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

五、“国富民穷”论的典型案例

2011年7月，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责国企作为“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i][xvi][16]张女士心怀庶民令人钦佩，不过怪罪到国企头上就令人不解了。请问张女士，“穷人”与“农民工”之所以害穷，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相称嘛！还不是因为老板给他们的工资低嘛！黄口小儿都能一清二楚的事情，堂堂的副主席怎么就犯起糊涂来了呢？您这位副主席心里要是真的装着那些穷人，怎么不去要求老板给他们涨工资呢？富士康十三跳，人家郭台铭并没有去怪宝钢与中石化呀！刚入职普华永道的年轻的女硕士过劳死了，难道要赖铁道部和发改委？杨白劳上吊了，您鼓动大春喜儿去跟孔乙己祥林嫂拼命，黄世仁穆仁智得多感激您呐！

再看张女士对提高工薪阶级的收入的具体建议：“初次分配调整的核心是政府减税、企业让利、劳动所得提高，促使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ii][xvii][17]这哪里是增加工人收入，这分明是扩大企业的利润嘛！政府给企业减税后，企业得利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谁能保证企业会把这部分利拿去给工人涨工资呢？名为为穷人造福，实为为老板谋利。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就一直倡行对企业和富翁的减税政策，理由是这可以促进企业改善员工收入并刺激消费。可是三十多年下来，老板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将政策优惠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以至于造成了1%对99%的贫富分化极度悬殊的社会局面，并引发了现在的社会动荡。减税论在美国现已沦为过街老鼠，“自由派”当前却如此热捧，理由何在？

2009年以来，网上广泛流传着一篇文章《白领陨落，黑领崛起》，是“自由派”理论的典型表述，影响很大。此文首先指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九十年代以来白领梦已经破灭了。那么怪谁呢？“黑领阶层”，即“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这纯属诡辩。黑领阶层的收入到底如何我们暂且不论，有受损的，就有受益的，白领是陨落了，挣得少了，那么此消彼长，长的是谁呢？当然首先是白领的老板了，哪能直接怪到黑领头上呢？与白领整天打交道的，并非黑领，而是他们的老板。该文还刻意压低老板们的地位，称中国的第三等级“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托“自由派”的福，中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们已经跟黄光裕们平起平坐了。

吴敬琏虚构了这样一个两难选择：你只要一去批评富人，那就是纵容腐败分子。我实在搞不明白，这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从何而来呢？难道为了反对腐败，就只能任由资本对我们压榨吗？既不让腐败分子为所欲为，又不让资本集团为所欲为，这有何不妥呢？这哪里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呢？

其实，对这种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的“国富民穷”论的荒谬之处，“自由派”是心知肚明。比如，这两年茅于轼在一贯“为富人说话”，也开始借“国富民穷”论为穷人“说话”了。最近有记者采访茅于轼时问道，“您有没有对政治特别迷茫的时候？”茅于轼坦承，“最近迷茫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矛盾的原因，到底是贫富分化原因，还是特权的原因，还是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这个问题我还是在琢磨，没有太大的把握。”这段话无异于说，对于“权力”与“资本”，到底谁是主要矛盾是吃不准的。可是话音刚落，茅于轼的“迷茫”就不见了，又一口咬定责任在于权力了：“现在市场中不好的事，是有权势的人用自己的权势去侵犯别人的私，这是最大的祸害。”[iii][xviii][18]政治需要压过了真实判断。揣着明白装糊涂！

六、破绽百出的“国富民穷”论只能靠谣言来支撑

多年来，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像法拉利，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像拖拉机，老板们的趣味都已经由玩跑车玩越野升级为玩游艇玩飞机了，还要让人相信他们与自己的白领蓝领雇员一样穷，哪里可能？[iv][xix][19]国富民穷论，无法说圆。摆事实，讲道理，不管靠哪一样，“自由派”都不能把资本家变“穷”。于是乎，在摆事实和讲道理无效的地方，就只好依靠谣言了。只有捏造出来的“事实”,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理论。谣言盛行的大背景，就在于此。

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自己黑不要紧，不要去为自己辩解，而要去把别人抹得更黑，抹黑别人就是洗白自己，贬低别人就是抬高自己，这是政治宣传艺术的核心秘诀，“自由派”深谙此道。谣言的核心或重点，就是制造政府把钱都捞走了因此我们大家都受穷的舆论共识，如此一来，也就减轻了资本对贫富分化应负的责任。

本文开头所提到的“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就是这类谣言的一个典型。相似的例子还多的是，其基本共同特征就是：打着学术调查或报告的幌子，冒用国内或国际权威机构的名义，来杜撰符合国富民穷论的事实。

2009年6月29日《时代周报》刊登记者韩洪刚的文章《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文中称“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 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其实这是一则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在网上传播的谣言，现在经此报采用后，舆论大哗。直到此时相关部门才出来辟谣，指出这一所谓的“联合调查报告”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该文中还有如下内容：“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这一说法肯定也有问题。

2010年6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夏业良教授在《财经国家周刊》发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称“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此论一出，反响强烈。但是该数字的统计者却迅即指出夏教授有误，原报告中“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v][xx][20]夏教授下笔有灵，别人统计的中国财富集中程度一下子就扩大了十倍。如此看来，夏教授倒不是在传播谣言了，而是有制造谣言的嫌疑了。至于财富集中的原因，夏教授也不过是在重复“行业差别”的老调，资本因素丝毫不见。

就在撰写此文期间，笔者发现一篇新的谣言文章正在被大肆传播。该文章的标题各异，但内容相同，首句话为“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其实这也不过是一条老消息，造谣者现在只是将原来的“2006年”改为“2010年”，并与时俱进加了些新料罢了。

该文的内容跟前面列举的谣言大同小异，一上来就是“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然后拉大旗作虎皮：“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与笔者前面列举的《时代周报》文章的内容相比，这段话只是把“2007年”与“波士顿咨询公司”换成了“2010年”与“世界银行”，其他数字结论基本一样。

该谣言还称“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原因何在呢？因为“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

拥有“非工资方式”的收入难道只有“贪官污吏”的“非法收入”吗？给工薪阶级开工资的人难道就不是了吗？依靠占有资本来获取利润的人就不是了吗？他们到哪里去了？

给官方设套，给资方解套，这就是众多谣言所遵循的共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