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三十多年来，在全世界去阶级化的浪潮下，阶级分析方法日益边缘化，甚至被否定。潘毅等人的著作《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将阶级分析方法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细致展示城市建筑业农民工的艰辛的现实处境，揭示建筑业农民工所遭遇的讨薪难等困境的深层次机制，呈现了当前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该书扩展了目前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表明阶级分析方法在一些法治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为阶级分析方法在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有关工人阶级形成历史过程研究的两本代表作。前一本书出版于1845年，后一本书出版于1963年，两本书所叙述的那段历史离当前相去甚远，但现在读来，感觉就好像是针对当下一样。

　　潘毅与卢晖临、张慧鹏共同出版的《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与恩格斯、汤普森著作的主题相同，都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境况及其形成。这本书记录的是“21世纪的‘包身工’”，在当代中国有关工人阶级的研究中必定会占有重要地位。近三十多年，中国出版的专门研究工人阶级的著作非常少，能够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工人遭受困境的优秀著作更少之又少。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样的空白。潘毅以重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研究路径而著称。当然，其所使用的学术理论方法资源并不限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还包括其他具有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从潘毅的学术历程中可明显看出其所使用的理论范式的转变，由之前重视后现代理论，到近几年越来越重视马克思的理论。[1]《大工地》一书是其以往学术努力的继续。潘毅等人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走进工地，开展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借鉴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试图把中国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其中，无产阶级化是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15页。注：以下引自本书内容均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他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建筑工人。如书中所说：“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实际上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5)潘毅等人重又将马克思的阶级视野带进学术研究中。

　　一、去阶级化：阶级视野的远去

　　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核心部分，阶级分析方法是其理论方法的关键。如马克思所说，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其首创，在此之前便存在。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剩余价值，以消除异化、达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

　　马克思在生产过程中理解阶级、阶级的形成以及阶级结构，“生产”在其阶级分析方法中居于中心环节。[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作用下，生产资料日益与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愈集中，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由此产生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在此之外，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分离，形成了土地所有者阶级与资产阶级及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将原子化个人归入到某一阶级位置之中，而是将一个作为整体的阶级在社会关系中确定其位置。马克思以当时的英国作为典型的研究对象，认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三大阶级：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可算作是马克思构建的作为分析工具的“理想类型”。实际上，马克思也认识到现实的阶级以及阶级关系并不是以这样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存在着许多中间过渡阶段。[3]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这成为其后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从事革命实践斗争的重要起源和导向。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异化了，而在他所欲追求的那个带有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将会得到克服。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还表现在生产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并没有成为其所创造的物的主人，人所创造的物却成为了奴役人的东西。资本主义导致了人的异化，一方面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另一方面是人与物关系的异化。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产品虽然是劳动者所生产的，但不是人占有物，而是物占有人，人为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所羁绊，异化物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的统治。而人与物的关系上的异化则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欺诈、掠夺成为了常态。这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4]人与物的异化关系，人与人的异化关系，都经由异化劳动而产生。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根除异化的方法在于彻底消灭私有制。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描述了自己所欲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

　　但198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不断遭受否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撒切尔、里根等右翼政党上台，新自由主义盛行，阶级视野不断消退，“告别马克思”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的选择，也有人宣告“阶级的终结”。在中国，在共产党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资源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包括日益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主政者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随着市场化改革开启，中国日益变成了世界资本最活跃的活动中心。此后，去阶级化就成为潮流，阶级话语被打成“极‘左’”标签。去阶级化，是去政治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去政治化的本质也就是去阶级化。[5]就话语表达层面来看，去政治化的进程中，首当其冲便是阶级话语的消退。

　　但阶级视野的淡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消退，并不意味着阶级本身的消失。在中国，恰恰相反，阶级阶层分化日益严重，逐渐“重新阶级化”、阶级力量重建。[6]不仅就社会层面是如此，就个体感受层面亦是如此。正如《大工地》中提到的许多建筑工人一样：“在一个据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4)“去阶级化”与“重新阶级化”，发生于同历史进程中。但是，去除阶级分析，很可能是一些强势社会群体(阶层、阶级)为掩盖其阶级地位和特权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7]

　　马克思声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8]但要深入把握其阶级理论，则需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一种历史分析工具，但其根本指向仍在于针对资本主义。

　　二、阶级分析的回归：《大工地》

　　《大工地》研究的便是“重新阶级化”和“去阶级化”进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向并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研究不同的是，作为社会学研究作品，《大工地》一书主要旨在通过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颠覆主流话语中有关“共同富裕”的神话。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学人而言，我们能从中读出潜在的有关阶级的问题。

　　本书所论及的工人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人不一样，他们属于“新工人”。在潘毅看来，新工人包括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国企转制工人。这些工人的产生，与近三十多年的国家社会层面的宏观变迁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特定政策和制度下的产物。[9]正因为近三十多年社会转型的特点，使其有别于前三十年的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的“老工人”。本书关注的是“新工人”群体中的农民工群体，特别是其中作为主体的建筑工人群体。这样的农民工群体有其特殊性，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人，也不同于马克思笔下的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可以说带有当代中国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的“重新阶级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若与马克思所表述的典型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相比较，它有自身特殊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农民工的出现是马克思的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174)。

　　首先，就形成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来看，中国目前发生的“半无产阶级化过程”与马克思所言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有所差别。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下，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出现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在18世纪的英国，这是通过“圈地运动”来推动实现的。在现在的南亚、拉美等地也多是如此。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阶段：

　　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0][8]192

　　这种无产阶级化有这样的特点：

　　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8)

　　但潘毅等人指出：

　　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8)

　　这是国家与资本合力作用推动的结果，依靠一系列结构性力量和制度性约束，从而使当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在现在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保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化”的状态，从而更便于资本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第二，就劳资契约关系而言，二者亦有不同。“马克思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形式平等的契约关系。”(10)这是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劳资关系。但是，

　　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体制的过程，不管是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还是出于社会管理的考虑，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之前，其劳动价值已经被既有的体制贬低。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11)

　　“双重从属”，第一是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第二是从属于资本，资本和体制在面对农民工时以种种形式勾连起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恰恰不是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对于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一方面要认识到国家从上至下整体意义上的政府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各级政府、各个不同地域的政府各自及其之间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微妙的角色。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难以处理的劳资关系，面对着极为强势的资方，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这种角色有着密切关系。

　　今天的中国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不仅在于其“双重从属”的状态，还在于其“双重异化”的状态。马克思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讨论异化问题。而当今中国的农民工，不仅经受这样一种异化，如作者所指出，还经受着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的“农民工”身份的异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工经受的是“双重异化”。在后一种身份的异化中，农民工的身份代表的是低下卑贱的社会地位，是社会的次等公民和次等劳动者，已经成为被人挖苦讽刺的象征符号。(175)

　　虽然当代中国出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重新阶级化”，但是，阶级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比较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即：自在的阶级如何成为自为的阶级?[11]本书所研究的建筑工人，是中国当代新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没有生产资料，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赚取工资来养家糊口，无疑，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工人阶层已形成，但是，能否成为自为的主体——工人阶级?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要解决的是阶级形成机制的问题。他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的结合，分析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12]的动态过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结合。[13]在他看来，阶级存在和阶级意识(或阶级觉悟)不可分离，没有无“存在”的“觉悟”，也没有无“觉悟”的“存在”。这种阶级的“存在”，是经由阶级的“觉悟”而感到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阶级不会自然而然出现，而是“形成”的，是要“组织成为阶级”的。

　　由汤普森的定义可看出，他认为阶级的“经历”对于阶级的“形成”非常关键，正是有这样的经历，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才会得以形成，进而阶级才能形成。用他的话来说，即：

　　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14]

　　汤普森的这段论述完整、准确地揭示了他在书中所运用的关键概念以及方法，对分析思考当下中国社会“重新阶级化”问题具有启示意义。“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在当下中国阶级形成以及分析中应该居于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基础问题。

　　《大工地》一书所要记录的也正是建筑工人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的“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并试图努力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理解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以及它们与阶级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但近三十多年来，阶级话语已消退，工人阶级作为一个主体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工人还能感受到自己的阶级身份吗?还能形成阶级意识吗?进而，还能形成一个阶级吗?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行动会因乡情、地域、行业、工种等被分割。《大工地》一书探讨了阶级意识的问题，但主要限定于研究建筑业底层工人，并揭示了包工制、资本的压榨下，这些工人如何逐渐突破乡情，逐渐走上团结讨薪的道路。这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在过高层面上讨论阶级意识而留下的忽视工人认同被分割的问题。从作者对建筑工人真实鲜活的生活的体验中，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读者，更重要的是建筑工人自身，都能够感受建筑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萌芽。这种对自身身份强烈否认的阶级意识，与社会主义年代工人们战天斗地的豪迈与自豪的阶级情感形成鲜明对比。(参见154-157)这种反差，是当代中国“新工人”经历异化劳动后所产生的结果：

　　在追求现代性的话语喧嚣之中，底层的声音已经被完全淹没，建筑工人没有办法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表达他们的体验。他们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而这种失语源自一种制度性的障碍。作为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找不到合法的语言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188-189)

　　建筑工人等“新工人”从中体验到的只是“恨”的情感：恨老板心黑，恨官员忽视民众疾苦，恨自己出身不好……在作者看来，虽然这还不算汤普森所言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但也可将之视为一种“准阶级情感”。(参见161)这种“恨”的情感，非常直观地表现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体现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或许建筑工人更多只是从自身的个体经历中认知这样一种“恨”，但这种“恨”所体现出来的确实是阶级意义上的对立：“老板的残酷盘剥在工人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只能忍下去，但这种仇恨却是阶级的种子。”(164)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5]

　　三、维权话语的尴尬：法律作用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