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懂经济是真的，李克强懂经济是假的
2009年，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祭出“4万亿”大招，一举止住了经济下滑趋势，在全球一片哀鸿中再现了“一枝独秀”奇迹。几年过去，今天的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持续下行压力，这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或许并未真正摆脱金融危机阴影，只是通过刺激手段暂时搁置了危机。现在，中国经济不但面临下行压力，而且似乎短期内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中国不但不再是“一枝独秀”，已经泯然众人；而且比之最近复苏势头颇好的美国，明显屈居下风，国际游资也闻风转向。
中国经济面临危机、陷入困境，对此，一些自由派学者感到的不是沮丧，而是兴奋。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践的变化，“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全球经济只能有一种成功模式，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所谓“中国模式”，不过是通过一些短期见效的手段，达到一些暂时、表面的效果，却留下巨大后患和严重后果——他们或许忘记了，这种“短期”，代表的是持续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所谓“严重后果”，包括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信这样的“短期”与“后果”，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梦寐以求不可得的。今天的“短期论”、“后果论”，与30多年前国内的“帝国主义回光返照论”如出一辙，都是理论或观念对实践经验的一种规避。之所以会有同样的反应，是因为二者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人世间唯一的绝对真理，任何对此质疑、反对的人，不是智力有问题，就是道德有问题。
这些学者还忘记了，如果目前的困境足以否证“中国模式”的存在，那么他们自己所推崇的普世模式早就被否证了——要知道，整个金融危机就是由这种普世模式制造出来的。几年前还在手忙脚乱寻找解释、试图修补漏洞的自由派学者，仅仅因为大洋彼岸的一个复苏苗头，就仿佛重新“找到了组织”，扬眉吐气。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之所以能较快走出困境，是因为坚决奉行了结构调整战略；这一过程是冷冰冰的，“要死人”的（许小年语）。美国敢于倒闭、敢于死人，所以调整成功了；欧洲害怕倒闭、害怕死人，所以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越困越深；中国要想走出困境，同样只能真刀实枪“调结构”，同样要不怕倒闭，不怕死人。这些人没有想到或者是并不关心，中国与美国的基础条件不同，同样的操作下，美国死一个人，中国可能要死十个；再加上人口基数的不同，甚至可能死几十上百个。这样的结局，难道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还不谈由此可能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的冲击。这样一种普世模式，难道是值得信奉并遵循的吗？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自然界天灾，而是人类本身社会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即使是自然灾害，人类也要想办法避免和改造；对于这样一种必须以周期性“死人”作为代价的经济运行方式，人类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改造之、改变之，而只能奉若神明、恭行不悖吗？
自由派学者奉若天条的什么“调结构”，其实政府自己早已喊了多年，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劳烦学者们当作自己专利和显示高明来接来喊？原因很简单，因为害怕“死人”，中国政府短期内调不了，推不动。学者们可以站在云端喊口号，政府却必须在泥水中趟出一条路来。这么多年趟不出，说明这条路不好走，说明它相对于当下中国的现实并非一条好路，这个药方并非对症之方。但是，明明在实践中此路不通，为什么从政府到民间却依然死抱着这个药方不放？道理很简单，一是这个药方符合主流经济学逻辑，代表了普世道路；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问题，确实需要调整，“调结构”一说抽象上并没有错——结构有问题，需要调整，但这并不是中国经济可以走出困局的突破口，也不是当前形势的对症之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不能囿于书本，囿于成见，而是要从实践出发，从政府而非市场的角度来寻找出路。因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及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创造性地发挥了政府作用。
从以往30多年的经验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一是通过制度压抵了要素价格，使企业具有竞争力；二是通过宏观政策克服了市场的周期波动，促成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之所以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出手，是因为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本身很有效率，可以自动解决问题，就不会有政府出手的机会。当然，政府出手挽救市场后，应该及时退出，让市场机制得以回复，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和市场两个手段都能发挥作用。两个手段、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好，所以政府的强力干预不应成为常态。但因为这种干预方便、好用、可控，而市场复杂、不可控，所以中国政府习惯了多用行政手段，其结果是一方面压抑了市场功能的回复，另一方面导致边际效益递减。政府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只是行政干预在一个方向上的失灵。中国的经济前途，不取决于回归市场，而取决于能否找到政府有效干预的新的方向，新的着力点。
中国经济今天呈现的政府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政府失灵，是在市场失灵引致政府介入后发生的。所以，如果现在的政府不行的话，长期萎缩的市场更不行。中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应该鼓励完善，但这是长期目标，而不是现在应对危机的正确方式。脚长得不好看应该做保健，这是对的；但鞋子不合脚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鞋子而不是脚，只有在穿上一双合脚的鞋子后，脚的保健才能顺利进行。同理，市场发育应该是在危机解决，经济回归常道后，通过行政退出再来实现，这个顺序不能颠倒。以此来衡量新一届政府的经济作为，只能评价为“食洋不化”或“食书不化”；或者说，朱镕基懂经济是真的，李克强懂经济是假的。不能从实际出发，执着于观念或“原则”的人，在实践中行之不远。
录像带的倒带问题，曾经是个复杂而繁琐的难题。但自从出现手动倒带器后，难题迎刃而解。所以手动和机器，优劣并不绝对，各有其不同的使用价值。同理，市场、政府各有其用、各有其长。对于市场复杂的问题，或许政府处理起来很简单；反之亦然。政府、市场不应相互排斥，更不应在观念上首先抽象排斥，而应该在实践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到老鼠才是好猫。而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是只有白猫或者黑猫才能捉到老鼠，而是有时白猫能够捉到，另一些时候黑猫才能捉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要走出当下困境，出路不在市场，也不是什么“调结构”，而在于政府能否找到新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宏观政策，财税与货币手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逐渐出现并完善的。中国的国情、经济运行条件及社会基础都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当然有可能发现或创造出新的政策工具。这既是“中国模式”逻辑发展之必然，也是“中国道路”圆满自信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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