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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2011-12-29 22:01|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5049| 评论: 0|原作者: 恽仁祥

摘要: 今年是上海“龙华24烈士”就义80周年,本人于清明节专程去上海,率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亲侄孫女和侄孫女婿一行六人为“龙华24烈士”扫墓。在陵园工作人员陪同下,扫墓后,参观了陵园为烈士们牺牲80周年专门陈列的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陈列的烈士们的史料、遗物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烈士的刑具等,较10年前我去扫墓时增加了几倍,并安原图纸修建了囚禁烈士的牢房…… ...
  今年是上海“龙华24烈士”就义80周年,本人于清明节专程去上海,率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亲侄孫女和侄孫女婿一行六人为“龙华24烈士”扫墓。在陵园工作人员陪同下,扫墓后,参观了陵园为烈士们牺牲80周年专门陈列的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陈列的烈士们的史料、遗物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烈士的刑具等,较10年前我去扫墓时增加了几倍,并安原图纸修建了囚禁烈士的牢房……。

  解放初,陈毅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很重视对“龙华24烈士”的史料和遗物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专门请了知名画家,到我家乡召集恽雨堂烈士的生前好友座谈,回忆他的相貌,并参照我岳父恽礼堂(恽雨堂的同胞长兄)的照片,画出了现陈列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恽雨堂烈士的画像(因他沒有能留下任何遗物,包括照片)。以及各届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龙华24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这次专门陈列的展览馆,我估计约占400多平方米。在此,谨以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晚辈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人民、龙华烈士陵园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两次专程去扫墓,促使了本人逐步深入搜集、学习和研究“龙华24烈士”史料。可以说今年搜集到的资料比十年前多了好几倍,尤其搜集到了不少被称作“第一手资料”。十年前一些尚未弄清的问题,现在大多可弄清楚了。因此,特写此文,首先是对24烈士牺牲80周年表示深切的怀念,同时把我对已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公布于众,争取大家指正和补充。

  一、“龙华24烈士”简介

  上海烈士陵园“龙华24烈士”纪念馆对何孟雄、林育楠、恽雨堂、李文等的史料介绍较多,为此,把我掌握的资料,一并介绍一下,很有必要。原来见到一些文字报导:“龙华17烈士”、“龙华23烈士”,最终确认为:“龙华24烈士”。

  “龙华17烈士”,最早是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注解。“龙华23烈士”见张国涛著《我的回忆》一书,以及恽逸群同志发表的文章(注:参见《常州史话》编辑组编写出版的《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以下简称“资料汇编”。“龙华24烈士”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以下简称“史迹选编”,但文中仅列了17位烈士名单。本人于2007年4月13日发表在《常州日报》的《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中介绍了22位烈士姓名和职务,并说明“另有两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这次又查到了一位烈士姓名,因此,“24烈士”现己查到23位烈士姓名,还有一名的姓名不知道。这23位烈士姓名,是本人参考前述17位名单,以及我第一次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时拍摄到的烈士墓上的名单以及其它资料和互联网汇成的。24位烈士姓名如下:

  任江苏省委委员等职的何孟雄;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

  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左联”作家李求实;

  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职的恽雨堂和他的夫人李文;

  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

  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青工部部长欧阳立安;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王青士;

  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蔡博真;

  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女);

  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部长阿刚;

  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汤士伦、汤士佺;

  上海总工会秘书彭砚耕;

  “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

  贺林隶、罗石冰、刘争三位;

  李云卿:191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1929年到上海工作。

  说明:经对一些图书、《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展出的资料和大量互联网转载的文章报导,经逐个核查,基本上确定了上述《龙华二十四烈士》中二十三人的姓名,仍有一位不知姓名。以下是23位烈士简介:

  何孟雄:

  新华网北京2006年3月11日电:“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首诗是为纪念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24位革命烈士而写的。在这24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1898年6月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谊。1919年3月,何孟雄入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受《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加入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同年秋,任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同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1925年5月1日,任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1926年初,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6年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何孟雄于1927年10月奉调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注:当时的江苏省委,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党员人数超过全党半数)。

  林育南:

  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我国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者之一。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后来回到武汉,与恽代英、李求实等同志组成进步团体“利群书社”。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1923年“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大革命时期,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1928年,他随党中央转移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作风朴实,热情帮助战友,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寒冷使人警惕,使人坚忍,使人奋发,别要怕冷!他鄙夷那些跑到‘暖阁’里去(指当年艰苦环境下脱党的人)的意志薄弱者,决心做一个挺立在风雪中的‘铁峦’。”(注: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以下简称“史迹选编”第42至49页)。

  李求实:

  又名李伟森,1903年生,湖北武昌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恽代英、林育南带领下,1919年共同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利群书社”,后随恽代英前往黄陂正谊小学、萍乡煤矿工人子弟小学、四川泸州中学等教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1923年曾参加“二七”大罢工。1924年由团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总代表。1925年回国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杂志。1927年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在此期间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长期来,李求实从事青年工作,文化宣传工作,曾在《少年先锋》、《中国青年》、《北新》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并在党内明确表示过自己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立场,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

  注:参见“史迹选编”第50至52页。

  恽雨堂:

  1902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镇一个贫农家庭(注:土改时定的贫农),排行老二,我岳父恽礼堂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恽玉堂烈士。父母早亡,经济困难,均未成年就各谋生路。我岳父去看庙宇为生,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因两个弟弟都参加革命而回来守家,解放后于1966年去世,去世时为县政协委员。小叔父恽玉堂到商务印书馆当童工,1927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常委和组织部长等职,后参加新四军任游击队长,于1941年在日寇清乡时的枪战中中弹牺牲,现常州地区竹林庵烈士陵园有他的事迹介绍。大叔父恽雨堂1902年8月出生,参加革命后,恽雨棠撰写文章的笔名叫洛生,被捕后在狱中的化名叫胡迪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俄文名字叫米留丁。全家靠耕种六七亩地和经营一个小竹器店维持生活。9岁时恽雨堂进国民小学读书,读到初小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家中无力供养而辍学,后经他的老师韩佩兰介绍到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做学徒,张裕昌的龙缸皮蛋颇负盛名,恽雨棠名义上是学手艺,其实是老板家里的杂役工,而且他的收入也只够自己糊口的。翌年,恽雨棠离开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到安徽芜湖中兴打蛋厂做工。恽雨棠16岁时,因母亲病故,他回到家乡,自己开了一爿新华酒店,他自制甜白酒出售。后来,他从亲戚王光业处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招工的消息后,就将小酒店出盘给一位街坊,启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应考。1919年9月,恽雨棠经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练习生,后来被分配到订书柜工作。“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反帝爱国热情,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投身变革社会的潮流。后来,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他在党的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1923年,经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恽雨堂的入党时间,都是根据解放初任华东局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的恽逸群同志在《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一书中所著《恽雨堂烈士传略》一文,文中介绍说:恽逸群1926年入党,1925年相识恽雨堂,证明恽雨堂于1922年或1923年入党;但在文中最后说知道恽雨堂是较老的共产党员,他究竟哪一年入党,我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不会后于1924年。所以,现所见文献,恽雨堂入党时间有1922、1923、1924年三个版本。现龙华烈士陵园估计是选其中即1923年。我根据恽逸群在文中介绍“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震动全国,就是恽雨堂领导的。当时,……商务印书馆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主持者颇多著名人士。对管理职工,有各种福利,平素以公平合理自命,社会上也认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待遇较其它行业和单位优厚。等读到《罢工宣言》,才知道所谓‘优厚待遇’实质就是资本家可以多剥削职工劳动创造的财富。这篇当时烩炙人口,后来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史上重要文献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就出自19岁的恽雨堂之手”。根据这一史实,就是我在《二十四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推断恽雨堂于1922年入党的依据)。恽雨堂入党后积极工作,于1924年和董亦湘两人介绍同所的陈云(注:参见《陈云传》第14页)、薛兆圣等入党,参加“五卅”运动和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并为这次罢工起草了《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公开宣传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了工人斗争求解放的自觉性,成了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此讲一件事:《陈云传》一书12至17页,把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称为第一次罢工,并由他领导……。这是否又是一起“换头术”闹剧?)。1925年恽雨堂被派往黄浦军官学校学习;1926至1928年先后两次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第一次去学习,第二次去任翻译;1928年下半年回国,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行部主任,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并先后在《小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柴霍甫的革命性》、《苏联文艺概论》等译文。 1930年6月,恽雨堂调任上海市工联(赤色工会)市政总工会主席,兼黄包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为同工人打成一片,他亲自拉黄包车;不久又调到国民党统治中心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即我党南京市第二任书记)。同时期党中央正指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攻打湖南长沙和江西南昌,为配合湘、赣的武装斗争,要求南京地下党发动暴动以牵扯敌人。因此为加强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中央从上海、武汉调部分干部支援南京地下党的工作。而当时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国民党的《民生报》用大幅标题声称:“昨枪决共党二十名图在‘首都’暴动响应湘赣‘共匪’”,并称:“共产党拟在‘首都’阴谋暴动,希图响应湘赣‘共匪’,并由沪、汉派来共党多名,到京参加主持等情。……已判死刑之任雪涛等二十名,业于今日下午三时,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以上所述即指1930年8月18日下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二十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包括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任雪涛同志和中共南京市北区区委委员谭藉安同志。这次南京地下党的暴动失败了,同时攻打长沙和南昌也遭失败。后来毛主席在谈到李立三“发动大中城市暴动、攻打中心城市”这一“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打长沙失败了,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立三路线’,并避免了可能成为灾难性的对武汉的进攻。”刚到南京任我党市委书记的恽雨堂面临的就是立山极“左”路线,使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注:主要参见恽逸群同志发表在“资料汇编”《恽雨堂烈士传略》和给我岳父家写的证明信以及“资料汇编”中其它相关文章)。

  上海《龙华24烈士》纪念馆展岀了关于恽雨堂很多史料,现摘录如下:

  恽雨堂负责起草发行了《职工会宣言》和《罢工宣言》,8月23日《申报》转载了远东通讯社播发的《职工会宣言》全文,《职工会宣言》把在贫困厄运中挣扎的工人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工作之苦”实非笔墨所能描写,“工时之长”非一般人能意料,……在先进的欧美果然是沒有的。

  “临危受命”:南京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中心,1930年7月至10月3个月间,南京城210个(中共)党员中被捕的就有100余人,被害者近百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恽雨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争求他的意见时,他欣然同意,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他妻子(李文)正住院分娩,他毅然离开分娩的妻子奔赴南京,着手恢复南京地下党组织。……当有人问他妻子为何未来南京?他说李文愿意同来南京工作,……但自己抱着一人牺牲的决心,而不连累她,恽雨堂在这种情况下,全力扑在党的工作上,及时恢复了多处南京党团组织。1931年,对南京市委领导,在极为复杂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工作很有成效。江苏省委给予了肯定(注:因摄像机录下的这段文字较模糊,有的地方看不清,但同原意不会有原则出入)。

  “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恽雨堂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支持者,他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无产阶级作品的事业,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俄国契诃夫著的《柴霍甫的革命性》一文,发表在1929年12月号《小说月刊》上,该刊还在1930年1月号和2月号连载他的译文《苏俄文艺概论》。恽雨堂译文附记中阐明了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即工农大众对于俄国大革命前后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时期之革命文学,得一个系统的了解”,“无产阶级应有其自己阶级的文学,在目下的中国文台上,大约己没有人敢于否认或反对了吧。则这一本小册子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并非没有意义的”。“恽雨堂的这些无产阶级作品,为推动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以上选自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其中《职工会宣言》和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文章都有遗物展出。

  李文(女):

  李文,原名李萱,又名文婉,也是江苏武进人,1910年生,1927在常州芳晖女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开除。她回到家乡湟里镇,先后发动和组织女缝纫工罢工,为妇女职工争取合法权利,这在当地属首次女工罢工运动;同时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工作。1929年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海市市政工会机要秘书。经薛兆圣介绍,同年和恽雨堂结婚,于第二年生一女孩。(参见“资料汇编”:恽逸群《李文烈士传略》)。

  李文自幼活泼机灵,不仅才貌岀众,而且气质非凡。因此,父母对她格外痛爱。她七岁入学,后入县城(今常州市)芳辉女中读书。中学期间李文成长很快,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藉,拓宽自身的知识,还作文写诗表达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在目睹了富人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她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缺衣乏食的佃农,终年辛勤劳动;被剥削的工人,日夜在机旁奋勇;田野里哀鸣处处……”。中学时的李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和进步同学经常不顾宿监的严格控制,外岀贴标语、搞文娱活动,宣传反对封建思想、欢迎北伐军。
  “在斗争中成长”: 1927年秋,李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思想进步,同情穷人,看到家乡富人田达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认为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消灭剥削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穷人才能得到解放。为此,她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支持贫苦百姓。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共地下组织以小园窠村为核心,在湟里周围组织农民协会,李文冒着风雨和同志们一起开会,直到午夜有时到凌晨才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她总说:我们做的是正经事,走的是正直路。1928年夏收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召开各地农协联席会议,要求以“二五减租”为名,从1927年春北伐军到达江南之日起,停交当年夏租。土豪劣绅非常恐慌,纠集城乡反动势力大肆镇压农民和进步群众。李文却不害怕,她奋勇抗争,并在斗争中锻练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革命忍痛割爱”: 1930年,恽雨堂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之前,李文在上海新闸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德医院分娩,生下一个女孩。由于恽雨堂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遭王明迫害,被撤职,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夫妇失业,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忍痛将刚生下的女儿送进了育婴堂。之后,李文利用产后短暂时间,回家乡探望双亲,母亲思女心切,要求她回乡工作。但李文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同时,也怕母亲伤心,隐瞒了把孩子送孤儿院的事,只说在沪很好,要父母保重,匆匆离开家乡回上海工作。

  注:以上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均参见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材料和互联网报导。

  龙大道:

  龙大道生于1901年,侗族(注:是24烈士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和经济斗争部部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赴武汉,与刘少奇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被汪精卫集团下令逮捕,后来胜利越狱。1928年在浙江省委工作,并代理省委书记一职。1929年辗转于安徽、江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龙华烈士龙大道三坐牢房志更强

  身在牢房志更强, 

  抛头碎骨气昂扬。  

  乌云总有一日散, 

  共庆东方出太阳。    

  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个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侗族职业革命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铸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

  当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 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有1000余团体,60000人众。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龙大道说:“去年,我们上海人民掀起了规模巨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等反帝要求,给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以重大打击。因此,这次运动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最残酷镇压。但是,从今日到会群众之如此热烈,可见人心未死灭。说明我们上海各界群众决心继承烈士之志,去谋取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大会结束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如倒海翻江的怒潮,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 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冲进租界,直奔南京路,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不少市民、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始而惊慌失措,接着进行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道带领满腔怒火的群众就地拾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共有70000余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时候,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同志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

  一天,龙大道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可是,不管怎么说,大道仍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中间去。同志们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便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  

  龙大道略作化装,换上工人服,便出门而去。当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生活所迫,正一批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急忙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

  正当这时候,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躲避不及而被逮捕。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与发行所的工人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也不明就里,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后就积极主持营救。第二天,大道被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他在公廨上矢口否定。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法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后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从此以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之后,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他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不久,在 “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来临之前,龙大道和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197名最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蒋介石“清党”委员会列入“先行看管,制止其活动”的黑名单中。“四 ·一二”反革命屠杀后,龙大道和上海其他20名“首要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每人悬赏一千元大洋予以通缉。

  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之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四·一二”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会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育南及湖北省委领导向警予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

  8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出门前他手拿一只药瓶只对妻子金翊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不要等他回家吃饭了。但到了晚上,武汉三镇已是万家灯火。灯火映照着绵绵的阴雨,发出朦胱的昏光。金翊群依着门框,望眼欲穿盼望丈夫的归来……但整整等了一夜,大道终究不回来。

  原来这一天,大道过江后刚在汉阳一家茶馆与一个化装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武昌司门口国民党设立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的监狱里。

  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警予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不易下手,致使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  

  一天,一场严酷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一只血迹斑斑的老虎凳在强烈的灯光反照下,发出令人颤抖的寒光。

  敌人将龙大道推进审讯室。一个身材矮胖的监狱军法官朝他点头一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是大共产党,我很佩服,想跟你交个朋友,但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龙大道很沉着:“法官先生,你错了,我不是共产党,我是金甲祥,在汉阳鹦鹉洲做木商买卖!”       

  “混蛋,胡说!你骗不了我,你是共产党!”军法官掩盖不了他的凶残,狂暴地吼了起来。

  “既然你知道我是共产党,不是金甲祥,那何必问我?”龙大道反诘相奚。    

  “你,你……再不招来,我就动刑了!”军法官恼羞成怒。

  龙大道仍十分冷静地重复:“我是叫金甲祥,做木商买卖的……”    

  军法官指着眼前那只被鲜血染得发黑的老虎凳,暴跳如雷地命令:“快快用刑!”

  几条满脸横肉的大汉如狼扑食,狠狠抓起龙大道往老虎凳上一摁。用皮带将全身扎紧,拿着大砖头往脚下一插,再用锤子敲打进去,皮带“吱吱”着响,龙大道只觉浑身一散架,脑袋一轰鸣,眼前昏黑,便晕眩过去……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潮湿昏暗的囚室里。同室的难友过来看着他,见他遍体鳞伤,纷纷谴责敌人的淫威暴行。     

  几天后,向警予又亲自安排金翊群到监狱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织。可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便回答道:“都好!”接着他安慰鼓励妻子说:“闹革命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有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便化名金甲祥,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木商,看来问题不大……”

  听到这里,金翊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她才认真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叫她看了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后,金翊群才向丈夫转告了向警予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

  大道听到了向大姐的指示,心情十分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盈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他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要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

  向警予知道龙大道在狱中十分坚强优秀后,心里非常感奋和自豪。她决心以更为有力的手段营救自己的战友早日出狱。终于,越狱的机会来到了,时逢桂系李宗仁与武汉的唐生智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敌人内部出现裂缝后,看管就放松了。向警予立即派地下交通员秘密与龙大道等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纲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凿墙打洞,一到白天就用身体挡住,不叫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10月底,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终于越狱成功。 

  刘少奇、向警予等领导都很关切地来看望慰问他,并叫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工作。

  这时的龙大道身体还很虚弱。因为在监狱里,敌人把他和十来个难友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叫人敝得透不过气。而且一天只给他们吃两碗粗米饭和几根臭咸菜。睡的是潮湿发霉的地板,室内空气非常污浊,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天长日久的折磨,大道生了一身烂疥疮,脓血粘满衣服,四肢稍为一动,就疼痛穿心。但敌人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出狱后虽然他还伤痕累累,体质虚弱,但他却兴奋而坚决地对两位领导和战友说:“铁窗风味,确实不好受啊,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为了解放全人类,吃这些苦算不了什么。这是给我一次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胜利。敌人强迫我休息九十多天了,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我在坐牢这段时间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少奇和向警予也赞叹不已。

  龙大道出狱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任龙大道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5月初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龙大道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目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 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龙英尔说:“后来母亲告诉我们,我和哥哥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哥哥出生在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父亲就为其取名支雯。支字四划,雯字十二划,意喻不忘牺牲志士,牢记四一二血海深仇。我出生后,父亲为我取名英尔,取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首尾两字,意喻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注:以上参见媒体介绍“龙大道烈士网上纪念馆”等材料。

  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就是2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14年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早在1925年,他在长沙修业学校念高中时,就积极参加演文明戏,宣传民族英雄黄兴、蔡锷的爱国思想等活动。1926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叶挺独立团占领了长沙,北伐军进城了,十二岁的欧阳立安积极参加了儿童纠察队,担任儿童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带着红袖章,腰间扎着皮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经常带着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张贴、散发传单,禁止赌博,募捐救济灾民。在欢迎北伐军进城的民众大会上,他做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因人小个子矮,只好站在小凳子上讲话,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1927年,经党组织安排,立安随母亲离开长沙去武汉,由于他胆大机灵,担任了汉阳县委的小交通员,肩负着传送党的机密刊物《大江报》的重任。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赞道:“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知道。当时环境恶劣,编报、印报、发报都是单线,这孩子就秘密替我们传送,勇敢机警,常常骗过敌人,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1928年立安随母亲来到上海,由同乡介绍到申新五厂当童工。当时上海纱厂工人一天做工12小时,资本家欺榨工人的手段十分毒辣,规定吃饭不许关车,工人们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一天晌午,立安正在吃饭,工头窜来差使他去买香烟。立安沉着地说:“等会儿,你没见我在吃饭?”工头火了,拖着立安说:“小瘪三,你还敢顶嘴,罚你四角钱。”立安见他那副丑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爽朗地说:“你去罚吧,阿拉(我)不做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厂门。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将他带到区委,担任小交通员。他经常奔跑在浦东、沪西、闸北、南市一带的纱厂和烟厂之间传递文件,散发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宣传工人为什么深受压迫,为什么要起来罢工等革命道理,并提出不许打骂工人,必须优待童工、女工等口号。立安把这些传单带进工厂散发,他把传单揉成纸团塞进粗纱筒子里,工人们使用纱筒时发现眼子不通,用力一甩便可取出。传单在工人中秘密相互传阅,知道党组织就在身边,指导着自己的斗争。1929年,立安15岁,经何孟雄介绍加入了共青团,接着被调往沪东区担任共青团区委委员并负责儿童团工作。他奔波于各大工厂,传达指示,布置工作。一次到浦东一家纱厂开会,因为发高烧,突然晕倒了,工人们把他藏在一架停用了的机器下面,上面盖满纱头,这样才瞒过了工头的眼睛。晚上,他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排练节目,自己在黑色学生装里塞上烂棉花,装成大肚皮资本家参加演出。他还自编歌谣:“天下洋楼什么人造,什么人坐在洋楼上哈哈笑,什么人看门来把守,什么人为工人来奋斗?天下洋楼我工人造,资本家坐在洋楼哈哈笑,国民党看门来把守,共产党为工人来奋斗!”他用文艺娱乐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1930年“五一”劳动节,立安带领500名童工参加沪东区委在华德路跑狗场(现杨浦区劳动广场)举行的纪念集会准备游行。事前,他把一面红旗用纸包好,交给妹妹欧阳东纹,嘱咐说“你找把竹竿子带着,等队伍排好后,我一摆手,你就把旗子扯起来。临出发,又掏出一张大饼,吩咐妹妹“万一出了事,你就装成看热闹的,在旁边吃大饼……”。那天,他站在台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教大家唱自己编写的“劳动儿童团歌”。 

  冲、冲、冲, 

  我们是劳动儿童团。 
 
  不怕敌人刀和枪, 

  不怕坐牢和牺牲, 

  杀开一条血路, 

  冲、冲、冲! 

  这首歌是立安为这次集会游行而编的。但是游行还没有开始,巡捕房就开车来抓人了。立安立即指挥童工们就地疏散,自己装作卖犁膏糖的小贩,在童工们的掩护下,机警地跑掉了。不久,立安加入了共产党。8月,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的青工代表,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团长刘少奇指定立安帮助女工黄菊英准备大会发言稿。会后,代表们都夸奖立安,他却谦虚地说:“我呀,还差得远哩!,”接着他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执委扩大会议。回国后,党组织安排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儿童局负责人,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一个16岁的少年,为党的事业挑起了大梁。 

  1931年1月7日,立安按照组织上的通知,来到天津路中山旅社6号房间,参加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会议,遭反动派逮捕。在狱中,他表现得非常坚强,斗争十分英勇。在一次审讯中,敌人问他:“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当土匪!”立安用鄙夷的目光扫视审讯人说:“我没有做过土匪,象你们这样帮助帝国主义喝中国人民的血,啃自己人的骨头,这才叫土匪王八蛋。”接着又义正辞严地说:“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国民党迟早要灭亡,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为正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在囚室里,他坦然地对难友说:“我已作牺牲的准备。革命就要不怕死,怕死还干什么革命!”4月7日立安与何孟雄等同志被押赴刑场。立安和同志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成功万岁!”呼声中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英勇地倒在血泊之中了,欧阳立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0年,上海市市长陈毅嘱咐上海市人民政府给立安母亲陶承写信,赞扬说:“欧阳立安等同志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壮烈牺牲的事迹,永远铭刻在上海及全国人民心中。由于烈士们的热血,换来了今天全民族解放的辉煌胜利,奠定了人民革命政权的牢固基础,烈士们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欧阳立安从儿童团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短暂一生,为我们儿童少年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以上资料来源根据互联网报道有位同志根据以下资料写的文章: 

  1、《上海英烈传》第一卷 

  2、《上海党的生活》1981年第一辑 

  3、《我的一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4、《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辑》 

  5、胡鋆鹤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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