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领导干部对待亲戚的态度和做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家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国总理周恩来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家庭和亲属之情。但是，他的这份人之常情往往又表现得比较“不近人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把无限的关怀和浓浓的爱意融入到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之中。为了从严要求家属，周恩来亲自制定了10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 予陈绣云开除；给予劳动改造 陈绣云是周恩来十四姨娘的女儿，比周恩来小十多岁,是周恩来嫡亲姨表妹。1908年，周恩来生母、嗣母相继去世，而周恩来又要离家读书，两个弟弟无人照管，只好将6岁的小弟弟周恩寿送去十四姨娘家，请十四姨娘代为抚养了两年。因此，十四姨娘对于周恩来来说，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时，陈绣云就主动与表哥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无暇回信，邓颖超便按周恩来的意思给陈绣云写了一封回信。陈绣云拿着邓颖超的信找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安排工作。妇联便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松江县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其身份，加之新政府也确实需要用人，就把她安排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 当时，扫除文盲工作面广、工作量大，要经常下农村，可陈绣云自恃其表哥是一国总理，不肯下乡。当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业务不熟，又不愿好好干。 1951年8月，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获悉后，就去邓颖超的住地看望并向邓颖超“诉苦”，提出要去北京找周恩来给她安排一份好的工作。邓颖超婉转而又明确地拒绝说：“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 病中的邓颖超身体虚弱，不能久听陈绣云那没完没了的诉说，就劝她先回松江，有些问题以后再答复她。病稍好之后，邓颖超给陈绣云写去一封信，信中说： 绣云表妹： 来沪以后，因病不能同你详谈，曾托胡耐秋同志告诉你一些独立奋斗的意见，希望你采纳。解放了，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从旧的统治下翻了身，我们还需要从思想里用自己的努力掏出那些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渣滓，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你的来信和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你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仍然存在有依赖的思想。这必须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坏东西，必须要勇于抛弃它，你才能获得在新社会里开辟你自己前途的力量与勇气！ 上海正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封锁实行精简、节约、疏散……等六大任务，这个方针你一定会在报上看到，因此，找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人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因亲故而违反原则。特告你。 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义务工作为宜，现人民政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直接前去接洽。 此复并问近好！ 邓颖超8月17日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仍然不好好工作。松江县印刷厂的领导又调她到食堂搞伙食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比原来工作辛苦，而且厂大人多，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
松江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有关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一、予陈绣云开除；二、给予劳动改造；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陈绣云这才真正认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表哥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全“攀”错了，便找到华东局妇联，一再检讨错误，要求重新给予工作，结果未能如愿。后来，她报名支边，得到批准后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退休返回上海，后于80年代中期去世。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三点指示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的。如“开除”一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希望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谁如果自己提出不干革命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抵触或对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改造”一说，并非是现在司法意义上的“改造”，而是要陈绣云在艰苦的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至于周恩来“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则是周恩来明确向陈绣云和他的所有亲属们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周恩来的亲戚不能以我的名义去向人民讨价还价。 这封邓颖超半个多世纪前写给陈绣云的信，已在淮安周恩来故居北侧刚落成的“邓颖超纪念园”陈列展出。 “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1950年，王兰芳带着周荣庆来到北京。 周恩来的伯父和王兰芳的父亲是至交，王兰芳在哈尔滨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王兰芳参加革命以后，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大哥的建议，从此成了一位不拿国家工资的老干部。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投身其中。期间，他和“三八”炼钢炉组里踏实肯干、长相俊俏的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不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嘛！”而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周荣庆，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王兰芳知道后，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两家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结婚前，周荣庆按母亲的吩咐，向周恩来夫妇写信报喜。接到大侄儿的信，周恩来立即给周荣庆回信庆贺，邓颖超也给一对新人寄来了一床烙花毛巾被、一对鸳鸯枕头和一条纯毛毯作为贺礼。 婚后的第二年，周荣庆被调到焦作市供电局，晋菊清也被调到焦作布鞋厂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周荣庆又先后被调到焦作市轮胎厂、重工局等多家单位，但始终没有当过一官半职。 王兰芳身体不好，每次去北京看病，医药费都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50元给王兰芳用，而且规定这50元其他人一点都不能动。王兰芳还享有一个特殊待遇，每次去北京看病都是由周恩来的专车接送。 周恩来除了每月给王兰芳50元外，还要照顾其他亲属。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不断有亲友上书、上访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由于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主动承担了这些“家务事”。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人料理。实行工资制后，他们夫妇俩就开始用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生病的亲属来北京治病。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三分之一要用来帮助周家，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 1959年8月，周荣庆的堂兄周华章和他的母亲来到北京。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恩来夫妇为了招待他们，把自己一个月的肉食定量都贡献出来了。走时，还给了他们100元钱。 1963年，周华章有了第二个孩子，正巧此时周荣庆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伯父。周恩来特意让周荣庆去看周华章一家，给周华章带去了40元钱，周荣庆还捎去了伯父的嘱咐：“两个孩子可以了，不准再要了。” 1968年5月3日，王兰芳在晋菊清陪同下从河南新乡赴京看望周恩来夫妇。中午时分，办公回来的周恩来一见到她们几个来了，非常高兴，弯腰轮流抱起3个孩子亲了一遍。 周恩来问王兰芳：“兰芳，最近身体还好吗？”王兰芳说：“全托菊清这孩子照顾得好，我身体挺棒的。”周恩来对晋菊清说：“你妈当年为革命流过血，你和荣庆要待她好点。”晋菊清连连点头。周恩来还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晋菊清一听，急忙说：“总理，我向您学习！” 周恩来在饭桌上问晋菊清：“孩子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晋菊清说：“老大1960年3月29日出生，当时正好赶上您到印度访问，荣庆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儿，出生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她老人家就给取了个名字叫周小莉；三儿子出生时又赶上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叫周中越。” 周恩来听后，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得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对周恩来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小到大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周恩来听了后又思索片刻，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临走时，周恩来又送给晋菊清一块手表，邓颖超还送了很多她的衣服、鞋子。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58年11月，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从广州来到北京参加机关事务工作会议。一天下午，她按约定的时间去看周恩来。之前她参观北京饭店时，听服务人员说：周恩来去理发，很多次都不愿进为中央首长专门准备的理发室，而是走到普通理发室，依次排队。蔡淑清心想：伯伯是国家总理，尚且不需特殊照顾，我作为他的亲属，也应向他学习。因此，她没有乘坐有关部门为她准备的小车，而是搭乘公共汽车辗转前往。周恩来在谈话中知道这一点后，对此举表示赞许。 1964年，蔡淑清随爱人周保常从广州调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9月，他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在谈话中，邓颖超问到他们调到湖南以后，领导上知不知道他们与总理的关系。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数不知道。”邓颖超于是说：“不要讲出去，特别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讲出去，人家就会照顾你们，那样不好!” 这番话，不只是对蔡淑清说的，周恩来的晚辈们都曾听到过他夫妇俩教育他们如何摆正亲属关系。周恩来经常提醒大家：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却要考虑到和我的关系，那只能是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来。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们的这种心情，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照片印出来后，周恩来却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你是客人，吃米饭吧” 为了培养晚辈艰苦奋斗的品格，周恩来鼓励和动员侄子、侄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晚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实际劳动中，提高思想境界。 1961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几个侄儿来家里吃便饭。饭桌上只有3个菜：两个素菜，一个有少量肉丝的荤菜，还有一碗菜汤。其中那一盘荤菜，还是为了第一次来看望两位老人的侄儿周保章特意加的。在吃饭时，端上来4个杂粮做的窝窝头。周保章想：自己是年轻人，理应吃粗粮，便伸手去拿。而邓颖超却将他的手拨开，慈祥地说：“这是你伯伯和我的，你是客人，吃米饭吧!”说着就和周恩来微笑着拿起窝窝头啃起来。事后，周保章才了解到，伯父、伯母在困难时期一直带头严格执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经常以粗粮为食。 也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当飞行员的侄儿周尔萃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问到空军的生活标准时，周尔萃说：“我们每天有半斤肉供应。”周恩来认为，既然是空军对飞行员的特殊优待，作为总理也必须照办。他说：“那可不能叫你这个飞行员在我这儿受委屈，明天叫炊事员把我们的肉票集中一下，打个‘歼灭战’，保证你的健康。”周尔萃当时并不知道“歼灭战”的含义，事后他才得知：原来周恩来的肉食供应每月只有二两。 1959年，周尔萃在北京治病，经常去伯伯家。有一天，周恩来对周尔萃说：“今天请你这个飞行员吃一顿‘金银饭’。”周尔萃听后，很好奇：伯伯一向吃得很俭省，今天是要请我吃什么好饭呢？临吃饭时，才看见端上来的是用大米和小米混合煮成的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飞行员，是吃不到这种饭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常吃这种饭，叫做‘革命饭’。今天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
周尔萃马上就明白了，伯伯不仅是让自己体验一下家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更重要的是教育自己，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能忘记我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 周恩来和邓颖超还经常提醒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生活越过越好，但是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艰苦朴素。有一年除夕的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晚辈吃饭，特意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盆黄澄澄的小米粥。邓颖超点明了吃这两样食物的意义：“今天是除夕，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肉包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不能忘掉小米。为什么吃肉包子？因为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得到解放，生活好了，才有肉包子吃。” “这五关中，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一生没有亲生子女。然而，由于他有两个弟弟和好几位堂兄弟，因此他的侄辈却很多。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和邓颖超对这些晚辈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而这份亲情则更多地表现在对他们的严格要求上。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周日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 8月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了一次“小家庭”会议。这次他主要向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封建家庭一事。 周恩来先回顾了周家的历史，接着，又介绍了他自己由接受封建教育，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教育，再到后来马克思主义教育，怎样逐渐走出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者道路的过程。 周恩来通过给亲属们讲家史尤其是自己的成长历程，使亲属们能够提高认识，跟封建家庭的影响划清界限。他认为，要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家庭会议。 这次，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首先谈到要过好思想关。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所以，一个人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周恩来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周恩来去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周恩来对他的侄儿说：“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接着，周恩来又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的时候，周恩来使用了“投降”二字。他说：“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略作停顿，周恩来继续说道：“‘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 最后，周恩来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要求的严格也是一种爱，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那个例子很多了，不去细说了，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健，1968年中学毕业后按周恩来的要求到内蒙古插队落户。后来，周秉健经基层推荐、按征兵条件入伍参了军。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经反复考虑，还是希望侄女回到大草原去。他亲自给侄女做思想工作，要求她学习蒙族语言，熟悉蒙族生活习惯，以后找个蒙族对象。他还给侄女讲了王昭君的故事，用王昭君远嫁匈奴，在民族团结上留下一段佳话的事例来鼓励侄女扎根边疆。 周秉健懂得伯父以国以民为重的思想，懂得伯父让她艰苦锻炼、报国奉献的一番苦心，她认真照办了。她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后来和内蒙古剧团乐队的一位蒙族男青年结了婚，又被群众推荐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工作。 当周秉健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时，要求进京去探望，谁知被周恩来“毫不留情”地制止了。周恩来传话给她说：“不要来了，坚守岗位。” 同样，其他晚辈们得知周恩来患病越来越严重时，一个个都心如刀绞，暗自落泪，都想去看望老人家。然而，病重的周恩来却坚决表示：你们要把我们的亲属感情，提高到无产阶级感情的高度。我为革命工作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都要吐出来，贡献给人民。 后来，邓颖超解释说，周恩来曾留下遗言，说逝世后亲友都不要来北京，坚守岗位是最好的悼念。 周恩来作为任职近半个世纪的大国总理，不仅以身作则，一心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而且还一贯谆谆教导他的晚辈亲属“要不靠关系自奋起”、“要丝毫不搞特殊化”、“要艰苦奋斗一辈子”……这一切，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教育子女治家修身方面仍具有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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