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路线说到国家机器

我们且侧重说重庆路线最引人注目的“共同富裕”诉求。它虽颇得人心但触动了总设计师所提“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诟病，所以这是个异军突起的挑战。重庆路线不但使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把邓小平思想强塞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系列的妄举难以得逞，而且让那些新权贵们如坐针毡，因为他们发财致富是以他人贫穷为前提的。于是就成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生死对局。之后“薄谷开来”命案和“薄熙来贪赃枉法”的证据就莫须有了。再指望安徽法院公正结案就太不现实了吧？

重庆路线之所以善始不得善终，关键就在“国家机器”这四个字。薄熙来得以开启“共同富裕”之策，是因为他取代了害民的前政府机制。但是顶层的国家机器容不得他，所以看似美妙的重庆路线要夭折是早就注定了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革命》一书中根据1870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做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里程碑，也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二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以及最近的尼泊尔革命者，都接二连三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怪不得马列主义，怪的是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吃不透马列主义的精髓。

我们周围的好心人也是如此：他们幻想好言相劝邓江胡习政权良心发现能给大家带来好日子。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象伊索寓言里好心的农夫姑息毒蛇，才给自己带来厄运。

我们是同情薄熙来和重庆路线的，但不迷恋这种善意和善举，因为那不是成功之路，而只是乌托邦者的悲剧。薄熙来的历史贡献倒不限于重庆路线本身，而是他无意中以重庆路线揭露了资改派依靠国家机器的恶作，因而提醒人们争夺政权才是问题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固然要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适当灵活地运用，但永不放弃“夺取政权”这个基本点。从列宁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如此，而动摇这个基本点的所谓“发展”就是修正马列主义。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邓小平的“一概接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稳定”，以及习近平的“什么都好”，统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叛。

江泽民对邓小平之死特意当众挥泪，表明这种背叛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等着看胡锦涛对江泽明有朝一日的辞世如何表露，之后就是当今少将第一夫人排练其夫君对前任的哀悼了。

习近平是关注舆论的，不过他关注的恰恰是如何淡化人们对滥用国家机器的关注。只要国家政权继续被他操作于股掌之间，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就会坚定不移地搞下去，而且明言要对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实体打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