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还是资富劳穷？

七、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自由派”已掌控中国媒体

谣言为什么会产生？这是支撑“国富民穷”论的需要。谣言为什么能够盛行？当然是因为媒体人与学界乐于此道，否则怎能盛行？这从本文所列举的几则谣言被揭穿后媒体的反应即可见一斑。

“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的谣言被揭露后，2006年10月30日《广州日报》刊发卢荻秋的文章《谁给“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一个权威说法？》。该文竟然如此为谣言进行辩护：“人事部的表态只能说明‘这个消息的来源不是人事部’，并不能否认‘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一年开支数百亿’的真实性。”我不明白，您既然知道“真实性”了，干吗还要利用假材料呢？即使真实性如您所言，难道造谣就有理了吗？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问题在于只有依据事实而不是谣言,才能发现问题的根源以及找准解决思路。

“高干子女占据亿元户的91%”的谣言被拆穿后，该文的责任编辑彭晓芸特在网上发文《关于时代周报〈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一文的非官方说明》来为自己辩白，丝毫没有对传播谣言——且不管其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一贯缺乏责任心还是一时疏忽——感到愧疚。正是这位彭晓芸，2011年7月还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名为《法制被阻隔，就会有暴力泄愤》的文章。中国当前“暴戾之气”弥漫，除了法制被阻隔，难道与您彭女士肆意传播谣言就没有关系了吗？

夏业良涉嫌制造“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谣言后，《南方周末》（2010-06-17）刊发了评论文章《中国式贫富分化的数据之困》，该文非但没有对夏涉嫌造假的行为进行批评，反而抱怨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大困难是“数据缺乏”。就算是数据缺乏，你们就可以随便捏造吗？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所最欠缺的，到底是数据还是严肃客观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集权国家”，政府对媒体严加控制。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存在“舆论一律”了，媒体的独立性早已大大加强，媒体对社会对政府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从传统的报刊到新兴的门户网站、微博，都是如此。媒体内部，也已经是自成体系并互相渗透。其中，诸多报系和门户网站被“自由派”所操控，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如“自由派”人士许纪霖最近指出，近十几年来，“自由派”虽然在纯理论战场上“大败”，“至今没有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全球化时代中国问题的说法”，但是，他们“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去争取‘微观维权’……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i][xxi][21]这一“压倒性优势”，正是谣言得以泛滥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官方的态度也促进了谣言的流行。王小东最近指出，“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说他是强呢还是弱呢？说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搞专制腐败，还什么都管。但要说强吧，他见谁都怕，总被别人绑架着，别人怎么踹他都没事。”[ii][xxii][22]官方忽而“不容”，忽而“包容”，态度模糊不定。

面对公众对媒体放纵谣言传播的质疑，2011年7月3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创办人之一和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程益中在其微博中高呼：“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目前谣言已无法止于智者，只能止于言论自由”。[iii][xxiii][23]

自由无罪，造谣有理！明明是主流，非得装作非主流。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造谣了，何来“备受压制”？事实上揭露造谣的文章，才是备受压制。

戈培尔认为，谎言需要重复一千遍才能成为真理，程益中先生干脆认为谎言就是真理，谣言就是真相。与程益中先生相比，戈培尔可差远了。有恃才能无恐。“自由派”在谣言被揭穿后竟然毫无畏惧，仰仗的正是他们对媒体的控制。

2011年7月初稿

2011年11月改毕

附言：

本文为2011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论文，主要内容将刊发于《管理学刊》2012年第二期。

杜建国20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