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文化论坛活动"哲学与政治"邀请汪晖教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及托马斯·迈尔等德国政治理论家在该党总部对话，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主持。汪晖教授发表了以《代表性的断裂》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报告，加布里尔随后有长篇回应，阐述了他对全球包括德国政治变革的思考。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就民主与正义的现状，探讨几个基本问题。为此我要特别向社民党文化论坛和Julian Nida-Rümelin表示感谢！ 社民党文化论坛的"哲学与政治"系列研讨会，迄今已举办到第12场了。我发现，这类适合思考根本问题并开展辩论的场合，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因此，很高兴文化论坛邀请了汪晖教授，这位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之一。他对世界范围内民主发展形势的评述，让我感到颇为新奇，但也极富启发性。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汪晖教授这样一位中国左派思想家做出这种批判，令人兴奋。我们都知道，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正在"打乒乓"，争论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里。这并非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不予评论，何况汪晖教授讲的也是别的主题。他对中国和西式民主都有批判。汪晖教授论证说，社会平等的缺失，从内部掏空了有形的民主制度。他认为，其根源在于精英同大众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他将这种疏离化的结果称作"代表性的危机"（译者：原文为"代表性的断裂"）。 经济金融危机对民主的威胁 我相信，在平等这个问题上，将中国同西方相提并论，会令在座一些人感到诧异。这是在挑战西方通行的观点。 但我认为，了解不同的视角，将有助于我们大家做出更清醒的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将活跃的日常政治争论同民主的正常运作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惯性。许多人认为：只要有选举，只要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只要没有人因其政治观点而遭到囚禁，就天下太平了。于是，通行的观点认为：有了民主的法治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但我们必须自问：这种观点今天还能不能站住脚？有许多警示信号表明，对民主的信任，即使在我们西方也有所减退。近年来我察觉，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投票率屡创新低，就是一个表现。 更令我忧虑的是，在欧洲乃至德国，对政界的行动能力乃至行动意愿的信任也已降到低点。一种双重的无力感攫住了人们。一方面，人们在不受约束的金融力量面前自觉无力，另一方面，人们觉得政界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干预金融事务了。 并非人们对政治丧失了兴趣--许多人的政治热情很高。只要人们觉得，这回有点真格的，选举的人数甚至会创新高。凡是选举参与率提高，莫不是因为选民们知道：这次关系重大。要么就是，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于是将希望乃至不满投射于其上。这种时候，往往也会出现意外的选举结果与超高的参与度。 比方说最近的巴登-符腾堡州州议会选举：在许多选民看来，这次选举关系到，我们能否摆脱核能。所以很多人跑去投票。 但除此之外，针对各种政治机构、党派、政治家，当前的信任水平都很低落。 已经获得的信任也在褪色：一部分选民已不再相信，政治能够决定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条件，使其趋向改善。 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经济强势者、游说集团、银行、金融市场正在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我们这些人--政治家们--根本无心改革，而是只顾自肥。 "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这种心态目前很普遍，不光是在德国。那些自感"苦逼"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的人，而全都是那些感觉同政治相疏离的人。 此外，政治也受到一种来自"滋润"阶层的蔑视。这种蔑视存在于经理室、交易所和编辑部里。我总忍不住要对他们抗议几句。有很多银行家，不仅对自己的业务一窍不通--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那业务了--而且对民主社会一窍不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瞧不起政治家，瞧不起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我相信：汪晖教授的论题--所谓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疏离，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能找到许多论据。 信任的缺失是很危险的：不论是对于民主制度而言，还是对于社民党而言，都是如此。对社民党而言更是危险中的危险。社会民主制度存在于世，全赖人们心怀一个希望：政治参与能够改善生活。如果人们感觉，政治参与什么也带不来，那就是社民党的末日，因为它的存在，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人们的"剩余希望"。 尽管保守党派也同样受到民主参与热情衰退之苦，但有一句古老的口号，可以动员起足够多的保守选民去投票，那就是：如果你不去投票，左派就要上位了。左派指的是我们。这一招一向管用，但现如今也慢慢显得不够用了。 选举和有效的公共生活是民主的两个前提。我们今天好些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造成政治和政治家的信任度如此低下，媒体也是出了力的，它们的报道方式只会加剧失望和日益增长的不信任。 偶尔的丑闻炒作和常见的聚焦个人，有时令媒体丧失对政治可行性和可能性的一种视野。那会在民众中制造错误的期望，煽起偏激的怒火。 但我在此不想多谈媒体。只有当辩论有助于发现最佳路径，有助于澄清普遍利益之真正所在，政治公共生活才算名副其实。 但这样的辩论越来越少见。关于全民最佳路径的辩论，被偏执情绪和"市场"需求排挤到一旁。如今，这种局面仍然在为投机资产提供庇护，仍然在为向纳税人转嫁投机成本的勾当涂脂抹粉。 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高负债的民主国家，也就是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 眼下希腊的情况，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有形的民主了。希腊人自己觉得，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市场和外国政府手中。这是一种危险的印象。 前些天我们眼见意大利前总统贝卢斯科尼引退，直接的压力是国债利率高企，而我要说，还有许多政治上的理由导致他应该下台。虽然这样一个结果让我颇感轻松，但这整个事件值得警惕和忧虑。 数十万意大利人的抗议示威没能做到的事情，却由债券市场的匿名力量做到了。 扳倒贝卢斯科尼的同一股力量，也推行了延迟退休、降低工资、减税和裁撤公共服务。这些措施都号称别无他法，其实是为了满足出口竞争力和债券市场的期待。 显然，如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行政策是"别无他法"的，那么这些政策迟早会获胜。这种政治上"别无他法"的暗示，是民主话语的毒药，也是德国政治形势的毒药。 所以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再误判形势，这不仅关系到现政府的去留，更关系到政治本身的成败。公民们越来越难分辨社民党、基民盟、自民党，往往笼统地谈论政治"那回事儿"：他们滋润了，我们苦逼了。 我要说，我们社会下层和上层之间的距离拉大，并非错觉。匿名的金融市场力量不受约束，其中蕴含着对一切政治事务的经济化，在此背景下，德国人心里不禁渐渐浮现一个问题：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民主究竟还能不能说了算？ 金融危机开启了规范金融市场的大讨论，这讨论令最后知后觉的人也觉察到：民主已不能对这些规则独立地做出决定了。在某些欧洲民主国家，人们甚至要得到这种印象：现如今，是国债利率的高低决定了，政治究竟还能有何作为。 事实是：在第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的2008、2009年，着手规范金融业的条件不错，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在有效监管金融市场方面进展寥寥。 各国公民则发现，保释银行业的成本并没有让银行和机构投资者承担，而是转嫁到了民众头上。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出台金融交易税，富人的所得税也没能提高，危机成本的公平分担也就无从谈起。在劳动者收入较危机前显著下滑的同时，高收入、资本利润和红利报酬却继续攀升。 没有人会真心相信，危机成本的分配是公平的。只有一些已经溃不成军的自民党自由派还嘴硬说，这种分配方式最终会对全民有利。今日已经明了，仍在不断累积的危机治理成本，正将欧洲的民主引入深渊。 许多质疑是合理的：这种演变是必然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许多重要事务的决定权，从民主的手中给夺走了？最后，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民主的式微？ 不平等与民主 汪晖教授刚才的演讲中，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他说，精英和民众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要为民主的危机负责。 社会秩序同政治秩序不再相互符合，汪晖教授如是说。他想表达：公民平等的原则遭到了社会不平等的挑战。我认为，他这些思考的大方向很正确，也能够得到哪怕是来自德国的数据、资料和事实的支持。 在我看来很明显：在现政权下，政治决定日益遵循经济的逻辑与利益。 而社会生活--家庭、社团、企业和社区的诉求排到越来越靠后的位置。当初对我们许下承诺：我们做出牺牲，日后会变得更富裕、更自由。如今我们可看清楚了！ 我们可以好好考察一下，曾经趾高气昂的自由主义，如今缩水得还剩下些什么。即便是像《法兰克福汇报》出版人席尔马赫尔（Frank Schirrmacher）那样保守的人，现在也大声抱怨：民主制度被极端自由派简化成了市场机制。在经济自由的幌子下，金融界那些耍把戏的把自己变成巨富，却让其他人和环境去付出代价。 结论很清楚了：堆积如山的财富限制了越来越多人的自由。留给普通人的，只是替这种被曲解的"市场自由"去承担无尽的成本。一句话：纳税人不光是承担了危机成本，他们也丧失了部分自由。 事实真相是：今天的危险，早已不是国家对市场的扼杀，威胁我们的是，整个民主成了少数投资者财富的牺牲品！ 这跟自由的真意已没有丝毫关系。少数个人的自由、毫无顾忌地利用资本增进个人财富的自由，同全体公民的自由平起平坐。这危及民主的核心。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有产者比其他人更平等！（译者注：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中说：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新封建社会！ 我以为，单凭竞争本身并不能增进自由。只有基于规则和价值，确保所有人的机会公平，才会有自由的竞争。一切其他的竞争都会导致垄断、欺诈和排挤。 对民主而言，后果很严重：权力垄断或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会瓦解自由社会的基础。 长期以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一直在布道说，我们必须信赖市场法则。据说有一条原理万世不易：唯当市场能自由而不受干扰地运作，才能产生无尽的经济动力。 为了证明其论点，这些自由派援引美国、英国、爱尔兰乃至中国的所谓成功案例。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代价有多高。 金融市场危机再一次动摇了对"看不见的手"的信仰。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我知道那种信仰从来就是无稽之谈。新自由主义教义非但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和福祉，反而威胁到了我们社会的团结。 所有人都能一眼看出，德国的社会团结正分崩离析。20年来，工资增长停滞。今日，负有社保义务的工作者，约有十分之一还需要打第二份工。不难想象，这些人的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会受到何种影响。 如果衡之以OECD定义的"低工资"水平，那么在今天的德国，负有社保义务的全职工作者，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其收入在这一水平线下。这不仅让人们受苦，也拖累了社保基金和宏观经济运行。 另一个例子是，几十年来，老来贫困现象在德国本已几乎绝迹。今天我们却发现，随着低工资的普遍化，老来贫困现象也有所抬头。这还没有算上那些将来会陷入凄凉晚境的人们！ 目前，靠低保生活的退休者，比例还只有四十分之一。德国平等福利协会（Deutsche Paritätische Wohlfahrtsverband）预计，要不了几年，贫困老人的比例将达到十分之一。 鉴于当前关于最低工资问题存在激烈辩论，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想要用低廉的工资来打发德国五分之一的就业者，是绝不能容许的。因为谁要是一辈子只能挣每小时7至7.9欧元的工资--基民盟正在讨论的最低工资标准--他的养老金就无法达到低保线以上。 把确保最低工资的责任委托给集体谈判，更是胡来。德国联邦和各州层面，行业集体合同的覆盖面已降至就业人群的一半，覆盖企业更是不到三分之一。在其他欧洲国家，近二十年来集体合同的覆盖比例则相对保持稳定。 德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例子还有：在短短三年内，德国年收入过百万欧元的人数增加了一半多。金融危机以来，德国财产过百万的家庭户数，上升到4万3千户，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 有些人说："咱们德国人过得不错啦。"他们乐意举的一个例子是，德国拥有高达5万亿欧元的存款。这是德国居民历史上第一次支配那么多的财富。 但真相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没有，或者仅有微薄的财产，而上面的三分之一几乎拥有那些财富的全部。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支配着全部私人财富的60%。 与之相应，近十年中，上市公司股东的平均回报接近100%。与此同时，负有社保义务的工资，平均只上涨了15%。几乎还跑不赢物价的上涨。 我还可以罗列更多的数据，以证明同一个结论：德国的社会鸿沟扩大了，而且还在继续加深。人们若还能相信，这不会影响到公民平等和人们的感受，那就是太天真了。 平等、正义与民主 汪晖教授在讲演中建议"重新思考平等"。因为完全可以说，平等这个概念，对今日的社会民主主义乃至所有的民主左派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都成了一个问题。 平等这个概念我们过去很难接受，今天同样如此，因为据说那当真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在把所有人变得平等之余，还把一部分人变得比别人更平等。 其结果我们都记得：平等给我们的感觉，是同"平均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一旦有人宣称追求平等，他立刻就会名誉扫地。平等这个概念的历史，就是这么纠结与矛盾。 我承认，正是因此，在最近十年里，社会民主党人宁愿思考的问题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限度在哪里。 我们也曾经被貌似胜利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染了。但在不少情况下，我们根本就是无力抵御经济的要求，虽然这种经济把一切都变得不平等。 但是在社民党2007年议定的《汉堡纲领》中，在"我们所秉持的基本价值"那个章节下，宣告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待不平等与不正义的态度： "只要收入与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将社会分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那就是违背了平等的自由，因而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要求更平等地分配收入、财富与权力。因为这些方面过大的不平等会威胁生活机会的平等。因此，社会性的民主是必须的。" 我认为这是一个同汪晖教授的讲演明显契合的观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贯知道，一个社会之为正义的社会，仅当全体男女公民以平等的方式享有自由与尊严。 在此我想提醒诸位，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约150年前的一场运动，那场运动以一种极其严肃而具体的变革意志，运用这一标准，来反对自由派国家所标榜的徒具形式的公民平等。 因此，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正义和平等是紧密相连的。这里所讲的平等有很多涵义，所以是同"平均主义"那个骂名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基本权利上，人人平等。在国家面前，他们作为公民和人，享有同等的价值，理应得到同等的对待，有权过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我国《基本法》的核心与枢纽。请回想《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敬畏之、捍卫之乃一切国家权力之义务。" 保守派和自由派则强调，不平等可以是合理的，因为它能促进竞争，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富有，更自由。所以，他们认为，不平等也是正义的。 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我清楚地看到：物质上的不平等，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不妨害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平等为前提。 我们的基本价值并非将正义等同于绝对平均，后者是必须加以驳斥的。正义意味着，每个个人拥有平等的条件，可以过上自由、理性与和平的生活，并参与到文化与政治之中。 我相信，一个正义的社会也要求法律的平等。如果可以根据经济上的理由抹杀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那么对于法治国家的信赖将会蒙受损害。 我建议诸位认真思考下述事实：金融危机的肇事者大多全身而退，而一名超市女收银员只因截留了两张价值1.3欧元的矿泉水瓶押金单便遭到解雇（译者：2009年2月的一则新闻），这个国家对正义的感知能力一定没有得到恰当的运用。 没有政治、公民平等，就不会有民主的公意凝聚过程，也不会有对政治权力的有效节制。而缺了高水平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平等，一个社会就不能给所有成员提供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和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只有实践了这些平等的社会，才有权自称"正义"的社会。 我知道，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如今已不再那么频繁地引用《共产党宣言》。但那个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也是有效的。我们的现状离那个境界还遥远得很。 德国社民党从中得出的实践结论是，正义--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平等的机会--的首要主张就是社会权利。 谁都能看出，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仍将持续，尤其是同自由派的分歧，在他们眼中，将更多的民主引入经济仍然是一种骇人听闻的事情。 《汉堡纲领》还将正义扩展到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上。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正义不仅意味着社会内部的正义，也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 我们理解的代际正义包括：未来的人类，至少应享有同我们一样的发展机会。那是一项全球性的责任，不仅仅适用于德国。 今日之正义乃是民主之前提 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政治服务于一个目的，一个超越于权力争夺的目的。我们并不满足于，在任何冲突里通过社会政策搞点平衡。社会民主党人投身政治是有所为而来！他们想要改变社会！ 对于我个人，这意味着：政治的目的在于创造条件，让人们免于困苦、压迫和剥削而生活。所谓一个正义的世界，除了这个还能是什么？ 为此，我们必须以团结的方式，相互保障。由此，我们同当今的市场自由派在何为自由之前提这一问题上有明确的差异。我们认定，团结只会存在于平等者之间，而不是竞争者之间！ 放眼当今社会之情形，我更加坚信，社会民主党必须确立起一种"增值"的目标--更多的保障、更多的正义、更多的团结、更多的民主以及由此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 尽管这些口号在这样一个时代听起来很激进，但此种意义上的正义并非乌托邦式的狂想。社会民主党从来就不是一个乌托邦政党！它有目标！但它也关心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我们称之为策略！ 有一种社会理念，在我国当代的历史上曾经富有成效。那就是社会化社会（sozialen Gesellschaft的理念）。这样一种社会能够获得多么大的成功，我们刚刚证明过。 依靠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社会伙伴关系，依靠着集体合同，依靠着对经济基本条件的严格规定，德国比没有这些东西的新自由主义国家都更好地渡过了危机。依靠缩短工时、经济刺激计划乃至银行国有化，依靠集体合同，我们更好地渡过了经济、金融危机。 我们今日屹立于世，不是靠所谓的"新经济"，而是依托强大的、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我们比英国和美国拥有更健全的医疗体系。一句话，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模式是最成功、最稳定的。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社会性社会的理念重新树立为德国乃至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拱顶石。我们必须阐发社会性社会的真意。 我们也必须公开捍卫这一理念！我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洲民主制度正处于自二战以来最深重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同时也将标志一个时代转折。 因此我们欢迎今天这样的场合，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如果要存续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朝哪个方向走。 政治争论是民主的本质，在这一号称"别无他法"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坚信，民主的稳固和社会正义彼此不可分割。我同时也知道，为了这个理念，必须赢得政治上的多数。 我们想要的国家，是能够保护其公民免受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的国家。这不是要把人裹在棉花里。而是说，当人们无辜陷入困境之时，如果国家不去扶他们一把，人们对民主国家的信任就会消失。 在我看来这也意味着，民主化也是一个有关公共和私营经济的主题。我们要收复失地，将那些近年来纷纷私营化的公共服务重新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 而企业必须成为这样的场所，在其中，工作者享有共同决定权，也必须承担共同责任。我们的企业绝不能挂出这样的牌子，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部分到此为止！"民主和人类尊严绝不能止步于车间与办公室之外。很显然：自由的人也必须自由地工作。那只是正义而已。 社会民主党人所捍卫的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敬业社会，一个尊重劳动也尊重劳动者的社会，因为劳动是所有人福祉的源头。 按我的理解，这就需要让体面的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保险和无固定期限合同重新成为常态！我们的国家曾凭借这些制度经历过繁荣年代，而不是靠着新自由派传教士搞的那一套无限制的灵活性和低工资。 社会民主党人认定，德国要保持一个工业强国的地位。因为工业创造真实价值。工业产生订单，需要贷款，带动生产服务行业。那将创造并保住未来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研发，而且还有生产！ 多年来我们被讥为"老派"，因为我们捍卫工业、工会和企业共治。如今我们知道，那些条件对一份给人带来尊严和生计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而我们今天看到，那些努力没有白费！ 此外，生产性的工作也能巩固一种既实在又有利润的经济形态。它也能激发平等者的自豪感，从而为这个国家的团结和福祉做出贡献。这样一来，我们既加强了个体，同时也加强了整体！ 请允许我在结束前再补充一点：汪晖教授今天的讲演给我的印象是，进步的、民主的政治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获得国际合作的支持，这支持来自那些为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社会不懈追求的人们。 他克服了巨大的文化差异，同欧洲的民主左派表达了类似的宗旨，做出了类似的批判，这一事实让我更加认定，此类合作富有成果，因为，尽管不乏摩擦，但这些交流极具辩证价值，引导我们共同走向更深刻的认识。 民主正受困于我们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它的困境在于，越来越少的人相信，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社会民主党的当前和今后几年的政治活动就要从这些任务入手。 德国社民党的主张就是，将民主的要求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这种不协调纠正过来，创造一种平衡，让自由和正义相辅相成，让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重新集结。 谢谢各位的聆听！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对汪晖教授的回应 2011年11月18日，柏林 （马俊译，发表时有删节） 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 汪晖 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思考早已开始，却在一些方面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利益错综纠葛，很难将已经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积极的变化刚刚开始，更大的相反的过程又会接着出现。在思想层面，也存在着一个承不承认需要调整方向的问题。有人提出进一步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事关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不可能通过回到旧模式中加以解决。这个方向的中轴是在重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重建社会关系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化这两个点之间形成的。如果存在这个方向问题，而不只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那么，调动怎样的经验和实践以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 但这也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很多人批评它没有具体方案，但这恰恰说明这场运动致力于方向性问题，而不是技术性问题。它意识到了今天的问题是体系性的，不是个别的技术调整可以解决的。 上升期的矛盾、 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 它说我们现在是99%对1%的斗争，提出了敌我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也就勾画了它的政治战略。这并不是说运动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于：第一，如果一个社会创造的是99%对1%的体制，那么，改变这个体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经历了二十世纪后期的大转变，即便思考革命，其条件、方式、基础也全面地发生了变化。没有长期的积累和新的形势的出现，要想取得实质的成果非常困难。就19-20世纪的革命而言，我们已经处于后革命的时代，针对体系性危机的思考和行动应该采用怎样的形式？这是困扰许多人的真实问题。但无论如何，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规模上提出问题。即便运动是初步的，也值得我们思考。 上升期的矛盾与区域不平衡的战略空间 无论是"阿拉伯之春"，还是"占领华尔街"，中国尚未出现此类运动。为什么？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区域广阔，发展不平衡，这些负面的条件在危机条件下，反而成为缓冲金融危机的条件。中国内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经济危机压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体要大，广阔的农村腹地和广大的农村人口提供了缓冲和发展的空间。这不等于说这种区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为可持续性的保障，我觉得应该来分析一下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程度和规模，解释中国的国情及其发展战略，即从中国发展的具体条件下思考发展模式改变的问题。二是过去十年中国实际上始终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这种调整是内部博弈、公共讨论、政策改变和地方实验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实践的结果。中国社会的社会实验和模式辩论仍然在持续，这表明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于变化过于急速，果断的自主变革行动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更清晰的政治社会目标，宏观调整往什么方向转化，就会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 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萎缩，中国制造业产能出现过剩，正在转向内部拉动，但总体来说，工业化过程不会停止。中国的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和贫富差别，意味着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仍有很大的空间，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道路还会持续相当长的过程。未来20年，中国在国际体系当中仍然有望处于上升的阶段。危机、挫折、社会矛盾的加剧，没有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上升的轨迹，恰恰相反，它们正是这个上升过程的伴生物或者说直接的产物。因此，我认为中国仍然处于上升过程；但也不同于发展主义的论调，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化解社会矛盾，我认为正是这个上升过程本身会带动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尽管出现了各种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和实验，也出现了局部的改变，但这个上升过程的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化、制造业的发展带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的格局会长期存在，由此产生的冲突矛盾--尤其是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的变动--不会减弱。 由于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和大规模城市扩张，对能源和其他资源的需求将会持续，这也会增加一些国际矛盾。中国在国际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需要重新思考。其实，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正是欧洲阶级斗争最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国际冲突和帝国主义战争最为严重的时代。我们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会冲突与下降中的社会冲突的各自特征，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与欧美国家的变迁轨迹之间的差异。 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所谓"乐观"很可能就是"悲观"，反之亦然。一方面，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即便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机，在新的形势出现之前，结构性变更仍然很遥远。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特点就是发展不平衡，这也使得一些地区的增长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发展修改了国际格局的霸权关系，使得欧美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迄今为止，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新角色持相对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来稳定的霸权构造。同样，国内边缘区域的经济成长有助于区域和城乡间的平等。但是，边缘区域的发展与产业转移的大格局关系密切，而后者在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同时，并不包含改变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国际领域，围绕着能源和其他市场的争夺，新的冲突也正在酝酿。这是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背景和条件。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产权形式下的积累和处在全球经济体系的上升期，中国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和能量。从积极的方面说，它并不完全受控于其他资本形式，从消极的方面说，它如何通过自我改革避免官僚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于具备这样的经济能量和制度条件，其应对社会矛盾加剧的能力也相应较强。经济规模的增长也给整个社会一个期待，从而提供了某种稳定性的要素。但如果稳定越来越和增长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一个高风险的逻辑，即经济一旦停止增长，或者处在另外一个格局下，社会风险就急剧上升。也正由于此，国家的稳定性越来越依赖于增长，从而发展模式的变革变得更加困难。此外，增长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没有后一方面，也就难以形成社会-体制自我改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问题十分迫切，发展模式的改变离开了方向性的调整是无法完成的。 民主理论的创新空间与群众路线 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体制合法性危机的核心是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比如，颜色革命就是从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向另外一种没有代表性的政体转变，表面上是民主化，实质上是最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和财富剥夺过程的合法化。克服此类危机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避免这种转变，其前提是所谓重新政治化。我认为，在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是迫切的，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代表性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认为西方没有代表性的危机。这也是不久前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的公开对话和辩论的关注所在。争取一个真正公共的讨论空间，形成真正的辩论，让大家了解到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危机的真正特点和本质，对于中国的政治变革而言十分关键。 很多观察家都讲到中国国家能力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有较强的国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疲于克服一些社会难题？国家能力首先是国家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国家能力显示出它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状态下反应能力很强，而在另一些方面又较为缓慢。在与加布里尔的辩论中，我特别谈到：如果一个国家体制的反应能力强，表示这个社会存在着民主的要素和潜能，但是我们的民主理论注重于形式分析，而忽略这些实质性的潜能。正由于此，如何使这些潜能发展为更为制度化的实践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够在理论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这种潜能得以展现的条件，就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具实质内涵的变革方向。如果能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反应，表明这个体制存在着实质的民主潜能，但程度如何，怎样发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体分析。 国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过公共行政对各种社会利益和诉求进行整合的能力。福山在最新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 中针对西方民主危机提出要"民主专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决政治"(vetocracy)。议会、法院、行政三权分立，但政党的代表性的断裂、政府的进一步官僚化和法律体制的危机导致国家回应社会危机的能力下降了。这也是当代政治危机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劳动者(新工人阶级和农民)如果缺少自己的代理人就意味着代表性断裂。国家的调整大多是由结构性危机造成的，而不是自觉整合这些社会阶层的诉求而达成的。如何使得公共决策能够整合这些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取决于这些阶层有序、合理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决策过程的互动。这就是民主危机时代的大众民主和群众路线问题。我们需要探索这种民主的动力和制度形态。 (本文由刘元琪、黄晓武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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