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两支地方武装的领袖。早年这两支武装是井冈山的绿林，袁、王二人是拜把兄弟，结为“老庚”。马日事变后，袁文才、王佐都是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副总指挥。袁文才带领一支部队驻在宁冈茅坪，王佐带领一支驻扎在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互为配合，据守着井冈山。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1927年10月3日，在古城会议上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对袁文才及其部队的改造，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做了许多工作。袁文才是知识分子，又是党员，比较通情达理。在三湾，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时就与袁文才取得了联系。古城会议后，我们送了100多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也送了600块大洋给我们。毛泽东同志还派了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干部去袁文才部队中，对部队进行改造和训练。 对王佐及其部队的改造，是毛泽东同志派我去进行的。 1928年初，毛泽东同志指挥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打垮了肖家璧的反动民团，乘胜占领了遂川。这时，我从粤北联系南昌起义部队返回根据地。一天住在遂川城里，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听说要我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虽然王佐部跟袁文才部一样，打着的是农民自卫军旗号，都有劫富济贫、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性。但是阶级观念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而且王佐不是党员，是蛮牛。山上的云隆大哥，更富有江湖义气，不讲政策，乱打乱杀，捉到人要拿钱来，不拿钱来赎就把人杀了。我单枪匹马一个人，怎能完成这一项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有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还说，你去做工作，他愿意革命了，自己提出要派人去，我们派人去，那时候要派多少人，我们就派多少人。现在他怕我们会收拾他，我们派人多了，他会说我们要夺他的枪，夺他的权。你去做工作，他迫切要求进步，迫切要求革命，迫切要求入党，那就好了。他迫切要求派人，要一个我们可以派十个。要尽量用我们工农革命军一团来影响他们。你去了要多让他出面，多让他讲话，他有群众，他是群众的领袖，别引起他的怀疑。 张子清同志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只要按毛委员的指示去做，一定会成功。”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指出，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了我们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土客籍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团结王佐、袁文才去团结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着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部队派人送我到黄坳。到黄坳以后，我就一个人走到下庄，村子里的人把我送到王佐的部队里。 我一到山上，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王佐这人，只有30来岁，身个不高，白面胖胖的，两条眉毛浓黑，常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的驳壳枪，他有一身好武艺。听说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了，他拿着一条板凳就打出了重围，然后摸过一根竹竿，嗖地一下，跳上了房顶。他枪法很准，骑在马背上能打野鸡，把井冈山出名的朱聋子整掉了。他裁缝出身，认字不多，但他会改文章，他有一个师爷，是个矮子，很机灵，他写出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能说出哪里要加一字，哪里要改一个字，他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连声叫道：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儿话，王佐便命人摆酒设筵，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 他们的生活作风，颇像当年的绿林好汉，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虽是靠山为营，但吃的是山珍海味。饮酒中王佐盘问了我的“家庭”。毛泽东同志曾嘱咐过，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遵照毛泽东同志这条原则，我毫不掩饰地讲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王佐听了面带笑容，看来他对我坦率的回答颇为满意，随即也将自己的出身，经历说了一番。最后慷慨地说：“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当过裁缝，种过田。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才起来闹革命。”接着，他谈起了几年来的战斗生活。 第二天，王佐集合队伍，当众宣布说：“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发展我们的事业……”他很会说话，言辞流利，富有鼓动性。 他手下一个营，两个连，约200多人，110条枪。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来。这些士兵对我的到来，也无敌意，这使我增强了信心，暗暗想，只要能深入到士兵中去，在群众中生下根，事情就好办了。 二 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当时王佐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想靠近我们，但是又怕我们他的台，因此戒心很重，故意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离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的小屋里，并且派了一个个子很高大的颇不简单的，“勤务兵”，明则照顾，实为监视。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对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行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话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给我的警告：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我没有来以前，他们摆香堂、拜把子是公开的活动。我来以后，因为知道我们党反对这些，他们就瞒着我搞。最初几天，我也很小心谨慎，只要他们不让我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们开会、宴客不请我参加，我就当作不知道。 我每天吃罢饭，就看看书，看倦了，就出门去散步，看看山上景色，站在门前的山峰上，向远处望去，山峦巍峨，古木参天，绿竹满目。再远处，东有秦岭帐，西有金狮面，南有荆竹山，北有旗锣坳，群峰壁立，云雾缭绕，巍峨险峻的井冈山，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是，眼下有个王佐在此，要争取他，不知道要做多少工作，既不能缓，又不能急。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原则，每当想起这句话，心里很是着急。 为了消除王佐对我的戒心，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坐坐，有时还帮他办些家务事，趁机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宣传些革命道理。王佐对我到他家里去并不反感，认为我这是“爱朋友”、“讲交情”，这就开了方便之门。王佐脾气很坏，报复性很强，对人不做阶级分析，是个经济主义。过去，王佐经常带人下山打民团，有时打赢了，也有时受损失吃亏，他捉到人就杀，对别人的劝说，他听不进去，但他是个孝子，他母亲的话，还是能够听得进去。他母亲信仰“同善社”，也认为这样杀人不好，我得到了他母亲的支持。有一次，王佐正好捉到几个人是拿山尹道一那边的，王佐又想把这几个人杀掉，我发现后，问为什么要杀这几个人？王佐说，虽然不是土豪，但是土豪的狗腿子。我说，对这些人要作分析，他们大部分是穷苦出身。山上山下多年对立，不利于你的发展。要搞好山上山下的群众关系，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我又说，这几个人可以审查一下，先不要杀，查清了再杀。他的母亲也出来帮着说话了，才没有把这几个人杀掉。以后经过几次劝说，杀人就少了。他捉到人机动处理，先把人关起来，叫他拿东西来交换，有时通过这些人还搞了一些情报，买到了一些商品。由于注意了政策，山上山下的群众关系好多了。一次，我对他说，以后杀人要经过毛委员批准，如果随便杀人，搞坏了关系，毛委员就要开除我的党籍。杀错了人就破坏了我们的政策，失掉了政策就失掉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革命就要失败。渐渐地王佐明白了这些道理，同时我还经常与跟“保卫我安全”的那个警卫讲话，我感觉到他是要求革命的。他说，我是山上的小老师，不懂军事，要求帮助他。一个星期谈心中，他对我的招待也还可以，每餐两个菜一个汤。以后，我说，要与士兵一样吧。他说，士兵没有意见。他还说，我们的队伍要是像一团那样就好了。通过多方面的工作，王佐渐渐主动来接近我了。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量，经常在他身边的，又是刁、李二人，他们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个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当我发现这个门路后，又主动和他们接近，找他们谈心，很快就搞熟了。谁想，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我“饮鸡血酒”。 这事使我为难了。饮鸡血酒，就是磕头结拜，不答应，怕伤了他的情面，答应了，显然是不适当的。我经过慎重的考虑，便婉言暂时推开了。 原先王佐所担心的是怕我会拆他的台，过了一星期，他见我没有拆台的意思，又加上他母亲、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些好话，疑心渐渐便消除了。 王佐有一次同我谈起了他的夙敌尹道一。尹道一是井冈山七县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连他的侄女都被他杀掉了，结下了血海深仇。问我有什么办法把他收拾掉。我想，这反动武装是我们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一大障碍，便问起王佐以前跟他打仗的情况。 原来尹道一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是穷追一气。王佐说：“这个贼牯子真不好，经常追到罗浮，旗锣坳，有时甚至追到茨坪。”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好！只要他会追就好办。”于是我建议，选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了，两眼眨眨转了几转，两手一拍叫道：“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子消灭我决不甘心。” 后来，我和王佐及刁飞林、李克昌、王云隆、王佐的秘书，一起在王佐茨坪办公室召开了秘密会，摆了一张地图，分析地形怎么打。我说：“只要能把他引到旗锣坳，就有办法把他的脑袋拿下来，你自己不用去打。”大家根据我的意见，仔细研究了行动计划，当晚率领部队下了山。 尹道一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坳，叫旗锣坳。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一个探花，后来这个探花衣锦还乡，当地人举着旗、敲着锣曾在这个地方迎接过他，后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旗锣坳。我和刁飞林带一连埋伏在这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支人马赶到尹道一所在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计，带领民团，猛追出来。 我们的部队佯装败退，天将中午时，边打边退，过了旗锣坳，退到白银湖附近。那时正是阴历正月，身上穿的衣服很厚，尹道一的部队追赶我们的大队去了。他自己带着一个班落在后面，慢慢到了旗锣坳，尹道一一边脱下衣服休息，一边抽大烟，他下面的一些人正在搞饭吃。我和李克昌埋伏在林子里看得清清楚楚，指挥部队一起开火，几个排枪打过去，他们就乱了，统统带了花，只有尹道一一个人没有带花。我们一个班冲下去，把尹道一活捉了，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用手巾包了，然后我们走小路回山。 回到山里已经半夜，消息早有人报给了王佐，我们一进门，他便问：“真的把这贼牯子除了?” 我说：“在这里。” “贼牯子脑袋在哪里?”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一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就在尹道一的脸上打了两个耳光，愤愤地说：“就是这个贼牯子，就是这个贼牯子！你害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这一仗，我们六七十人伤了15人，没有一个牺牲。尹道一的部队伤亡100来人，打死一二十个，我们缴到了一二十根枪，都是土货。 随后，大摆宴席。这一夜，山上灯火通宵不熄，如同过年一样。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其实，这个小小的伏击战，对我们每个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是毛泽东同志上山后经常教导我们的基本作战方法，但在王佐的眼里，却是了不起的事。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了尹道一的头颅，各村各镇去游乡示威。一连闹了几天，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他们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特大喜事。从干部到战士，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人笑逐颜开，个个斗志昂扬，出出进进歌声不断。于是，我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部队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我发现他们唱的歌都是些山歌小调，缺乏现实生活的斗争内容。一天，我对王佐说：“你们歌唱得不齐”，没说不好。王佐说：“你不是会唱歌吗？找些人来你教教。”于是，便从各连抽三名士兵，组织了一个“学歌”小队。这当然是个好机会，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从此打开了接近士兵的大门。 打完尹道一。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议袁，王两支部队合编成一个团。王佐也有此心，便提出要和他“老庚”袁文才商量。袁文才的工作，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同志已经做好了。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大陇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成立红四军后，改叫三十二团)，张子清同志代表前委宣布了改编决定，并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我为团党代表。在此前后，应袁、王两人的要求，还分别从一团各派20多名干部到袁、王部队工作。我记得康健、徐彦刚、艾成斌宋任穷，张国华等同志就是派到王佐部的几位。当时，袁文才部是一营，营长徐彦刚（应为袁文才兼），党代表熊寿棋；王佐部是二营，营长刁飞林（应为王佐兼），党代表何长工，同时还派了几个司务长帮助他们搞伙食。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从此，党的政治工作，便在这支部队里生了根，加强了部队革命化的建设。 毛泽东同志对改造袁、王部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打下宁冈县新城，活捉了反动县长张开阳，我们把缴获到张开阳的皮袄给了王佐，打了杨如轩，给了他一匹马。部队打到南雄，我还给他买了一个留声机，王佐都非常高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但不能要他们的东西。改编时，王佐的部队主要在下庄、茨坪、大井进行训练，毛泽东同志和袁文才的接触多，亲自找袁文才谈话，做他的工作，和王佐接触少些，但毛泽东对袁文才的改造对王佐有影响。在改造中，毛泽东同志路过井冈山时，见过王佐一二次，一次从茨坪路过，和王佐谈了大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向我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毛泽东同志对袁王部的改造指示得很具体，很及时，经常指出工作中的重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二团后，他又指示说：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要继续抓紧部队的政治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为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领导的武装，使得绿林好汉、游民习气很重的部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部队。在部队内部的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关系、同志关系代替封建雇佣的关系，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等等。 从第一团来的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优秀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我们一起分析与研究了王佐部队的特点，作出了具体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同时开始建立政治课，文化课的制度。通过新旧事物的对比教育，形势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这时还提出了向一团学习的口号，连队的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一团参观。第一团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建立了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的关系密切，部队思想觉悟很高。去参观的人，无不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有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到他手下人称赞第一团，他也说：“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于是，士兵委员会组织起来了。 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装，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也感慨地说：“共产党真会领兵，会做群众工作，深得群众拥护，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三 3月，井冈山的部队，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去支援湘南起义，同时掩护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毛委员率领的部队会师。因此新生的第二团也踏上了征途。这是它走向较大规模作战的开始，也是它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改造的良好时机。 每到一处，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十分亲切。这是王佐和手下的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们使劲地鼓掌，并不时兴奋地回头对我说：“党代表，党代表，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 王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世面，出了山，他对一切都觉得新鲜。 部队驻下以后，他到街上去逛，东看西看，看到电灯也奇怪地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 这次出征，使王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群众革命斗争的教育，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心。晚上，他兴奋地谈着自己的见闻，谈着人民群众如何热烈地欢迎他，自言自语地说：“30年来，住在山里，真不知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这样好的地方，将来，我们把山上也搞成这样的局面，那该多好！” 这时候，我便对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对他说，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点头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 这次下山，王佐原来是有顾虑的，担心回不了井冈山，担心部队垮了。资兴县的滁口一仗，在湘南第七师的配合下，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获了很多枪支，王佐信心高了，特别是不久以后，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二团改为红四军三十二团，对他更有很大的鼓舞。 回到井冈山后，一天吃罢饭闲谈，他突然问我：“党代表，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入党?” 听他这话，以及从湘南回来的许多表现，可以看出他内心起了很大变化。这是半年多来党的政策对他影响的结果。同时，红军日益扩大，人民拥护党，拥护革命的真诚行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便向他解释入党的条件，鼓励他今后更好地靠近党，把心交给党。他听了后连连点头。 改造这个人是不容易的，改变这支部队的一套旧制度、旧作风，更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组织士兵委员会，很多连长反对。他们说：“什么都要士兵讨论，还要官干什么?”连队公布伙食账，有的连长发脾气说：“公布什么账，我贪污啦！”士兵唱歌演戏，有的连长说：“这是兵营，还是戏班子?”为着这些，营连党代表不知说了多少话，磨破嘴皮和他们谈，特别是废除打骂现象，开始遭到很多人反对。有的甚至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我们说服了王佐、袁文才，并要他们下命令，不准打人。这样，公开打人的现象逐渐地减少了。但又出现了许多变相的打。如扭耳朵，扭眼皮，罚跪。为了彻底纠正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残余习气，各连党代表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当时打人最凶的是七连副连长，一天行军中，有个士兵犯了点小错误，他当即拿绳子把他绑起来，该连的党代表说服无效，路上别的连队党代表看见了，就鼓动士兵们一齐喊口号： “反对绑人！” “反对军阀残余！” 那个副连长在群众的压力下，和其他同志帮助下，只好认错，把人放了，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事后找到党代表作了检讨。 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更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割据区域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士兵。士兵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进步。他们两个以及许多下层干部的进步，也影响着部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外部到内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面貌，从落后变先进，从游击变正规，从分散变集中…… 虽然也有个别流氓习气重的人拒绝改造，逃跑叛变了，但绝大多数人都走向了革命道路，做了新人。王佐后来也入了党。1929年部队扩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王佐做了副司令。原来王佐手下的一名号兵，在红军长征时也做了团政治委员。 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新生，为后来改造旧军队创造了一个好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也是毛泽东到井冈山后一个英明的措施，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四 1928年8月失败之后，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自9月以来，我军进占遂川，回师井冈，收复宁冈全县，根据地形势逐渐好转。 这时，我带二十八团第一营在桂东县城周围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不久奉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指示，迂回赣南，准备搞一些补充，缴点枪支弹药，扩大一下红军。我部进至大汾、左安一带张贴标语，宣传群众。于9月底的一天，驻桂东的毕占云一个营，举起义旗，摆脱国民党统治，投奔我军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阻挡红军进攻湘东、湘南，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驻桂东的毕占云深受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的影响，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一定的认识，来到这里，又受到湘军歧视，对湘军心怀不满。尤其是朱德、陈毅同志在川军中的影响，所部官兵们想找出路，不愿替国民党卖命，再加上我们在桂东宣传，书写标语，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等，也起了作用。因此，他们同我们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他一个连，根据毛泽东同志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对他们不但不打骂、不侮辱、不杀害、不搜腰包，还特杀了一口猪款待他们一番。经过教育后，就让他们原兵原枪回去了。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他们回去之后，不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蔑和欺骗宣传，而且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俱言红军好，有的甚至还规劝其他人反水，参加红军。毕占云身为营长，虽饱尝军阀们大鱼吃小鱼之苦，但一下子拉到红军这边来还瞻前顾后，举棋不定。这时朱德、陈毅同志指示我们给他写信去，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劝其早日起义，弃旧图新，站到人民这边来。当他接到信的第三天，就带一个营的人枪起义参加我们的队伍了。 接着滇军张威，因受了朱德同志早年在滇军中的影响，也从江西宜春带一个营起义到我们这里，后编为红四军独立营。 对于他们弃暗投明，毅然起义参加革命，加入红军，我们军民由衷地欢迎，热烈祝贺这支部队的新生。但是怎样改造他们呢?这在我军初创时期，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同我们一起，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并把这一具体任务交给我。 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说：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湖匪武装，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又改造过王佐部队，积累了经验，这次的任务还是得由你来完成。一听说叫我完成这一任务，心里着实有些发愁。我沉思片刻，把两手一摊说：不好办，王佐部队与毕占云、张威起义部队不同。王佐同志的部队是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底子好，好改造。而这两支部队，虽然大多数出身子劳动人民家庭，被生活驱使当了雇佣军，但大部分在旧军队中沾染了不少恶习，特别是吸鸦片和赌博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怎样使他们由旧变新，由白变红，改变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我还没有经验，把握的确不大。毛泽东笑着坚毅地说：难是自然，万事开头难，但我们还是要走出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路子来。 我接受任务之后，便着手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改造。不几天，毛泽东、陈毅同志又来到我们营地。一见面我就叫起苦来，说：“这些兵油子到底要不要?我还是那句话，难改造。”毛泽东同志听后严肃地说：怎么不要?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要积极改造，若改造不好证明我们没本事。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工作是艰巨的，可是要记住，中国军阀割据，地方部队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影响一大片，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都是有用的。 我思想上对大道理是通了，但怎样具体改造呢?我建议说：“这伙烟鬼关他20天，烟枪缴掉算了。”毛泽东同志摇了摇头说，那还行?那样办说明我们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了，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于是他和陈毅同志坐下来跟我商量怎样改造这两支部队，以及改造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同志说，你当戒烟“所长”，从戒烟入手，要叫他们思想通。为此，必须向他们讲清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和白军有本质区别，这样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时，陈毅同志插话，对抽大烟的还可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多弄点烟叶子，逐渐取而代之。同时，多搞点文体活动，这方面的活动多了，想抽烟的就少了。 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同志的话使我沉浸在改造王佐部队的回顾之中。对王佐部队改造的成功经验和毛泽东、陈毅同志的指示，激励着我去完成改造这支旧军队的任务。开头一段还好，过了些日子，不少人的烟瘾犯了，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有些烟瘾特大的，还跑到我面前苦苦哀求，“让我吸口大烟，死了也不冤枉。”我说：“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烟鬼的臭名死掉。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时，就会觉得甜了。这一难关一定要突破！”我们把住戒烟这一关的同时，还注意改善伙食，增加文体活动时间，动员干部带头戒烟，同时特别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时事政策教育作为中心的一环来抓，给他们讲打土豪分田地、讲群众工作、讲商业政策等等。还到农村请老农讲阶级教育课，弄清苦根甜源。在这期间，陈毅同志还给部队作形势报告，对大家教育很深。这样一来，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大家心地豁然开朗把吸大烟与不吸大烟提高到红、白军本质不同上来加以认识，人民的军队只要手中的钢枪，不要自杀的烟枪，鸦片枪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只能招到失败。因而，自觉戒烟的空气浓厚起来，大家互相监督，互相帮助，戒烟工作取得很大效果。随之，其他劣根陋习也逐渐减少。 为了把这两支部队彻底改造好，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把部队拉出去，在行动中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在群众中受教育。这样内外夹攻，上下结合，使其加速革命化。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带这支部队去莲花县九都，迎接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平江起义的主力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会师。于是我们利用部队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机会，来教育大家。部队每经过一个地方，我们都把这支特殊部队的情况告知地方党组织和群众，让他们帮助、教育部队。当经过三湾时，群众争相慰问，犒赏部队，有的群众还讲了他们以三岁伢子去换五斗谷的悲惨遭遇启发和教育战士，勉励他们保卫好红色根据地。人民群众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毕占云同志也在这里讲了话，他激动地说：“我们是起义过来的部队，也要在这著名的三湾改编的地方，把我们改造成为受人民欢迎的工农红军。”干部战士深感红军和白军的本质不同，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热切期望，纷纷表示，决心做合格的红军战士，再也不抽鸦片烟了。 接着部队又在莲花的九都打了一仗。原来这里麇集着永新北多和莲花的反动靖卫团，据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报告，有300余敌人，我说蛮好的，这是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好机会，也是对部队初步改造成果的检验，对送上门来的“肉”，不“吃”就不好了。我们合计了一下，我方实力，加上赤卫队共有800余人，决计打他一下。即作部署，战斗拂晓发起，没多久就解决了问题。大家英勇战斗首战告捷，既消灭了敌人，又锻炼了部队，但不幸的是莲花县赤卫大队长夏炎同志以身殉职。我们正在开追悼会，忽然哨兵跑来报告，武功山那边黑压压的来了队伍，我们正在诧异。……正是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部队。次日夜晚，我们佯攻了一下莲花县城之后，五军则继续向井冈山进发。 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关怀和指示下，使这两支部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毕占云、张威部队分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在以后的征战中，为坚持井冈山根据地和开辟赣南闽西及后来的中央苏区以及开辟湘鄂赣边根据地，这两支部队作出了贡献。张威在红四军下山开辟赣南根据地的途中，不幸为国捐躯。在长征中不少同志成为红军干部。全国解放后，我和毕占云(当时已是中将)在北京久别重逢，我们回首往事，感慨不已，他十分感谢党对他们的教育，使之迈向革命的道路。(选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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