很多新史料，“伤痕文学”这个命名都并来自中国人，而是美国媒体总结出来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完全认同冷战那一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开端。时至今日，很有必要把过去的很多思潮、现象放在一个长时段和大视野当中进行重新考察和思考。

引用远航一号 2019-9-17 08:37: 问题二：《平凡的世界》里的大亚湾是少平最后的归宿，请问这个是不是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答：这个其实是特别值得探究的地方。是不是妥协要看你是依据什么价值标准来评价。比方说孙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佣的劳动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进了煤矿，那按照受压迫就要反抗的价值标准，他一点儿也没有反抗自己被雇佣的现实，也没有对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揽工汉做点什么，当然算妥协。

　　但是，孙少平进的大亚湾是一个国营煤矿，与1990年代以后部分煤矿被私有化，每一块煤都是带血的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你看孙少平在煤矿因为不怕脏、不怕累拿到的报酬是很高的，待遇是不错的，煤矿的领导与工人、师傅与徒弟之间还保留着某些互助、友爱的关系，所以路遥写孙少平进煤矿和最终愿意留在煤矿，带有对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的某种回眸、留恋，有这么一些意味。从这个角度说，算不上对现实的妥协。

　　至于结合孙少平所处的时代来看，利己主义渐成潮流，周围人都在忙于发家致富，追逐金钱，为个人或小家庭打算，他却坚信普通劳动者也有尊严，而且还有精神追求，这简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不是对现实的妥协，简直是对现实的超越嘛。你看他本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如他的恋人，还有他妹妹的恋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这样的一些关系的话，是很容易实现阶层的跃升的，但他能够拒绝那些诱惑，拒绝那些帮助，而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一个独立的人。同时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狭隘，有更大的关怀，比方说他希望继续深造，能够对中国煤矿开采技术有所贡献;他拒绝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的求爱，而回到煤矿与孤儿寡母待在一起等等。这些都不能视为是妥协吧。

　　不过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路遥给孙少平赋予的这些品质其实带有某种虚妄性，因为任何文化和价值观都无法脱离开产生它的政治经济土壤，不可能一边欢呼私有化，一边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总是高高飘扬。就像孙少平如果是在199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煤矿里，还能不能保留其理想性，还真不好说。

问题三：路遥在写《人生》的时候还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批判高加林那种鄙视农村的想法，然后到《平凡的世界》表现的就是说那种个人主义的，好像向往城市生活更明显一些。这样是不是说明路遥到《平凡的世界》思想倒退了？

　　答：那倒谈不上倒退。路遥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城市认同与农村认同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在《人生》中表现为一方面认为高加林不想如父辈一样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是合理的追求，一方面又觉得生你养你的土地和人民，想背叛就背叛你还有没有良心?所以在《人生》里面，路遥最后给高加林设计的是被迫回到乡土而且有所悔悟，但是很多评论者都说，高加林还是会再次离开的，不会安于土地的。的确是有这样的矛盾。

　　而《平凡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生》的展开。有研究者说路遥是把高加林一分为二，变成孙少安留在农村，孙少平走向城市。我觉得有道理。而且，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想通过观念的力量进一步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比方说他把在农村的孙家写得特别和睦，特别温暖，值得留恋，孙少平虽然去了城市，连户口都迁走了，但他还常常回来，而且回来他也没有看不起农村，还是认同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孙少平也不鄙视体力劳动，不像高加林一定要从事文化人的工作，在孙少平这里，知识文化与体力劳动是平等的，中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我不觉得在这方面《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倒退。路遥的问题不在这里，路遥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依靠观念的力量，是否能够填平城乡之间的差距?其实贫穷落后的农村、艰巨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要改变的对象，而不是要认同的对象;而要改变这个，需要依靠的恰好是农村集体经济，当年集体化的进程已经到了物质的力量在逐渐改变农村形态的阶段，如在1970年代后期公社、生产队办的企业开始大量出现，非常多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人;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同期逐渐形成了不仅包括下乡而且包括回城的有效方式，应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只不过这一进程被打断之后，又走了一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沦为雇佣工人的道路。归根到底，今天涉及的仍然是采用什么方式完成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与之相关的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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