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ian Heap系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英国皇家学会前副会长

提要：作为不改变DNA序列的第二代基因修饰技术，表观遗传修饰可以避免反感；新技术迫切需要明确其法律地位；监管产品而不是技术，其安全监管需要做到明晰、可预见、适中。

在粮食发展竞赛中，欧盟国家正在节节败退。从科学发展、环境问题、食品安全、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其问题种种，可归咎于欧盟在转基因作物发展上蹒跚的步履和昂贵的管理成本。

无论是欧盟内部还是发展中国家，欧盟一直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采取限制约束的态度和行动。如今，欧盟是时候履行其承诺了，即按照科学依据来对转基因进行监管。考验欧盟这项承诺也恰逢其时：与常规育种相比，下一代基因改良技术将使得转基因作物性状的产生更加精确、迅速、高效。

这项技术即表观遗传修饰，它不改变DNA序列，从而摆脱了外源基因的干扰（表观遗传修饰主要通过DNA结合共价基团、对特殊蛋白修饰或改变蛋白构象、非编码RNA调控来实现。——译者注）。事实上，现代遗传修饰引发的变化和常规育种、自然变异很难区分。

那么监管问题来了，这些作物还能被称为转基因作物吗？

这不仅是语义的不同。转基因作物的分类监管抬高了门槛和相关成本，这就让规模较小的商业公司和公共机构研究人员技术的商业化遥遥不可及。

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抗病能力、产量和营养成分，但这种分类方式限制了价值更高的作物推广，当年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即遇到这种情形。如果还按照几家企业巨头的农业创新能力来进行监管成本锁定的话，将弊端重重。

在德国哈雷，欧洲科学院科学咨询委员会（EASAC，本人担任主席）于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新的育种技术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基因改造（GM）”范畴。

因此，这些技术产生的植物不应该被归为转基因作物范畴。这些技术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只是，欧洲尚未想好如何分类和监管这些植物——这在阻碍进步。

世界普遍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而此问题又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生物科学可在农业可持续集约化、生产效率提高、避免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等方面发挥作用。

最近的《自然》转基因专刊（nature.com/ gmcrops）指出，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正积极追求高技术以解决自己的头等大事。

欧洲的研究人员和植物育种者迫切想知道新育种技术的法律规定。最近欧洲食品安全局的专家顾问组在意大利帕尔马称，常规育种和同源转基因（即同一物种的基因转移和近种的自然杂交）产生的危害相差无几，而只有特定基因核苷酸改变的诱变对基因和调控元件的破坏也微乎其微。

毫无疑问，如果欧盟确认不涉及外源基因的技术不属于转基因范畴，将对欧洲的农业创新给予有力支持。但如果这种支持缺失，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和企业将很可能迁走，这对欧洲的科学基础和竞争力将是雪上加霜的打击。

影响尚不止于此。欧盟缺乏科学依据的监管状况将会产生对发展中国家的连锁性破坏效应，因为这些国家或需要向欧盟出口，或在生物科学创新领域以欧盟马首是瞻。这就是说，统一一致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是全球技术开发和贸易同步发展的基础。

在管理这些新技术的时候，欧盟必须重新调整其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这监管须在考虑转基因作物在世界范围安全使用的证据基础上，做到明晰、可预见、适中。

与其他创新监管一样，转基因监管目标应是产品的规范，而非其生产技术的规范。通过更好的作物改良技术，减少对食品和动物饲料进口的依赖，欧盟可以提高土地利用，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更多满足当地需求。

（《自然》杂志6月27日文，原文http://www.nature.com/news/europe-should-rethink-its-stance-on-gm-crops-1.13265。孙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