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关于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 作者：杜增艳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自诞生起，便继承并继续了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与斗争的传统，并在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合作与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 一、“联合与斗争”——批判地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 早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列宁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应该怎样对待小资产阶级及其纲领呢”[1]这样的问题。列宁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认清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我们俄国表现得特别厉害，因为这里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发展程度较低”[2]：一方面，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另一方面，它又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保住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一方面应该在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同其建立革命合作，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思想上同其作原则性斗争。1903年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使无产阶级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问题正式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极左的个人恐怖、暗杀手段情有独钟，而不愿意在采取政治行动之前“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3]。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不顾条件的进攻主张只会断送民主革命的前途。因此，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这并不否定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在反对专制制度的场合下达成战斗联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工人代表苏维埃应运而生。列宁坚决反对有人关于苏维埃应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认为苏维埃作为1905年反对专制制度的全民革命的产物，应该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的力量、一切已经进行革命活动力量的联合”[4]。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虽然是非无产阶级的，但是他们作为“忠诚、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5]决不应被排除在这种革命联合之外。1906年，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的决议草案中，列宁就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党支持一切旨在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因此，它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同革命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派别集团——达成战斗协议，“同时坚定不移地揭穿它们的假社会主义的性质，同它们那种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倾向作斗争”[6]。在1907年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对于同处社会民主党内、但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一方面是革命意义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不停止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的革命危机因沙皇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败而加剧。帝国主义战争对俄国革命的最大影响还在于，它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经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小资产阶级主体——农民已经丧失其革命作用。对此，列宁批驳道，俄国革命无疑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社会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因此，把小资产阶级农民争取过来，吸引他们参加使俄国摆脱专制制度的解放运动，才是根本正确的路线。布尔什维克不惧怕农民不可避免的摇摆不定，相反，这种摇摆的“左转”，正是“俄国民主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客观基础”[7]，也是无产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根本保证。全部关键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推动小资产阶级向左摆的力量，而这“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8]。正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表现突出的经常不断的动摇，在群众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9]，擦亮了被战争弄得破产、痛苦不堪、疲惫至极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眼睛，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离开了这样的“领袖”，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走上了正确的斗争道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间的左派反对派的人数逐渐增多。其中，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从中脱离出来，成立了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并在十月革命中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同盟一起参加了起义。 后来在1920年4—5月完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就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作了深刻总结。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既是一种与专制制度相抗争的进步性，更是一种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的反动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的境况，使小私有者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正确认识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利用这种革命性的进步之处，同时与这种革命性中所蕴含的机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做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不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成功经验。 二、“以变应变”——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应对小资产阶级政党不断改变的态度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转向布尔什维克的结果。因此，布尔什维克力邀在当时颇得农民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新政府。但左派社会革命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转而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等一起要求建立“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对此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人民负有义务组织政府”[10]，“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既然代表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根据我们的纲领，把政权交给了我党的代表，那么，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11]。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来说是不能容许的，但新政府还是随时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与，前提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了保持在农民中的影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终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 1918年初，事变的进程向苏维埃俄国提出了和平问题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当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极其猖獗的时候，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站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一边，使用各种手段来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而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更是以由“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种情感”——“爱国主义”[12]来激烈反对“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牲”[13]、“为了国际革命而牺牲自己的”[14]布列斯特和约式的“爱国主义”。正是在这种需要坚毅精神的艰难时刻，左派社会革命党“旧病复发”，成了对布尔什维克持“‘正式’反对态度的”[15]人。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甚至铤而走险，派人刺杀德国驻俄国大使米尔巴赫，在莫斯科发动反革命叛乱。 尽管如此，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丝毫没有理由因为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些动摇而感到悲观，甚至绝望，因为在一个由于自身落后而被事态的发展推到其他更先进国家前头的国家里，革命注定要不断经历艰难困苦、令人沮丧的时刻，而在这种时刻，要求自己的同盟军不出现动摇分子是完全反常的，也是没有考虑到阶级性质与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特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列宁就此进一步指出：“这些政党在长时期内必将是进一步退两步，因为它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它们跟着社会主义走完全不是由于绝对相信资产阶级制度的无用。忠于社会主义——这是根本不能要求于它们的。指望它们的社会主义——这是笑话。只有当它们确信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时候，只有当资产阶级被彻底打倒和镇压的时候，它们才会走向社会主义。”[16]事变的发展证明了列宁的论断。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发生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动摇了。正如列宁所说，“国际政治一发生转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状况也必然发生转变”[17]。“所以，如果从实行专政的阶级的代表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说：我们永远不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更多的指望。中青年学者论坛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18] 随着小资产阶级态度的转变，如果将那种因激烈的内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倒戈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可和解而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用恐怖手段的政策机械地搬用到新形势下，那就大错特错了。列宁说，如果这么做，“就不是立场坚定，而不过是愚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够理解”[19]。虽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在动摇，但是，既然“这些人开始转向我们了，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以前我们的传单和报纸上提的是另一个口号，就避开他们。既然看到他们朝我们这边转了一半，我们就应当把传单重新写过，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我们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说：欢迎欢迎，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如果你们以为我们只会使用暴力，那就错了。我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20]。 列宁特别强调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政策。他指出，虽然布尔什维克曾被迫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用恐怖手段，但是，妥协才是布尔什维克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口号。布尔什维克需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他们“是唯一有文化的分子”[21]。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些知识分子来搞建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的一系列妥协和妥协的试验，才会创造出能导致社会主义的建设形式”[22]。虽然布尔什维克知道，“动摇者仍将是动摇者，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话”[23]，但是，“我们应当利用那些被帝国主义者的兽行推向我们这边来的动摇分子。我们一定要这样做”[24]。 当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终究无法跳出本性动摇的窠臼的。所以，在苏维埃俄国面临严重的粮食问题，却又不得不同协约国、白卫分子继续作战，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疲惫不堪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再次动摇了，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白卫分子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开始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的人。对此，有些觉悟程度较低的工人不能理解：“这样说来，过去那些布尔什维克——包括我在内——要我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一定让步是不对的。既然今天我们要查封他们的报纸，逮捕他们，那当初我们何必让步呢？难道这叫一贯到底的吗？”对此，列宁答复道：“如果我追一个不走直路而走弯路的敌人，我要抓住他，我也得走弯路。”[25]对待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只能采取“一只手给东西一只手取东西”[26]的灵活谨慎的策略。有人批评这种态度是多么矛盾，列宁说：“是的，是矛盾的。但矛盾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身的行为，他们不知道站在哪边好，试图脚踏两只船，忽东忽西，忽左忽右。我们改变了对他们的策略，而每当他们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说：‘请来吧。’我们丝毫也不想剥夺中农，根本也不想用暴力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我们向他们说：‘你们不是了不起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但是，如果你们同他们沆瀣一气，那我们就不得不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你们。’”[27]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好好领会，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用得着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何对待那些在各国都有而在俄国势力特别大、人数特别多的分子、阶层、集团和阶级，这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任务。”[28]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小资产阶级政党又表现出了另一种形式的动摇：“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革命毕竟是资产阶级性的，十月革命也不例外！民主万岁！改良主义万岁！”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的新的“动摇形式”。他指出，历史上每一次独特的转变，都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现在，由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了某种改变，动摇的形式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改良主义庸人和革命主义庸人的抱怨和慌乱，尽可能冷静和准确地估计实际的阶级力量并举出无可争辩的事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嚎叫，我们听得够多了，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并不轻视危险，我们要正视这些危险。 [参考文献] [1][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69-70. [3][8][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4，201，201. [4][5][6]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8，59，209. [7]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7. [10][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8，43. [12][13][16][25][26][27][28]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1，121，122，242，123，124，121. [14][17][18][19][20][21][22][23][24]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8，209-210，213-214，212，212-213，216，216，218，218. [15]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7.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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