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日点评参考消息

　　《印度执政党通过增设新邦提议》，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7月30日报道，《印度教徒报》网站7月31日报道。据报道，印度就建立第29个邦迈出了关键一步，执政的国大党批准了这一提议。特伦甘纳将从安得拉邦划分出来成为另一邦。如果没有意料之外的障碍，该邦可能会在大约6个月后诞生。

　　尽管报道说，这一分裂是由政治原因(为了确保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引起的，但是，在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个政治原因实际上受印度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决定。也正因为印度经济每况愈下，所以印度国内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导致同一个邦里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我们以前说过，这种对立当然是以资本割据为基础的，特别是在印度这样的封建地主经济色彩特别浓厚的国家里，土地割据和资本割据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和日本很像，由此，对不同的资本集团而言，实际上也对应着不同的地区，由此，某一资本集团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利，就不仅会想办法在与别的资本集团的竞争中获胜，而且还要想办法尽可能地使自己拥有独立的政治形态。由此，从资本割据，土地割据，演变到选区和行政区域的割据。这是封建经济色彩特别浓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这一特色在危机初期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在危机过后，由于大量的兼并活动的出现，垄断程度的加重，这一由封建残余所导致的情况反而会日渐消逝。当然，在行政割据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同一垄断资本同时控制多个行政区域的事情必然会延续很长时间。

　　《随机暴力频发让中国民众忧心》，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30日报道。不知道随机恐怖袭击频发是否让美国民众忧心?这篇报道很具有典型性。先是基本准确地描述了现象，随后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但欺骗性就在于，这些改革主张和该报道所指出的问题之间不仅没有因果关系，而且，正好相反，这些改革主张只会加重这些问题。正如一个病人肚子疼去看病，医生很准确的描述了病人的症状，然后开出一剂毒药让病人吃下去，当然，病人吃下去之后，肚子的确不会疼了，然而，那只是因为死人是不会有肚子疼的问题的。

　　该报道说，“中国政府和支持政府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希望对可能牵涉到其统治的社会紧张局势轻描淡写。他们将大多数事件归咎于精神疾病甚至炎热天气。许多民众并不接受这种解释。他们一直在激烈讨论过去几天罕见爆发的暴力活动以及许多人看来政府推卸责任的举动。”至此，该报道基本客观地描述了这些现象，正如股评分析师把股市一天的走势以及相关的咨询重述出来一样。这一客观地重述，尽管对某些不关心时事的人而言，或许有新鲜之处，但是，就当下而言，并没有什么价值。当然，如果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这种客观重述的价值就会上升，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别有用心之徒总是会以伪造、编造、歪曲的方式来重述历史。

　　也正因为这一对眼前刚刚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基本客观的重述没有什么价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于媒体如何描述已经发生的现象，而在于媒体提出了何种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事实上，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这一问题，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只是这些变革的主张，而不是为这些主张的出台所提出的理由，也不是这些理由与这些变革主张之间的联系，因为这些理由和联系都只是借口和噱头，换言之，这些对提出主张的人而言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可以随时修正的甚至是可以颠覆的东西。正如汉奸国贼为了打倒“文革余孽”而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然而，这些罪名不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甚至不同的罪名及罪证之间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状况，但是，这些都不是汉奸国贼所在意的，汉奸国贼所在意的只是彻底将“文革余孽”打倒，从而使得它们的卖国肥私和窃国肥私大计得以实现。

　　因此，尽管该报道接下来开始罗列了一大堆反对我们之前所引述的那段话里所指出来的现象，但是，这种反对只是非此即彼式的反对，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该报道所引述的那些为它之后提出来的改革主张所找的理由，而只是在于它之后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张本身。因此，就算我们不知道胡星斗的反共历史，也能够从他所提出的那些改革主张中看出他搞乱中国进而颠覆现政权的图谋。因为反共，所以胡星斗当然不可能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相反，他认为政府应放松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因而也就是增加中国社会分裂的条件，而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则必然增加暴力频发的可能性，因而就是增加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因而最后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了现政权被颠覆的可能性，而不是起到巩固现政权的作用。

　　由此，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最先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因为担心中国陷入暴力频发和日益动乱的境地，所以弄了几个人来给中国开药方，表面上看，这个动向是为了消除中国的这些问题，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这些人开出的药方，如果中国政府照搬的话，只会让中国陷入暴力事件更加频发以及社会动荡更加严重的境地。

　　中国政府大学犯罪心理学家马皑希望中国政府开始承认需要给予精神病人更好的照顾。一方面，究竟以何种标准来界定一个人是狂人，这本身就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从历史上来看，这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另一方面，马皑实际上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他所说的实际上和当下导致中国暴力频发的原因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只能认为马皑这是在利用专业知识打酱油。

　　至于中国公安部门发誓要打击“极端暴力犯罪”一事，实际上，这只是外科手术，只是西医，只是在治标，而不是治本。因为真正导致暴力频发的原因并不是那些“可疑人员”的增多，而是因为使得这些“可疑人员”得以产生的社会机制性条件。正是因为私有化和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严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可疑人员”才会日益增多。因此，把维稳的责任推到公安部门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政府的经济机构和改革机构的错误行为导致了当下社会日益陷入动荡的这个结果，公安部门实际上成了给拆烂污者擦屁股的了。

　　至于北京一家报纸7月29日发表评论说，中国正在经历各种社会冲突和不满交织的转型期。评论敦促中国政府和人民尊重法治。这个评论实在是太无耻了。中国政府自己说，改革是为了解决矛盾。既然如此，那么，当下为什么会出现改革之前就已经被彻底消灭的乱象呢?中国政府自己说，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改革之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呢?更加自相矛盾的是，中国政府自己承认，改革之后的问题不比改革之前的问题少。既然如此，这种改革究竟是进步呢，还是在倒退呢?改革了30多年，问题和矛盾不是越来越少，相反，倒越来越多了，而且，多出来的问题和矛盾还是解放前的那些问题和矛盾，因而是在解放后的30年里已经被彻底消灭的问题和矛盾，如此的改革怎么能让人相信是在进步呢?!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所有的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合法改革的产物，因此，中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很守法，但问题就在于，它守的这个法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个法之所以有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立法权实际上不是在人大的手里，而是在政府自己的手里，由此导致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立法和修法。至于让人民尊重法治，那更是可笑了。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何时不尊重法治，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人民十二万分地相信法治，甚至可以说迷信法治，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反过来说，中国的法治辜负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

　　《王林“走红”折射中国人信仰危机》，英国《每日电讯报》7月30日报道，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30日报道，美国《纽约时报》网站7月30日文章。中国人中间的确存在信仰危机，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不缺信仰，问题只是在于历朝历代的反动派总是要剥夺中国人民崇高的信仰。牛鬼蛇神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现并且俘虏大批的权贵和民众，只是因为人民群众原先信仰的毛泽东思想被当权的反动派封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特别是在“黄金十年”里，不提“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在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大肆删改，直至最后把重提毛泽东思想的人诬成“文革余孽”并打入大牢，而官方重要文件全部只是从“邓小平理论”开头，因而完全丢掉了马恩列斯毛这些老祖宗，换言之，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由此可见，丢掉马恩列斯毛老祖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江湖骗子大行其道同时发生是有其逻辑的必然性的。因为马恩列斯毛的思想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猫论”只是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连客观唯心主义的层级都没有达到，换言之，“猫论”根本不是辩证法。也正因为不讲辩证法了，所以，在这种愚民政治的统治下，人们的脑子才越来越愚昧，因而才越来越容易上当，由此，江湖骗子才会越来越多。当然，真正的骗子还不在江湖中，而是在朝廷内，因为至今为止的改革结果都证明相关改革的理由完全都是欺骗人民的手段，尽管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一再辩称“李克强经济学”不是“休克疗法”，但是，只要把“休克疗法”的内容和当前政府正在推行和誓言要推行的改革比较一下就能发现，两者完全一致，换言之，这些辩护士们及其主子正在愚弄人民群众。

　　2013年8月2日点评参考消息

　　《习近平雷厉风行治军赢得好评》，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31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8月1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8月1日文章。有汉奸媒体撰文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军队事务的处理方式赢得了好评”，并且，该文还援引某分析人士话说，习近平迅速采取行动解决军队中的三大关键问题：纪律松懈、士气不振和腐败盛行。

　　怎么看待著名汉奸媒体的赞誉之辞，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地去反对它，不能简单套用“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教条，否则就会上敌人的当，而这也是敌人的狡猾的地方。

　　正如《北京晨报》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攻击戴旭的文章(陈辉：网络怎么成了上甘岭)，该文称“与戴旭理论的网友多是同胞，可为什么在戴旭眼中，他们却成了敌人?”，言下之意，在陈辉看来——凡是同胞就不会是敌人。如果我们只是非此即彼地去反对这篇文章的这个观点的话，那么就会得出“凡是同胞就会是敌人”这样的——和陈辉一样的——完全站不住脚的逻辑，而一旦我们愚蠢地坚持这个错误的逻辑，那么就容易被敌人抓住把柄，从而使敌人能够倒打一耙，并且将我们给孤立起来。然而，我们要想打败敌人，自始自终要考虑的问题都是如何将敌人尽可能地孤立起来，同时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很明显，任何一个汉奸国贼都首先是中国人，因而是同胞，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他们是敌人的这个属性。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陈辉的那个逻辑是成立的话，那么在他看来，敌人就只能存在于外国人之中了。那么，很明显，这个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且，陈辉的这个逻辑里隐含着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味(这种思潮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一种非此即彼的反应，因而，它和“逆种”思潮具有相同的产生根源，它们都拒绝承认有汉奸国贼的存在，抑或说，它们都并不反对卖国肥私和窃国肥私等做法)。

　　因此，关键是要看汉奸媒体肯定的是什么。很明显，它肯定的是习总对军队事务的处理方式“赢得了好评”，因此，它并不是直接肯定习总对军队事务的“处理方式”，而只是肯定习总的这一处理方式“赢得了好评”。由此，汉奸媒体的意图已经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它的意图就是，向读者灌输这么一种逻辑——习总的治军之所以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它赢得了好评，换言之，对习总治军的评价——而不是习总治军的成果——在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掌握话语权的又是媒体自己，因而，反过来说，如果媒体给予习总的治军以“差评”的话(正如某些人在淘宝上捣乱给人以“差评”的话)，那么——按照汉奸媒体偷偷灌输给读者的逻辑——就意味着习总的治军方式存在问题了。而这正是汉奸卖国势力为反对习总及人民解放军提前埋下的伏笔。

　　众所周知，习总反复强调战斗力是“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调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因此，检验习总治军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人民军队是否达到了习总给出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显然只能通过实战才能得到检验。因此，反过来说，无论媒体怎么评价习总治军的方式方法，那都是微不足道的，关键是习总能否达到他的治军目标。而汉奸媒体撰写这一貌似赞扬习总治军的文章的目的，实际上只是幼稚地想让习总按照它们的评价标准来治军，好像唯有获得了媒体的好评才是走了正道，因而好像唯有媒体才掌握真理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换言之，习总治军好不好，绝不是媒体——尤其是汉奸媒体——能够定性的。

　　再则，汉奸媒体所引述的分析人士的话也很有问题。虽然人民军队中存在“纪律松懈、士气不振和腐败”等问题，但是，这绝不是普遍现象，否则就不能解释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在这些年里出色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任务。对比一下中美两军在执行任务中所展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素质，美军那才真叫“纪律松懈、士气涣散和腐败盛行”。因此，汉奸媒体企图将军队中存在的个别现象夸张成普遍现象，这明显就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因此，在此，汉奸媒体貌似在夸赞习总的治军，实际上则是在诋毁丑化人民解放军(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这是针对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黑)。

　　2013年8月3日点评参考消息

　　《安倍致信促成美参院谴责中国》，《日本经济新闻》8月2日报道。首先要明白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尤其是在美日关系中，美国是日本的半个主子，而不是相反。因此，美国绝没有理由受日本的摆布，因此，绝不要把美国所干的坏事归咎到日本的头上。美中野合党惯于混淆视听，总是极力掩盖美国在破坏东亚局势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试图把美国这个渔翁粉饰成和事佬。美国参议院所通过的谴责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恐吓行为”的决议，这就是美国重返东亚的战略的一个内容，这就是美国敌视中国的具体表现之一。并且，“重返东亚”也只是美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给出的计划，而绝不是日本希望美国“重返东亚”，恰恰相反，日本鸠山内阁在任期间，日本方面很明显地表现出要踢开美国的意愿，只是由于美国的破坏而作罢。

　　其次，日本有关媒体之所以要把这种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坏事拦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有两个原因，而这些原因都与日本受美国军事半殖民统治这件事有关。一个原因是，美中野合党要求日本把责任拦下来，从而使得美国继续能够欺骗中国国内的某些糊涂蛋，并且使得中国的美中野合党成员能够继续把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导到日本(而不是美国)的身上，从而使得中国的汉奸买办势力能够继续在爱国的名义下“反日而不反美”，由此便于它们能够在美国公开欺辱中国的同时继续向美国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亲美政权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形象，企图向民众展现出安倍所具有的超出其前任的独立性和国际影响力，从而使日本(反美的)极右势力感到满意，由此进一步巩固安倍的执政地位。我们知道，最近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居然公开鼓吹向德国纳粹学习，这是自民党赢得参议院大选后出现的新情况。而这一情况是否可以做这样的解读呢：即当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获得极大的巩固之后，主次矛盾发生了转换，原先为夺取和巩固执政地位而形成的统一战线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相反，在执政地位巩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此自民党内部各派开始更为激烈的争权夺利。无论是麻生发表符合军国主义势力利益的演说，还是安倍塑造自己与美国统治者平起平坐的独立形象，都是为了争取日本国内反美的极右翼势力的支持，因而都是为了扩大自己在自民党内部的影响力。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安倍和麻生都很有点“吃力不讨好”甚至“作茧自缚”的味道，但是，如果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恐怕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了。

　　最后要老调重弹的是，由于日本执政联盟的地位已经巩固，因此，日本统治集团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主要矛盾当然不是安倍或麻生个人所要解决的矛盾，而是日本统治集团重新回到了必须(抑或说，有条件)把克服经济金融危机作为当前主要工作内容的时期。它的对华政策当然会发生改变，近日，日本就发出了要和中国谈判的信号，但是，对中国来说，不能白吃亏，换言之，日本要对中国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