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当左右在这里相逢——河南“黄河青年读书会”观察
作者：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杨媛 发自郑州
“开始扯吧——各位！”
5月的一天，下午3点，“黄河青年读书会”（内部简称“黄读会”）的组织者王晓川，
招呼QQ群“政治思想”里的左中右，群聊起第9期线上话题：反茅现象。
“既然谈的是长沙反茅集会，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长沙会战”中的河南兵
团》，作者是郑州毛派的一个头目葛黎英。2011年以来，因为路线问题，已和我们分道
扬镳。借此我也想说明，他们只是毛派的另一派系山头，我等不认同他们思想的毛派也
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七嘴八舌中，王晓川逐一亮出议题：1、茅于轼引起争议的观点有哪些；2、茅于轼的观
点为什么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应；3、反茅和拥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
有“黄读会”成员告诉我，那次在群里，右派们担心“反茅”妨碍言论自由。左派们则
认为，茅于轼是学者，拥有一定话语权。他的反对者多来自草根基层，没有自己发声的
渠道，只能以过激行为引起社会关注，
他透露，“有时候，晓川是‘舌战群右’。前两年，网上集体公诉茅于轼，在他看来，
那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懂得走法律途径。”
恰同学少年
“强调一下，我是毛左里的新左。”王晓川说。
他生于1982年，曾在河南大学主修公共事业管理，目前在河南省某商会办的一份内刊任
编辑，自称，受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内新左派学者汪晖的
学术影响颇深。
“茅于轼不应该是当下的核心议题，我们也不想让某些人乐见左右相争。尽管我反对他
的一些观点，可我觉得不能将官商结合、国企改革后涌现的弊端算在他头上。”他还表
示，如果茅于轼肯来郑州，他愿意帮助其开办讲座。
“不怕发生抗议？”我故意问他。
“不怕。我有经验。”那张圆脸泛起微笑。他的自信，来自河南左中右对“黄读会”的
公论：各派在这里各抒己见，观点碰撞，但遵守基本的辩论规则。
王杰比王晓川小4岁。这位热衷三农问题的农家子弟，浑身透着书生气。他是“黄读
会”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负责人，也是读书会最早发起者之一。
2006年从河南农大毕业前，作为校内农研会骨干，他与其他老会员一样，不愿就此隐
退，于是众人酝酿，把过去的下乡实践融入日常学习中去，黄河青年读书会由此而来。
经他人引荐，王晓川加入进来。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2007年9月9日，10名成员“特意挑选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黄读会”正式成立。王杰
记得，那天在郑州紫荆山公园里，他们与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献上鲜花。祭奠完
后，大家围绕“青年毛泽东”交换心得。
他解释，选择这一议题时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另外，我们的倾向都偏
左。”
一年后，王晓川继任，“他们或工作或考研，一个个走了。我一直很积极，既然我来
做，就要完全实现我的理想——我要让热心政治时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处，充分交
流。”
早在“黄读会”成立前，他就拜访过郑州思想沙龙的元老袁庾华，并由他引入到沙龙。
“他想成为青年理论家。”沙龙的另一元老级人物邵晟东说。
邵的父亲在世时，曾任洛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等要职。他是偏自由派观点，90年
代中期，与“思想西化”的林楠、“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共同建立“郑州思想沙
龙”，从而奠定沙龙基调：左右兼容。如今的“黄读会”也秉承这一特色。
沙龙里，袁庾华的经历最传奇。“文革“中，袁由肉联厂工人造反起家，担任过河南
“二七公社”的重要头目，参加了7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当过几天省政法领
导小组负责人。曾因是极左，3次入狱。“文革”结束后又被判刑12年。
邵晟东住在父亲留下的机关住宅，再过几条街区，是袁庾华的家。那里毗邻的是一个已
被政府取缔的“廉价红灯区”。
极其杂陋的屋中，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画像非常醒目。袁庾华坐在旧椅上大声说，
“北京发起公诉茅于轼的活动时，河南有很多人签名。据一些年轻人反映，他们的名字
是冒签上去的。这事你可以问王晓川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对于茅于轼的言论，我
们是不赞成，但批评归批评，绝对不会阻挠。我们反对别人对我们的压迫，同样也反对
压迫别人。”
当初，也是他建议王晓川不要让“黄读会”与郑州“老毛左”搅和在一起——“自由派
陈子明在《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里，将左派分为马左、毛左、新左。马左与毛左的根
本分歧是，马左与官方一气，否定‘文革’。而像我这样，‘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老毛
左，与寻找中国出路、找到毛泽东主义的年轻一代，组成现在新的毛左。虽然同是左
派，晓川的出发点与我们毕竟不同。我们明确是要推动社会运动。他们办读书会，是为
了认识这个社会。”
各方登场
刘源斜挎书包，匆匆赶来。他是中学老师，喜欢近代史，即将去上海读博。在“黄读
会”，他组织“锐钉读书会”和“郑风电影沙龙”。他关心时政，源于阅读哈耶克等自
由知识分子的书籍，“那时脑子里还没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郑州大学读研，同学介绍他认识王晓川。之后，他去过“黄读会”，发现
政治气氛较浓，“大家都认真谈论一个个严肃话题。”
那年9月，王晓川带他到卡内基学校，听袁庾华讲美国保守主义。归途中，他们在夜色
下畅谈。“那一刻感觉真好。身边的人不关心公共生活，整天尽聊网购、韩剧，与我没
有共同语言。”刘源当即决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读书会的流程：在豆瓣、飞信、博客上发帖。聚会地点常是“南边一咖啡
厅”、“北边一茶馆”，后来也与学校合作。至今读书会都恪守“零成本运作”，遵循
着“反资本主义实践”。2011年，“黄读会”有意识淡化政治色彩——组员凭兴趣，自
组传统文化、科普、哲学、财经小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们讲究秩序。没有主讲人时，先拟问题，每人阐述自己想法，之后自由讨论。有主
持人时，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发言时间，哪一位说得激动了，主持人马上喊停。”刘源
比划着，他已主持过几期讲座。
2011年夏，“黄读会”开设“郑风讲坛”，最牛的一次是请到学者秦晖来演讲。那一
次，刘源才真正意识到，王杰原来比王晓川更左。
那场演讲中，秦晖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问时，王杰向秦晖谈到资本限制、公屋住
房，“更多像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站在学术角度，他是对的。可是，中国土地兼并
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农民是在社会不提供信用机制、生活被迫无奈下，才将惟一
的生活资料卖掉。这不是正常社会逻辑产生的现象，应该制止，我不赞同自由放开土
地。整个社会是自由迁徙，不能为让农民待在城里，将他们赶出土地。总要让他们手上
存点东西，保有选择的余地。他还提出，在城市，为混得不好的农民建‘贫民窟’，我
也反对。政府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照顾……”王杰谈他的不认同。
“乌有之乡”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强也曾来主讲“反经济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
说法。他们支持经济市场化，反对政府垄断，反对搞计划经济。”
是否限制经济全球化，在“黄读会”内部，从来各执一词。左派反对一味全球化，它致
使中国陷入农业、自主产权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右派则认为，资本本身无对错，社会问
题当属政府管理，资本意味着繁荣商机、就业机会增加。
刘源与王晓川都提到，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那一次，雷颐先在咖啡
厅讲晚清史，后来又在小型聚会上讲少年时期他在郑州亲历“文革”。因为左派的广而
告之，袁庾华、葛黎英等人纷纷到场。
“主持人是左派——王晓川，邀请我的却是两名自由派。现场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开
放，有人别着毛泽东像章，还有人戴着孙中山像入场。大家共处一室，大体相安无
事。”雷颐回忆当天的情形。
会上，雷颐讲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学，政治成分不好，无法通过政审，不得不行贿。
自由讨论时，葛黎英否认道，当时的社会没有腐败，分配公平。雷随后反驳。
“闻出点火药味”时，“黄读会”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对峙。戴孙中山像者则向两派宣
扬“民国热”……
“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号”，雷颐反思起运动中武斗双方为对国家领袖表忠心甘
愿献身。可那样的死，算不算牺牲？到底值不值？结论是，无论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
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华却说，我的同情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侮辱，尽管他在‘文革’中饱尝牢狱之苦，
却依然赞扬‘文革’伟大，造反有理。”雷颐说。倒是有一点让他意外——期间有人打
断葛黎英发言，她温和地说，请你让我把话说完。“岁月也许真的会改变人。想当年造
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场讲座后，刘源想去探索“文革”史，“历史述说太单一。要么官方语境，要么右派
控诉。”为此，他采访了袁庾华与葛黎英。过后感触尤深：“有些人永远活在那个年
代。他们所有的逻辑、生活基础、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时代为标准。”
谁立场先行？
2011年，应袁庾华之约，他的朋友，广外教授张宁领来两名学生与王晓川等人，在一茶
楼展开对话。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来，双方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
容质疑的真理。他们争论的，都是容易上火的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
价。”张宁听到年轻的左派声称，我们怀念毛时代，不是要回到毛时代。
王晓川概括他的“文革”观——“关于‘文革’，首先是她失败了，中间出现过巨大悲
剧，毛泽东主动终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民众关于在政党政治
外，通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防止革命退化、推动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对60年
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认，“我对某些正面态度的东西会用‘她’来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青年人、劳动人群趋于左派？”王杰说，“不是说他们信仰毛泽
东，而是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
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
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问
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
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
他提到，“进步青年小组”里有个叫大宝的搬运工，每天起早贪黑，肩扛四百来斤重
荷，晚上又脏又累回到出租屋，为了省钱，初冬时节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视频：大宝一天的血汗钱——两张印有毛泽东像的钞票摊在桌上，他大声质
问：我做过8年煤矿工人，今年42岁，在这座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没有结婚。难道我没
有劳动？我的劳动果实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去了，被资本家剥夺去了。
“可他们不相信1959年的信阳事件。”邵晟东面色沉重地说。有一次，“黄读会”内读
报，读到一篇对大跃进的报道时，一个左派怀疑：饿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数字准
确吗？又惹来一场争论。
“对信阳事件，袁庾华严重立场先行。起初他否认，后见否认不了，就把全部罪责推到
走资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谬论，还说他到过信阳，深入调查过死亡人数。我说那是
蜻蜓点水。”邵对此很不满。有一次两人僵持不下，他曾指着袁庾华说，你要是再执迷
下去，我就给你的人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清楚老袁的说法，我只谈我的。信阳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过访问，据说严
重程度没那么大。会不会是统计或政治原因，造成数字夸大？从责任上讲，我们应去批
判官僚体制异化——地方官瞒报灾情，人民的公仆沦为特权阶层。所以，这不是一个国
家领导人的责任。”这是王晓川的观点。
“他们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维？”张宁很想探知。他曾与“黄读会”的年轻左派讨论，他
觉得：这些年轻人往往从理论上理解过去，比如“文革反权威”、“毛主席说中国人民
会解放”。他们会先验性取材——一旦接受运动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
“负面”。
“你们不能总拿经历来压我们。说到先验性——有些右派正因为经历，放不下个人恩
怨，将自己承受的痛苦赋予整个社会群体。今天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必
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呢？”王杰反问道。
“一个地方饿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错。可如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呢？”
雷颐追问。他曾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允许公开评论“文革”，后来禁止具
体谈论，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后，雷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描写知青岁月，蓝
天白云能够谈，残酷事实不能谈”。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乌有之乡”运营人范景刚专程赶来郑州，会见这批新老毛左。
这一年，中国左派内部从分歧走向论战，继而分裂。学者陈子明将左派分为两大阵营，
一方是以“乌有之乡”代表人物张宏良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华等“造反
派”。
“张宏良在重庆的演讲很让我们反感——因为我们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来
就该站在下面。”在王杰看来，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划出去，让
关心底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更纯粹。”
当天，范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声明他们的选择，也是为与高层左的力量
相呼应……”袁庾华等人的表态，让范景刚失望而归。
“老袁不像其他老左派一样紧盯上层变化。他主张21世纪是社团政治时代，社会变化不
在党内而在民间组织。他认为‘文革’是群众自发组织。我从西方社会运动上思考，即
便社会上存在比较理想的政党机制，但作为一个组织，也会与自己的理想出现差距。这
时怎么办？谁来监督制约它们？这时更需要自主性的民间团体。民间力量成长起来，就
能对社会统治形成制衡，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上下得到缓解，得到均衡。”王晓
川说，这一想法在“黄读会”得到认同。
这个新左派在以一种骄傲的目光审视他的前辈——“他们的立场比较彻底，更认同共产
党早期的理念。他们会对毛的言论著作，包括各种奇闻轶事掌握较多。他们更民族主义
一点、更国家主义一点，基本上还是老一套思维。而我们关注的是，处理好3个方面的
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派别山头之间的关系、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圈里，也有一些根本是不变的——“当体制内精英侵犯弱势群体，大家一致愤
慨。比如邓玉娇事件。”从“郑州思想沙龙”到“黄读会”，无论老中青，左中右，有
一问题是相通的：中国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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