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改名，还是集体土地换姓？

有“官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有歧视嫌疑，打算帮他们改名，老僧感觉有几分诧异——他们还真是好兴致啊，那么多“招商引资”、“保驾护航”的事情不干，怎么突然一下关心起一个群体约定俗成的称谓来？我就不明白啦，“农民工”这个称谓难道是当年某个部门发红头文件给正式确定下来的？如果“农民工”这个称谓不是政府给的，那么官员们又有什么权力来改呢？如果这个名字是政府赐予给民工群体的，那问题就更大啦——当年你们为什么要对民工用这个有歧视性的称呼？也许官长们会辩解：当年“农民工”这个称谓并没有歧视性啊，是后来才有的，我这也是好心，你们怎么就不理解呢？这就对啦，如果不是城管们象撵猪一样的追赶农民工，如果不是派出所鸡飞狗跳的查暂住证，如果政协委员们别针对农民工搞什么“人口准入制度”；如果深圳广州别将农民工列为“高危人群”；如果......，太多的如果了。最终的“如果”是——如果没有歧视性的政策，怎么会有歧视性名称？改名称而不改政策，想蒙谁呢？还是先帮农民工把年底的工资拿全了再说吧，或者学学重庆，让特警帮农民工讨工资，如果有威风凛凛的特警站在农民工一边，如果政府官员都鞍前马后的替农民工维护利益，“农民工”将是一个无比光荣的名字，何须改名？

再闲扯两句。关于歧视，于佛家来说就是分别心的体现。而大多数人因何而“分别”呢？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佛家的“相”就是指某个群体的“共性”，因此多数人都是因“相”而“分别”的。所以在某些人心中就存在着“民工相”、“专家相”、“权贵相”、“精英相”，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相。非我同类，其相必异。一旦心里有了分别，也就有了“相分”，于是就有了价值方向，于是就有了歧视或者尊荣。用比较“极左”的语言来说，取相分别其实是阶级意识的体现，所以啊，“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真是至理名言。实际上，在大多数老百姓心里，“农民工”不是一个歧视性的词语，起码你在街上喊“我是农民工”，是不会有人喊打喊杀的；但如果你在街上喊“我是城管”、“我是政府的”，那就有危险了，前几年重庆万州的一位“政府临时工”就因为喊这句话而被街上很多人追打。所以，在老百姓看来，“政府官员”也许才是一个歧视性的名称。

回到标题上来，我是从来不怀疑精英显贵们的智商的。我并不认为他们热心为“农民工”改名就是吃饱了没事干，或者说只是单纯的作作“仁慈秀”。有网友疑问：“为农民工改名真的有必要？”，这要看对谁而言，对农民工自身来说，没有必要，消除各种歧视性政策，帮农民工把工资拿到手，让老板们给农民工买上各种保险，比什么都实惠；但对于某些“贤达”来说，给农民工改名则非常有必要，不但必要，而且紧迫，非常非常的紧迫。帮农民工“改名”的草案，估计已经成了某些人办公桌上最重要的文件。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开仓放粮”的形式实现的，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让农民们乐呵呵，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给工人们加工资，让城市沉浸在“年青的朋友来相会”的喜悦之中；开仓放粮，安定了农村，稳定了城市，提高了（）威望，整个国家其乐融融，花钱总是很愉快的嘛。吝啬的老爹勒紧裤腰带攒钱，大方的儿子不到10年的时间就散光了。“粮仓”很快就空啦，怎么办？于是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候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采用“分税制”，给地方放权，中央不给钱但给政策，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自己去“搞钱”“搞经费”，于是各级政府成了“搞创收”的经济实体，这是今天腐败横生的政策基础；另外一方面，中央通过抓大放小的政策大肆出售国企，通过工人下岗与出售国企完成了中央政府的盈利，这实际上就是私人企业的裁员卖资产的招数，老板思维治国能有好结果吗？从那时候起，中央财政收入就大大的提高，这被算成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当然这也是当前三公消费的物质基础。政府如果不是凭税收赚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只是大多数人不明白这点，中央政府只需要收支平衡即可，就象心脏部位长脂肪是会坏事的。最后一条就是修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这一点我是赞成的，这两年各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大力发展汽车产工业，与第二阶段留下的高速公路是分不开的。但国企总有卖光的时候，高速公路也不能总是修，政府的“创收”已经让民间怨声载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就有了第三个阶段：房地产，关于这个阶段我就不过多分析了，分析文章汗牛充栋，说多了也不利于版主与网友的和谐，不说也罢。但“房地产”制造的社会问题过于沉重，几乎掏空了整个中国的资源，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于信奉市场理念的人来说，该怎么办呢？要卖的都已经差不多卖光了。一百年不动摇的经济发展火车，只用了三十年就将“燃料”耗光，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可以卖的呢？卖这个字不好听，我还是改为“改革”吧，进一步“改革”的目标在哪里？还剩什么没有卖完？答案已经很明确了，只有名义上还属于集体的土地没有完成“改革”，因此“为土地私有化正名”就是进一步“改革”的主要动力，当然军工、铁路、能源、通讯这些战略企业也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但要支撑一个13亿人口的经济体保八大业，那些东西分量不够。只有土地私有化才可以顶一阵子，将老板们的资本吸引到土地上去，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这个设想应该在07年就有了，可惜金融危机打断了这个进程。现在形势危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病急乱投医，能用不能用也都只有用了。而要为土地私有化“正名”，为农民工“改名”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将“农民工”的那个“农”字去掉，再搞点什么城市福利诱惑诱惑，可以很轻易的就从农民工手里换来资本非常渴望的土地，从而达到将集体土地“换姓”的目的。

所以，“给农民工改名”貌似毫不足道，实际上却意味深长。其实，几个大官人同时关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也就不是小事了。当年亚历山大面对无法解开的“高尔丁结”时，他的解决办法是创立自己的解结规则：他用宝剑直接将结劈为了两半，于是他成了亚洲王。对于目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危机，走“社会主义”就是我们手中的宝剑。当然，这对于厉以宁等专家而言，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专研“高尔丁结”的专家，直接将这个绳结劈开了，还要他们何用？所以还是一个立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