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参与者到炮兵专家的孔从洲将军
孔从洲是杨虎城将军的得力爱将，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他是国民党军的投诚将领，却与毛主席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为新中国的炮兵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立志 投笔从戎 1906年10月2日，孔从洲出生在西安灞桥镇桥梓口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虽然不识字，却出身于书香门第。孔从洲的外祖父是个秀才，办了家私塾坐馆任教。孔从洲原名“从周”就是由他这位外祖父所起，取自《论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受父亲的影响，孔母很敬重有真才实学的人，虽然家境贫困，但她仍然想方设法让孔从洲读书。她先是把孔从洲送进村里的国民小学，但因无法承担学费只好作罢，接着，她把孔从洲送去了自己父亲的私塾读书。 孔从洲深感母亲的苦心，读书非常用功。私塾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安市属中学。在此期间，孔从洲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热切地向往民主与科学。中学二年级时，家中由于一起土地官司让他失去了读书的经济支持，他不得不辍学回家。失学回家的孔从洲很快学会了在土地上劳作的种种技巧，还成为了赶马车的把式。然而，少年时代所立的志向使他一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憧憬。 早在上学的时候，孔从洲就听说过杨虎城将军的大名，知道杨虎城是一位劫富济贫的豪杰，他的部队是为贫苦人民做主的武装。1924年初，杨虎城的部队到西安招收学兵，不收学费，而且管吃管穿。于是，孔从洲便约了四个同学一起北上，去投考杨虎城在陕西北部安边举办的培训下级军官的军事教导队。他们来到渭河边，渡船不能靠岸，需要走一段泥滩才能上船。淤泥较深，有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就没到膝盖。见此情景，一些同学开始动摇了，说：“安边，在长城边上，远得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于是，他们开始鼓动孔从洲回西安，一起去报考北洋军阀刘镇华在西安办的讲武堂。但孔从洲知道刘镇华的镇嵩军平日里经常抓差拉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他根本不屑与之为伍，因此拒绝了同学们的提议。想到西安到安边足足300公里，长途漫漫，人生地疏，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同学们执意往西安方向去了。而孔从洲一直记着父亲那句“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的话，独自向陕北走去。 孔从洲踏过泥滩，渡过渭河，在试图过泾河时，由于水流湍急，差点淹死，幸被岸边一个农民救起。此时，他已一无所有。为了继续北上，他只能通过帮人干农活或者写写算算，换一些馍馍继续前行。就这样他独自走了数十天才到达目的地。孔从洲到达安边时，身体瘦弱不堪，衣衫褴褛，简直与乞丐无异。此时，军事教导队已开学一个多星期了。招考的人听他讲了投考经历后，感动不已，对他说，“单凭你的决心，就可以被我们录取！”从此，孔从洲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军旅生涯。 西安事变 打响首枪 从教导队毕业后，孔从洲对炮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战斗中炮兵部队的威力使孔从洲对炮兵刮目相看。他虚心地向一位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营长学习，了解了炮兵专业的许多知识。由于他头脑灵活、勤学苦干，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很快就由排长提到了团长，并逐步受到杨虎城的器重。 1936年，孔从洲奉命调离炮兵团，任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此时他并不知道一场举世震惊的风暴正等待着他。 这年的10月22日，蒋介石专程从南京飞抵西安，督促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去洛阳过生日的当天晚上，杨虎城把孔从洲叫到新城绥靖公署，同他进行了长谈。杨虎城表示：“抗日，国家有前途，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都完蛋。蒋介石这次把重兵调集到西北来，对红军进行‘围剿’，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而且蒋介石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这里还暗藏着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祸心。东北军的命运和我们有相同之处，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接着，他又叮嘱孔从洲，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 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均予以拒绝。于是，张、杨二人毅然决定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来到杨公馆，同杨虎城在密室里研究了行动方案。张学良走后，杨虎城紧急召孔从洲前来，向他布置了夜间“演习”的任务，要求他务必搞清楚中央军在西安的部队有多少，都驻扎在什么地方，对西安城里的交通要道进行警戒需要多少兵力。 孔从洲回到城防司令部之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传达杨虎城的指示，并部署了夜间的“演习”任务。当天夜里11点，“演习”正式开始，凌晨5点第一次“演习”顺利结束。孔从洲带着参谋们根据各个“演习”部队的报告，把中央军在西安城内外的兵力及其驻扎位置详尽而又准确地标示在一份西安市区详图上。 天亮后，孔从洲又带领参谋人员和标好的地图，跑遍了西安的各个角落，把标在地图上的标记与中央军驻地、兵力等一一予以核对，同时察看了鼓楼、钟楼等制高点和对方主要驻地周围的地形，在图上做了补充注记。8日晚上8时，部队按既定方案继续“演习”。 12月11日晚，孔从洲奉命赶往绥靖公署晋见杨虎城。杨虎城询问了演习的情况，并仔细看了孔从洲带来的西安城郊地图。然后，杨虎城严肃地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也为了部队的前途，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和张汉卿多次要求他放弃打内战的政策，领导全国抗战。面谏，苦谏，甚至哭谏，他都不听。不得已，现在我们只能采取兵谏。我和张汉卿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么样？”说罢，杨虎城目光炯炯地审视着孔从洲，等待他回答。要捉蒋介石，孔从洲乍一听不禁吓了一跳。他早就知道张、杨二人在策划“行动”，但对于行动的核心内容却并不清楚，没料到竟然是要捉拿蒋介石，而且今晚就行动。他思考了几秒钟，坚决地说：“一切听从主任的指示，坚决执行主任的命令！” 11点过后，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十七师主力第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先后匆匆赶来。杨虎城把刚才那番话又重讲了一遍。杨还特别强调说，这次行动，不但东北军、西北军一致行动，还可能得到红军的支持。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西安城里秩序。孙、赵二人表示：“为了国家民族，一切听从主任安排！”随后，杨虎城明确了三人的任务：孙蔚如担任戒严司令，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赵寿山兼西安市公安局长；孔从洲仍任城防司令，负责西安城防。他还特别指示孔从洲：要掌握好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国民党地下武装的扰乱破坏。 为了便于指挥和掌握部队，孔从洲特意将行动指挥所设在市内西仓门户县会馆的原炮兵团团部。这里位置适中，四通八达。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孔从洲从指挥所打电话到新城的临时指挥部，杨虎城命令：“时间已到，发信号，开始行动！”孔从洲放下话筒，立即命令战士按事先规定发射信号弹。漆黑的夜空瞬间升起了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随着这两颗信号弹的升空，西安城内与临潼华清池方面的行动，分别在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指挥下开始了！ 西安城内，孔从洲带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国民党嫡系部队发起猛烈攻击。经过3小时激战，这些部队有的被孔从洲消灭，有的被控制了起来。 上午8时，西安城内的行动基本结束。稍后，东北军也传来了在华清池的后山上把蒋介石捉到的消息。至此，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行动胜利结束，史称“西安事变”。 孔从洲在此次事件中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果断，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到西安，其保卫工作都是由孔从洲负责的。当时，西安是全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各种势力活动频繁，国民党方面更是派遣了大批特务前来。由于孔从洲的精心安排，保卫工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巩县起义 达成夙愿 蒋介石对参加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队怀恨在心。1937年5月蒋胁迫杨虎城“出国访察”，随之将第十七路军6万多人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任军长。 1943年10月，蒋介石下令，将第三十八军调离河南前线，移驻堰师、巩县地区整训。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堰师、巩县地区周围驻扎着汤恩伯的部队，将第三十八军移驻该地区就是想使其处于汤恩伯部队的监视之下和包围之中。 1944年2月，蒋介石派嫡系张耀明担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立刻大搞“清党”，鼓动大家要大胆揭发共产党员。随后在军部直属队的一次官兵大会上，他又一次大肆吹捧蒋介石是党国的最高领袖，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并污蔑共产党祸国殃民，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并威胁说: “你们谁是共产党，就赶快出来自首，不然一旦查出来，格杀勿论。” 张耀明的“清党”运动愈演愈烈。1945年2月28日，张耀明下了一道悬赏令：倘班长为奸党，或受奸党策动，率本班叛变者你若能将其铲除格杀，奖励大洋2万元，并提升两级。排、连、营、团均照此办理，奖金逐级加倍。这一悬赏令下达后，在第三十八军内产生了极大震动，孔从洲也感到压力很大，遂派人到西安，找蒙定军同志（第三十八军中共工委书记，1944年春天撤退到西安），要他转报中共中央，请求中央派人来加强领导，以稳定部队情绪。 3月，中共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两位同志来到河南洛宁县，向第三十八军的党内人士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稳定了军心。张耀明此时又在部队中扬言要抓“奸细”，为了确保周、张两位同志的安全，孔从洲秘密派人将他们送回了豫西解放区。 1946年3月上旬，孔从洲的第五十五师接到命令，由黄河北小冀镇开往河南巩县。孔从洲意识到蒋介石可能要对第五十五师下手，随即派两位连长前往冀鲁豫解放区联系起义之事。中央认为目前起义时机尚不成熟，和平局面还没有破裂，不能给蒋介石以口实。当前的关键是团结内部，进行反分化、反瓦解的斗争。只要部队还在，起义是早晚的事。希望暂缓一段时间，争取在整编时多弄到一些军械、装备后再回来。二人回到部队向孔从洲汇报了这趟出去的情况。孔从洲听了后，心里感觉踏实了。师部奉命移驻巩县站街后，东有郑州的第二十七军，西有洛阳的第九十军，南有国民党地方部队，第五十五师像被关在笼子里一般，处境险恶。鉴于此，孔从洲于4月5日再次派人到冀鲁豫解放区，要求尽快起义。中央同意孔从洲师立即起义，拉至解放区。就在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5月14日晨，孔从洲得到报告：胡宗南命令第五十五师于5月15日由巩县上火车，开到新乡增防“剿匪”。这一部署，显然是要在途中一口吃掉第五十五师。于是，孔从洲立即召集各团、营长开会，动员与布置起义的工作。 1946年5月15日晨，第五十五师在孔从洲的率领下于巩县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在途中遇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军和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旅、第一七七旅的围攻。由于起义仓促，准备不足，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孔从洲等一批起义人员突围后于8月辗转到达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邯郸，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 中央决定，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1946年9月13日，第三十八军在邯郸宣告成立。各个方面发来大量贺电和函件，毛泽东、朱德也分别发来了贺电，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新组建的第三十八军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邯郸警备防卫任务之后，于1946年11月开到武安地区进行整训，并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这次整训重点批判了旧军队的习气和观念，坚决纠正了违反群众纪律、打骂士兵等恶劣行为，并清洗了个别参加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从而使部队的组织更加纯洁了，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部队基本上完成了从旧式武装到人民军队的转变，为今后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9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孔从洲为中共正式党员，完成了孔从洲多年的心愿。其实他早在1927年，就向共产党在陕西的创始人魏野畴提出过入党要求，但当时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解决组织问题只能暂缓。1930年，在西安南汉宸家中，孔从洲又向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南也表示没有问题，以后会解决的，只是出于革命工作考虑，现在还是不要解决为好。孔从洲就这样苦苦等待了20年。当他得知自己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时，激动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真高兴啊！” 赤胆忠心 心系炮兵 从当兵开始，孔从洲就与炮兵结下不解之缘。他入伍开始当炮兵，最后归属也在炮兵。建国后，孔从洲先后担任过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校长、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其中，孔从洲对炮兵工程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9年11月19日，国防部副部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将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程兵工程系、防化兵专业和空军、海军系移交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根据陈赓的建议，中央军委于1959年12 月31日决定，将武昌高级军械学校与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合并，在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校址组建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3月初，炮兵政委李聚奎、司令员邱创成亲自挂帅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并点将孔从洲出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 接到任命后，孔从洲立即投入到繁重的组建工作中。他面临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一千多名师生与几千吨的物资千里搬迁，两校人员合并后重组机构，按照大学的要求配备师资与干部，两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都要维持，在组建的同时还要招收新生……所有这些工作都十分繁杂而又必须同时进行。这时偏偏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是一所培养军队军械业务领导干部的军校，规模不大，校园根本容纳不下所有学员。于是，筹备委员会决定，只让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高年级学生先搬迁到武昌，同时，另选址创建新校园。 孔从洲陪同邱创成司令员到保定、成都、西安等地勘察选址，历时一个多月，最后确定在西安市以南约25公里的秦岭脚下的花园村建设新校园。随后就快马加鞭地展开了营建工作。 孔从洲在担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时就深深体会到，要办好一个学校，就必须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但组建炮兵工程学院，最大的难题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组建初期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过200来名教员，拥有高级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员只有13名，尤其缺少基础课教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孔从洲与学院领导采取了几个办法：一是从哈军工争取到了19名基础课教员；二是从专业教师和水平较高的实验员中抽调70名教员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三是把新生的战术野营训练和下连队当兵锻炼提前到入伍教育之后，使得基础课教员多出三个月的备课时间。 与此同时，学院把1960年毕业的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106名学生全部留下来补充到教员队伍中，并到各著名高校寻求支援，调进或借用一批教师，选调优秀毕业生。孔从洲还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打电话，请求给予支持。孔从洲与杨秀峰在战争年代即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杨秀峰立即要求教育部所属36所重点高校把优秀毕业生支援给炮工。就这样，仅仅一年时间，炮工就拥有了一支596人的师资队伍，虽然离规划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可以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了。 1961年，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招收了1014名新生，人数比前一年多出一倍以上。在哈军工完成基础课学习的炮兵工程系低年级学生也来到武昌后，武昌校园无法容纳这么多学员，于是孔从洲与学院领导商定，1至3年级的学生暂时迁往沈阳，借用沈阳炮兵政治干部学校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而六一级新生中399名基础较差的学生则转到南京炮兵文化预校，进行预科学习。武昌本部只留有四、五年级的学生。因西安的校舍仍在建设中，炮兵工程学院这时真可谓是“四处为家”。 就在奔赴各地的师生翘首盼望西安基建早日完成之时，1961年6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在视察西安校址时，认为学院院址和建筑规划不符合军委“山、散、洞”的要求，学校停止修建。就在大家愁眉不展之际，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到学院视察来了，他在听取了孔从洲的汇报后，说：“南京高射炮学校的校舍很多，用不了，我看你们学院可以和高射炮学校对调一下校址，这样既不影响他们办学，又可解决你们的问题。这件事，回北京后我去同炮兵领导同志商量。” 于是，事情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机。1962年2月，军委、炮兵做出决定：炮兵工程学院与高射炮学校互换校址。从8月份开始，炮兵工程学院分散在武昌、西安、沈阳三地的大队人马陆续向南京集中，9月份胜利会师。炮兵工程学院从此结束了“四处为家”的艰难局面，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1964年6月27日，孔从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履任这一新的岗位时，已年近60，而且一干就是18年，直到他离职休养。 孔从洲的晚年主要忙于为第三十八军正名并为该部队的各级人员应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奔走。经过他的努力，许多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不少老同志的历史得到澄清，恢复了应有的政治待遇。1991年6月7日，孔从洲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旅程，其波澜壮阔的革命事迹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称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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