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100讲 透过《资本论》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之六 虚拟经济在当前西方经济危机中的角色 作者：王佳菲 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泡沫而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信用的伸缩只不过是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更替的征兆；但另一方面，信用和虚拟经济的过分扩张无疑又对危机起到了强化作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 次贷泡沫的破灭成为西方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事实上，西方经济危机不是由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化”而来，而是这场经济危机首先展现在矛盾最为集中的金融领域特别是次贷产品环节上。 2000年网络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经济逐渐陷入了低谷。为了抑制衰退，美联储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时间里就将联邦基金利率由6.5%调低至1%（见图1）。 
图1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走势（2001年1月~2009年9月） 数据来源： 彭博财经。 低利率及政府其他鼓励措施降低了购房者的融资成本，高涨起来的购房热情又拉高了住宅价格。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乃至全球各大主要金融机构，纷纷身涉其中。 2007年初春，美国次贷风险浮出水面，入夏后整个次贷市场陷入风暴，危机迅速向外蔓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这一阶段，由最初次级贷款者不能按时还贷的债务危机，迅速演化为流动性危机，即人人都希望把手中不断贬值的次债和衍生品等金融资产转换成现金、而金融机构却无法满足这些变现要求，继而发展成信用紧缩的信用危机。 2008年9月开始，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华尔街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轰然倒地，货币市场流动性全面冻结，全球股市连续多日大跌，即便当时的布什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金融业拯救计划也未能挽救颓势。以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诸多知名银行为首的大型金融机构频频告急，各国政府纷纷注资加以救助，而北欧小国冰岛则陷入了国家破产危机。一度被乐观地认为与西方金融危机相隔离的新兴市场，最终也未能逃过此劫，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出口收入收缩、股市行情恶化，波罗的海三国、韩国等都面临着资金来源难以接续的困境。 金融风暴的阴影尚未退去，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渐渐显露轮廓。美国破产企业比比皆是，失业率大幅攀升。2008年全年，美国失业率平均达5.8%，就业岗位减少了260万个，是1945年以来减少幅度最大的一年。到了2009年6月，失业率更是升至9.5%，达到了近26年来的最高点。[1]欧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就这样，华尔街一座又一座金融大厦相继倾斜，世界各地一个又一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卷入危机，如同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地倒下。 虚拟资本具有虚幻的价值和真实的杀伤力 虚拟资本包括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金融工具及其各类衍生产品，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兴风作浪的MBS（住房按揭支持证券）、CDO（债务抵押债券）之类的金融产品均可归入此列。 华尔街有句名言——“如果有未来的现金流，就把它做成证券”。实际上，这个证券化的过程，就是把未来收入资本化的过程，虚拟资本正是由此形成。换句话说，它代表着一个定期为其所有者带来收入的承诺，这个定期收入让人联想到生息资本“滋生”出来的利息，于是推测它背后有一个所谓“资本”。 因此，不论是国债券还是股票，这些虚拟资本都只不过是一种收益索取权或所有权证书，其价格涨跌本身丝毫不能代表一国真实财富的变化，“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2] 既然是“肥皂泡”，为什么它会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在现实中，美国次级债及其衍生品的急剧贬值直接导致了国内国外众多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原因在于，对于其所有者来说，虚拟资本的真正意义是看它能否有效地转化为购买和支付能力即货币，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现实资本或是对现实资本的支配权，能否有效地转化为实物商品和服务。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投资者，甚或一个国家，购买了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就成为这些虚拟资本的所有者。这时，持有数量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些观念上的财富能否自由地、顺利地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且在数量上没有明显的缩水。如果“虚拟”不能有效地回到“现实”，持有再多的虚拟资本也是一文不值。 在信用扩张时期，虚拟资本的发行者和所有者可以利用其独特的定价方法及运动规律进行套现或购买其他资产，获取投机收益。虚拟资本的价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3]例如，今天如果一个企业能够用每股5元的净资产，获得每股0.5元的年收益，在贴现率为5%时，每股股票的市值为10元。企业主通过出售一半的企业股票就可以收回投入的全部净资产价值，并净持有这家企业一半的股权。这种资本化是一笔现在与未来的交易，是把未来时间里才能创造出来并实现的剩余价值与现有的价值相交换。华尔街出售的各类金融衍生品尽管来自复杂高深的金融工程设计，但除了杠杆率更高、基础资产更加虚幻外，基本的定价原理并没有改变。这种交易由于能获得巨大的投机利益，因而在金融市场中持续进行着，并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而金融泡沫则与生俱来地存在于那些未来才能实现的剩余价值中。一旦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即再生产过程受到扰动，就会导致证券价格暴跌，金融泡沫破裂，甚至触发金融危机。 随着信用骤然紧缩，虚拟资本的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将其转化为货币或现实财富的机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于是，“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4]正是在虚拟资本价格的起伏中，投机失败者的财产转移到胜利者的手中，货币资本就这样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特别是大银行家那里，使得“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5] 这样看来，在微观层面上，虚拟资本尽管不具有真实价值，但它直接关乎其所有者的切身利益。那么，这些“肥皂泡”的破裂为什么又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呢？ 虚拟经济成为经济危机酝酿过程中的杠杆和演化过程中的先兆 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错综复杂，它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平面之上，而是在信用制度的支撑下，各类资本的运动轨道既彼此交汇，又相对独立，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式的结构（见图2）
图2 社会资本的倒金字塔结构 这个倒金字塔的基座是产业资本，主要存在于农业、工业、交通业、建筑业等实际物质生产部门，也有一些用于生产信息、技术、文化等无形商品；第二层次是商业资本[6]，其运动领域是与实际生产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部门。前者形成价值与剩余价值，后者实现价值与剩余价值，因此这两个层次的资本称为职能资本。职能资本循环过程中的现实资本运动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的规模大约是10万多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1/5。[7] 倒金字塔的上面两层是虚拟经济的运行范围，这里不能生产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财富或精神产品。第三层是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运动直接相关的、从总资本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包括货币经营资本[8]，即经营一些技术性货币业务的资本以及作为生息资本现代形式的借贷资本，也包括债券和股票等虚拟的货币资本。用现在的统计指标来衡量，货币资本的规模大致相当于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加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余额，即“金融资产总额”这一指标。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的规模大约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9] 在第三层中主要运用的还只是基础信用工具，而在第四层中大量运用的则是虚拟程度更高、复杂程度也更高的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金融衍生品最基本的形式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但在金融创新中经过衍生再衍生、组合再组合的螺旋式发展，种类已经十分繁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基于CDO和CDS两种产品演化出来的信用衍生品规模迅速扩大，从1996年到2006年，其交易量增长了190多倍，2007年达到了35万亿美元的规模。[10] 从信用制度发展的逻辑来看，当商品和服务采用赊销的方式出售时，就由延期付款产生了商业信用，这种买方对卖方部分商品资本的临时占用，是信用发展的起点；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了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这是通过让渡货币资本使用权而形成的信用体系；为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展的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加入，就得设法让那些希望能转移风险和那些希望能投机获益的人相互交易、各得其所，于是又派生出来更高一级的信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所以说，图2中所示的不同种类资本运动的经济结构，实质是按照信用制度演化的顺序来层层递进的。 一方面，信用制度及虚拟经济在经济危机的酝酿过程中充当主要杠杆。 信用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极限，因此它成为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暴力的爆发，也就是人们看到的危机。 虚拟资本是应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有权索取的未来收益也是由现实资本执行职能后获得的利润来支付的，因此，现实资本运动是虚拟资本运动的物质基础。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主体必然要将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作为投机的对象，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距离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越来越远，虚拟经济获得的利润距离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极限越来越近，于是，“虚”与“实”的矛盾不断尖锐化。一旦人们发现虚拟资本那种带来未来收益的特性已经大大丧失，其价格就会一落千丈，信用的膨胀也将迅速转为紧缩，危机随之降临。 不过，除了“虚”与“实”的脱节会激化矛盾，“虚”与“实”的紧密结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当信用还停留在商业信用阶段时（即图2中的第一、二层之间），虽然买和卖两个行为的较长时间分离已经构成了投机的基础，但一般来说，商业信用和产业资本的规模是一同扩大的。由于商业信用只能发生于有真实生意往来的职能资本家之间，又是由卖方向买方单方向提供，再加上数量只局限于职能资本中的闲置部分，所以它的扩张规模是有限的。“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1] 而当货币信用普遍存在以后（即信用延伸至图2中的第三层以至第四层），信用规模就可以大大突破上述范围、方向和数量等各项限制，货币资本的积累拥有了独立的发展空间，虚拟经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大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首先，虚拟经济加速了现实资本形成。它通过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并将社会一切闲置的货币统统吸纳进来、转化为资本，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需要。其次，虚拟经济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它通过借贷资本的市场供求力量对比，使利息率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量，从而使资本表现为一般的社会的性质，然后再“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这样一来，本来是既耗时又模糊的实际生产部门利润率平均化、一般化趋势，由于信用的中介作用和利息率的参照作用，变得更为迅速也更为明确了。[12]大量资本如愿以偿地直接介入利润率较高的生产部门，使这些部门也很快充斥着过剩的资本。 此外，由虚拟财富增长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也会促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金融资本逐步以投机炒作方式代替实际供求关系掌握了重要商品的定价权，左右石油、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施加影响[13]，等等。总之，虚拟经济的运动直接、间接地促使产业资本不顾消费的界限、甚至也不顾它自身“极度紧张”的界限，将再生产强化到极点。 “9·11”事件之后，为了拉动行动迟缓的经济增长，美联储大幅降息，刺激信用的扩张，过剩的货币资本大批出笼，其中一部分涌入了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使这些行业可以持续扩张，加速走向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次贷产品发展的最初，带来了房地产领域相关投资的增长，而这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升，又进一步刺激了该领域中借贷资本的继续膨胀。这自然会推动房地产供给的不断增加，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能力。 另一方面，信用制度及虚拟经济在经济危机的演化过程中成为先行征兆。 货币金融危机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因”，它也是生产过剩的结果，是危机演化和传导中的一种表现、一个环节。当前西方经济危机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问题最先在金融领域中暴露出来，这丝毫不值得奇怪，因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14]马克思早就发现，“在危机中发生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15]。类似地，今天这场由消费不足导致的危机，是首先在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美国次贷领域的险情显露后，立即对以债权为基础资产的各类证券及其衍生品价格造成致命打击，信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16]另外，还有数额惊人的信用工具，代表着已经垮台的纯粹欺诈、已告失败的投机、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等，它们永远地失去了转换为货币及其他资产的资格。 这就是说，信用的突然中断，让过剩的产业资本和货币资本都争相奔向现金这个相对安全的出口；而这种变现的要求是绝无可能被满足的，于是心理的恐慌、再生产的中断接踵而来，给人印象似乎都是现金不足造成的。但是，就算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也无力撼动危机的基础，因此也无法把经济完整地拯救出来。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立来自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究其根源，货币与信用制度的萌生，都是商品内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在货币与信用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金融制度和虚拟经济，则直接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前，信用活动基本上局限于高利贷，与生产活动关系不大。13~14世纪出现了早期银行业的萌芽，主要是作为商业支付体系的延伸，服务于贸易活动。直到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制造业崛起之后，贸易、新兴工商业和新式农业的发展亟需资金支持，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式银行。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生产由分散走向社会化，市场由相互割据走向联合统一，这就需要由社会来建设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兴办大型公共事业，同时，每个新开办的企业或每个新开工的项目，都需要一笔数值不菲的预付资本。仅靠个别资本的积累显然是来不及的，甚至连银行信贷也难以完全满足这些大规模、长时期的融资需求——“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7]为适应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股票和公司债券等有价证券数量激增的形势，资本市场出现并得到长足发展。 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拓展，企业的经营风险与日俱增；20世纪中叶以后长期的通货膨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浮动汇率制的实现、国际债务危机的发生等，也不断地增加经济主体面临的金融风险。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规避收益率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金融创新，外汇掉期、利率互换、货币互换、金融期货期权、动产抵押债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及其市场应运而生。由于这些新一代虚拟资本能够带来丰厚的投机利润，因而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并成为金融垄断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新杠杆。 不难看出，现代信用制度和货币金融体系的前进方向，就是不断地跨越资本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为生产的社会化所设置的重重障碍。通过银行借贷、发行股票，就可以临时占用他人私有的资本，用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或是大型公共事业；通过转移个体风险的金融创新，减少了企业和金融投资者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不安全感。信用制度的充分发育和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同时又把这一矛盾推向了更高层次，使必然周期性发作的经济危机得到进一步的加速和强化。（待续） 参考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网站 http://www.bls.gov/。 [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页。 [3]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 [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531页。 [5]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1页。 [6] 在《资本论》中，商人资本包括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本文此处的商业资本主要是指其中的商品经营资本。 [7] 转引自李慎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见李慎明主编，王立强、傅军胜、曹苏红副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今天对今天经济危机的剖析》（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8] 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资本，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情况下，它是指用于经营与货币流通、支付等职能相关的技术性业务的货币资本，例如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汇兑等等业务。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转化为银行业，货币经营资本的范围也就扩大到涵盖了银行借贷资本。 [9] 转引自朱民等人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0] 龚斌恩：《美国金融危机中信用衍生品的风险及作用机制——兼议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启示》，载《新金融》 2009年7期 。 [1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 [12]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414页。 [13] 以美国石油期货市场为例，仅有不到20%的市场参与者是真正的生产者和真正需要石油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套期保值；60%左右是纯金融机构，其中第一位的是对冲基金，第二位的是投资银行，他们的目的是以炒作投机获利。2000年之后的油价暴涨，其背后主要是金融因素在发挥作用。见李扬：《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载《当代财经》2009年第1期。 [14]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 [15]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1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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