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100讲 透过《资本论》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之五 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发展 作者：王佳菲
新自由主义广泛实践以来，各类经济金融危机频发，在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历了一场储蓄信贷协会危机，90年代初出现了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日本则因泡沫经济诱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并且经济长期不振。随后，火药桶似乎随着“华盛顿共识”一同运往了发展中国家，继90年代中期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东亚、俄罗斯和巴西的几次金融危机接踵而至，2001年阿根廷又发生经济危机。正是这些发生在别国的危机，令美国成为投资和金融发展的安全港湾，支撑了美国持续近二十年的繁荣。 当然，无论实行什么主义，只要还是资本主义，就注定无法抵挡危机的侵袭；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的的确确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更频繁了，范围更是前所未有地扩展到了几乎整个世界。 在“自由”旗帜下褪色的美国梦 新自由主义体制运行的第一个显著成果，是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生产与消费的对立。 给工人的工资，到底是高了好还是低了好？这个问题一直让资本家们很伤脑筋。早在18世纪初，曼德维尔就在他著名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能使工人勤勉的惟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傲慢不逊，好逸恶劳……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1]这番话说得既深刻又坦白，道出了一个“自由民族”致富的秘密，连马克思也称赞曼德维尔是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 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积累与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即使工人不通过斗争去争取待遇的改善，工资也是有可能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获得提高的。“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2]因此，工人的待遇再怎么丰厚，也绝对“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以这个程度为标准，由资本积累带来的工资提高就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种是，资本增长得太快，引起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所以只好提高工资吸引潜在的劳动力。这时候，单个工人的无酬劳动减少了，而利润就是靠无酬劳动创造的，所以利润率下降了。不过，由于资本的规模和统治范围在扩大，因此积累并没有受到工资提高的妨碍，高工资也能够持续下去。另一种情况是，高工资的存在把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的动力不足，资本减少，从而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这时高工资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3]可见，在资本的天平上，工人数量多少和工资水平高低的适宜程度，完全是按照资本积累的需要判定的。 新自由主义体制时期的美国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近三十年来的劳动者们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生产力和高科技空前发达的时代，但也很不幸地生活在一个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时代。美国经济学家大卫•戈登 (David M.Gordon)研究了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末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情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早期，工人平均小时税后实际工资在波动中保持增长，到1972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在此后的1973~1989年，以年均低于1%的速度下降；1989~1994年，以年均0.6%的速度下降；到1994年，小时实际工资已从1972年的顶点下降了10.4%，回落到低于1967年的水平。而在此时，人均实际经济产出已比1967年增长了53%！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为工人设定的生存模式。 对这样的结论，有些人是不认可的，他们的反驳理由是，工资虽然低了点，可是你们还享受到各种福利了呢，那也是要雇主掏腰包的呀。针对这类的“福利抵消说”，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艾里克•尼尔森（Eric A.Nilsson）采用实际小时报酬概念（等于实际可支配小时收入+实际小时福利）考察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工人实际生活水平的变动，这样就把雇员的非工资福利变动也考虑进来了。他的主要结论是：（1）美国的生产工人纳税后的实际工资在1978~1995年期间降低了12.5%。（2）由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在同期下降了21%。（3）生产工人实际小时报酬，在1978~1994年期间下降了13.7%。[4]这已经不仅仅是报酬水平相对于利润水平下降的“相对贫困化”了，而是更为严重的“绝对贫困化”，就是说，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中，实际报酬水平绝对地降低了。新千年以来，这种态势有所遏制，但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仍低于生产率提高的水平。 工人怎么肯平白无故地接受低工资呢？再说工人消费能力的不足对生产的扩大形成严重制约怎么办？驶上了新自由主义轨道的美国对此很有一套办法。 第一招，直接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斗志。政府与企业联手，软硬兼施，既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打压工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并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监控，将劳资关系完全市场化，又通过高薪收买、扶植部分雇佣劳动者，分化瓦解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同时，货币主义者们大声疾呼通胀之虎如何如何厉害，绝不能加以姑息，于是政府顺理成章地制定了紧缩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而这在实际上又制造了更多的失业，从而压低了工人的谈判力量。 第二招，制造国际范围内的就业竞争。通过对外投资，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资本像一股席卷全球的飓风，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博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和销售市场统统动员起来，吸纳入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这样，既能直接提高利润率，又能通过壮大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队伍，使劳动者丧失讨价还价的优势，从而压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就像《资本论》中讲到的，“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5] 正因如此，无论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我们自以为步入文明社会的今天，童工问题始终存在。据世界劳动组织披露，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就业大军中，竟然有两亿多是5至14岁的童工！而且，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推向强迫劳动的深渊。[6] 第三招，充分享用物美价廉的进口消费品。按照通常理解，廉价消费品的大量进入，应当使美国工人能够用同样的工资买到更多的消费品，即所谓实际工资上升。这在一定时期内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出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只有工人所消费的东西便宜了，工人本身才会便宜，“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7]现在有了大量的进口商品就更方便了，相当于拒环境污染于国门之外，而便宜的物质资源顺利涌入，这些廉价的消费品可以维持国内低通胀、低工资的有利环境，却无需付出真实的等价物。 第四招，鼓励工人花借来的钱，寅吃卯粮。既然工人的实际工资无法迅速提高，那么如何才能维持工人的消费甚至使之略有扩大呢？信贷消费的发展，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不仅满足了企业主们既想压低工资又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并且确保了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有效地延缓了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的到来。1990年，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尚不足80%，到2005年，已迅速提高到120%。（参见图1）美国GDP的近3/4是由居民消费拉动的，这已成为保增长的绝对主力。当然了，这也相当于让工人提前花光了他们未来的收入，这正应了前面曼德维尔的那句话，“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图1 美国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率 资料来源： David M. Kotz，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转引自丁为民：《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强化了资本的力量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当劳动力商品买卖的双方都要坚持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8]。由于工人和工会一方在与资本方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工资难以增长，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乏力，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一场经济危机已在酝酿之中。 在“自由”的旗帜之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日益鲜明，凭借个人奋斗、勤劳坚忍就能打拼出一番天地的“美国梦”，越来越成为个例，甚至褪色为一种虚幻的传说，最终随着经济泡沫的破灭而破灭。 世界性的危险与机遇 无止境地追求自由的资本，必然要跨出国界，将整个世界都开辟为自己的活动场所。新自由主义潮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应该说，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永不止步的生产社会化和技术进步，终会让同住在一个地球村的人们建立普遍的联系与交往。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处于这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别无选择，它注定是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进行的，是应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冲破藩篱的要求而勃兴的。当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手中接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接力棒，历史最终也选择了由它作为主导体制来实现经济全球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为今日之全球化打下特有的印记。 没有人能够否认，近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直接推动了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迅猛发展，推动了高新技术和人类生产力的显著进步。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商品出口额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990年已接近20%，2000年超过了25%，2001年达到29%。[9]国际投资增长得更为迅速，1980~1995年，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年均增长约为3%，世界贸易增长约为5%，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约为8%，跨国股票债券交易量增长约为25%[10]。 不过，新自由主义如此尽心尽力地工作，怀中揣着的理想并不是实现世界大同，而是为了确保国际垄断资本积累的最大自由——“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11]跨国公司就是充分享受了这样的自由，在当今世界生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全球500家跨国公司销售额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工业生产总值的50%左右，占全球贸易额的50%~60%，占直接对外投资的90%，占新产品研发和技术转让总额的90%。[12]经济全球化的大踏步发展，一方面使生产走向进一步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使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更多的生产资料被私有化和资本化，更多的劳动者沦为资本的附属，这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放松了政府干预，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挖深了社会鸿沟，在全球范围内激化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扩大，工资与利润二者相比，利益更多地向资本家倾斜，工人的所得下降，贫困率上升。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3月14日的一篇文章称：“过去10年中，2/3的从业者的收入有所下降。而仅在2006年和2007年，企业家所得的利润就增加了约15％。贫困率从2000年的12.3％上升到2006年的18.3％。” [13] 国与国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就更令人触目惊心，“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丰裕社会中的贫困”这种现实是多么残酷。在世界银行2000／2001年的发展报告中，首先肯定了20世纪人类的生存条件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有更大的进步，全球的财富、相互联系和技术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呈现出一副丰裕社会的面貌。但是，由于全球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极不公平，极端贫困的问题不但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恶化了。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困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在过去的40年中差距扩大了1倍。从1987年至1998年，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都在增加；在欧洲和中亚的经济转轨国家，日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20倍。[14] 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更加鲜明。2009年6月19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雅克·迪乌夫在粮农组织罗马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8年全世界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总数增加了大约1 亿，2009年全世界面临饥饿威胁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达到10.2亿。饥饿人口增加并非全球粮食歉收的结果，而是国际金融危机所致——危机造成许多国家民众收入减少和失业增加，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粮食购买力。[15]不无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6月21日英国《卫报》报道称，高盛集团近日推出了成立140年来规模最大的员工分红计划，计划将一季度取得的18.1亿美元纯利润拿出一半，作为奖金分发给全球约28000名员工。[16]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即便是那些被认为从全球化中充分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它们享受过经济的一度高速增长，也迎来了连绵不断的金融危机。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纷纷向世人展示了繁荣与破灭的轮回。高速经济增长与金融危机的交替出现充分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既蕴含着机遇，也潜伏着危险，既有可能带来高收益，也会引来高风险。 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经济波动明显减弱。图3-2显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只经历过两次微弱的经济衰退，分别在1991年和2001年，其他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增长的势头。不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只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输出和延迟危机，却不能阻止很多深层矛盾在此过程中的进一步积累，最终，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西方不败”的神话。
图2 美国经济增长的轨迹（1979~2008） 理解了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另一方面又不能盲从。 除了上面谈到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之外，另外一个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体制出现的重要后果，是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推进下，美国经济的迅速金融化、虚拟化，以及美国金融霸权的加固。下面我们将更详尽地讨论这方面问题。 总之，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给部分热衷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走向了破产和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意味着危险与转机并存、危难与机遇同在。世界来到了一个新的路口，面临着新的可能与新的抉择。（待续） 参考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转引自《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0页。 [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其中的“特有财产”是指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见《资本论》第1卷注释427，第945页。 [3]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 [4] 戈登和尼尔森的研究结论转引自丁为民：《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再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8页。 [6] 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2009年6月11日电：《全球金融危机致使童工数量增加 报告吁救助女童》。 [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9] 20世纪70年代初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经济信息》，1999年第25期；1990、2000、2001年世界商品出口额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9.9%、25.6%、29.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以上均转引自王中保：《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利益关系的变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10] 王国刚：《全球金融发展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页。 [12] 朱民等人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3] 转引自黄力之：《金融危机中的姓“社”姓“资”方法论启示》，载《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14] 彭刚：《丰裕中的贫困》，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12期。 [15] 资料来源：新华网，2009年6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9/content_11570303.htm 。 [16] 资料来源：英国《卫报》，2009年6月21日。见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2009-06/22/content_8307801.ht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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