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电视剧《辛亥革命》创作看“告别革命论” 30多年前,我就想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本大书的主人公,先后撰写了长篇史传文学《李大钊》、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与人合作)、电影文学剧本《毛泽东的长征》(即后来拍成电影的《长征》)等作品,出我所料的是大获成功。接着,我又创作了《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等二十余部史传文学;同时又写了《长征》、《延安颂》、《解放》、《解放大西南》等十八部电视连续剧。有意思的是,我想写的这部大书的开篇《辛亥革命》到去年才搬上银屏,和观众见面。在创作中,我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
从我对辛亥革命的认知看“告别革命论”
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标志着大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统治的终结,而且也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实行了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时代”,“把共和的观念推向全社会,使得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其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
令人费解的是,近些年来一个学术上的伪命题“告别革命论”大行其道,公然宣判这场终结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搞错了!在他们看来,历史的前进不是建立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上,而是建立在他们的主观假设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由此,他们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延缓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他们又进而推论并想当然地认为,假设没有维新变法中谭嗣同的过激主张、没有义和团运动,没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将会何等强大。换言之,一切志士仁人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发动的历次革命活动是错误的;孙中山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而建立的同盟会、国民党是错误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的前仆后继的革命则更是错误的。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只能导致社会动乱和生产力的破坏,中国近现代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上述一场接一场的革命。
世人皆知,革命一词不是我国近现代革命家发明的,更不是从西方列强诸国传过来的。稍有近现代史常识的人都清楚,辛亥革命的大将章太炎先生就曾说过革命二字的出处在《易经》:“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同时,他在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革命中还向国人高声怒吼:“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真不知那些持“告别革命论”者读了这段话有何感想!更不知他们何以面对那些高喊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先贤和先烈!
另外,持“告别革命论”者一定知道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也一定会记得邹容以弱冠之年撰写的惊世名作《革命军》,如果健忘的话,请再听听他在书中的大声疾吼吧:
“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请问:清末民初的亿万民众为什么会高举革命的大旗,向着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大道上迅跑呢?是一代又一代高喊革命的志士仁人愚昧无知,还是当前的这些宣称“告别革命论”者是脱离现实的坐而论道或历史虚无主义呢?
清末民初的社会精英、志士仁人为什么要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呢?换言之,我国为什么不能采取西方诸国君主立宪的手段而保留封建帝制这个躯壳呢?从东西方文化之比较的观点看,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之前,欧洲进行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舆论准备阶段;与之同时,欧洲沿海的国家随着海盗的兴起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重商思想取代了重农主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随即登上了历史舞台。再者,稍有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也是经过了激烈的战争较量、从杀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开始的,绝不是“告别革命论”者所说的没有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完成的。
反观我国清王朝的建立,恰好是英国完成君主立宪体制的前后。因此,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产生东方的文艺复兴——即取代封建帝制的舆论准备阶段,也不可能形成可以取代封建帝制的强大的资产阶级。自然,从奴隶社会走来的清朝政府也没有坚船利炮,成为外向型的海洋大国,并通过“侵略弱小的国家,掠夺不同民族创造的财富,大量贩卖黑奴,向外国输出鸦片”等手段,迅速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财富积累。相反,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此,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和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其苦、其难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清朝末年——尤其是慈禧太后执政之后,对内采取极其残暴的统治手段,血腥镇压全国各地、各民族的起义;对外采取割地赔款、投降媚外的政策,公然宣称“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卖国条约,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割让给了外国!仅一项庚子赔款,金额就高达4.5亿两白银,平均每一个中国人要付白银一两,如果再算上39年的利息,每年都要付出1800多万两白银。更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慈禧太后为了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竟然把建设海军的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对此,章太炎当时写了如下这副名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寿祝疆无!”
这就是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末年的真实写照!
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这样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的躯壳呢?
另外,持“告别革命论”者还竭力推崇康有为、梁启超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且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唤醒了我国政体变革的启蒙时期,并导致了实业救国的洋务运动。换言之,中国假设照此路走下去,一定会避免暴力革命,且很快会像欧美诸国那样强国富民。我们姑且不论中国人民为什么不走他们指出的这条“假设”之路,还是让我们回首这段清朝末年真实的变革历史吧!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公开承认我国落后了;接着,魏源等先知先觉举起“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大旗,从理论上开启了洋务运动。但是,时人和后人都清楚发动洋务运动的主将是军政大权操于一手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们的思想核心是忠于朝纲,他们的行为准则是维护帝制,是清朝末年名副其实的所谓中兴大臣。公平地说,他们开启并推动、领导的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我国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用唯物史观去分析,他们搞洋务运动的真实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强国,还要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的造反和东、西捻军的起义。再如,左宗棠开办了船政学堂,创办了建造军舰的造船厂,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海军,功在当代!可是在只知靠卖国求荣的清朝政府的统治下,即使中法之战后期在台湾、越南的作战打败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清王朝照样向战败的法国割地赔款;再说李鸿章倾半生之力创建庞大的北洋水师,结果一场甲午海战全军覆没,无数的英勇水师官兵葬身大海,把国家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请问,在此国将不国的危亡之秋,国人奋起救国有什么错?持“告别革命论”者责难国民救国压倒了启蒙其真正目的何在?难道为了所谓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理念让国人当亡国奴就是正确的吗?
就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公车上书吧,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借用光绪皇帝的权力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康、梁变法的终极目的是达到“皇位永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即使如此,慈禧太后也不允许,在袁世凯等“后党”军政要人的支持下,维新变法未过百日就遭到了血腥镇压。结果,谭嗣同等慷慨就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于惶恐之中逃离北京,长年流亡海外。请问,持“告别革命论”者为什么不谴责投降卖国、残杀革命志士的清朝政府,反而大加责难谭嗣同等先贤从容就义的壮举是救亡压倒了启蒙,并开启了暴力革命呢?再设问:一个连搞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都不允许的清朝政府,会恭手让出皇权、实行民主立宪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我们再看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等国家,全为争夺海上霸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须占有的财富,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相互发动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战争,却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把启蒙和救亡截然分开,也没有一个学者责难自己的国家救亡压倒了启蒙。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布鲁诺和大科学家伽利略的命运,再想想法国大革命前的大思想家狄德罗和卢梭的命运,不就更加证明持“告别革命论”者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一个伪命题吗?
简言之,清朝末年的国家机器是腐朽没落的独裁专制王朝,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彻底摧毁它。另外,在中国日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历史已经证明,打着洋务运动的旗帜从事实业救国之路是行不通的;试图通过维新变法达到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也是死路一条。自然,“告别革命论”这个伪命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结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正确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这也是我创作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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