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四）：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

　　附文二：中东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动荡

　　中国防范美国输出政治动荡应借鉴中东国家的教训。当前中东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如突尼斯、埃及，以前都曾经保持过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稳定局面，美国曾经将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视为亲密盟友，因为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忠实地秉承了美国的旨意，在社会经济领域完整地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贫富分化和腐败泛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突尼斯、埃及称赞为“模范国家”，2009年美欧财团主导的达沃斯世界论坛年会上，突尼斯被评为“非洲最安全和稳定的国家”。

　　但是，在美国为转嫁危机蓄意诱发的货币、价格极端变化冲击下，中东国家政治经济稳定性仍然难以招架并显得不堪一击。2011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深化再次面临泡沫破裂前的危急形势，美国迫于转嫁危机需要毫不留情选择了抛弃其亲美盟友。尽管美国以基尼系数衡量的贫富差距显著高于突尼斯、埃及，但由于在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燃料占更大比重，美联储滥发货币政策和华尔街财团疯狂炒作食品、能源价格，诱发的全球通货膨胀必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更大冲击。

　　中东政治局势动荡首先在突尼斯、埃及爆发，恰恰是因为它们曾经长期推行“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美国通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接触培养了大量代理人，贫富悬殊和腐败泛滥也蓄积了强烈的社会不满，2010年9月，突尼斯经济部门官员不顾国际粮价的猛涨，顺从美国旨意削减政府食品价格补贴并同国际市场完全接轨，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美国优先选择了突尼斯作为诱发国际局势动荡的突破口。

　　由于国际局势动荡能够刺激避险情绪有利于维护美元霸权，这样美国既能滥发美元又能避免美元下跌并丧失购买力，通过制造、加剧国际局势动荡能获得千百亿美元利益，因此，美国一面积极输出天量信贷政策、美元和通货膨胀，一面竭力宣扬“普世价值”输出颜色革命和政治动荡，通过向世界各国转嫁危机损失谋求获得多方面利益。中国应对美国支持“颜色革命”和分裂势力表现出高度重视和敏感。

　　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陷入长期动荡和生存危机，如何揭露美国向全世界转嫁经济危机并维护全球霸权的图谋，制止美国策划新型隐蔽经济金融战争掠夺全世界的财富，甚至在危机严重时实行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对外扩张，将成为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严肃问题。

　　埃及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纳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政权，因为其代表了现状：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一片繁荣，而民族工业破坏殆尽。1991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埃及，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持续攀升，年轻一代失去就业机会。”社会支出的缩水还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埃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一千个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和财富，他们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压制合法要求和正义声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安全部队，“警察局里的刑讯和虐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盘查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埃及人民为独立和赢得国家尊严所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美国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并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再次暴露了其国际行为的丑陋性。总之一句话，美国不过是只纸老虎。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

　　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埃及的报告：埃及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1/1992年实质上停滞的状态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胀率从超过21%下降至7%”。此外，开放市场和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不断积聚。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仍未达到预期值，尤其是在结构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为埃及设计了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其重点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金融部门改革”。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外国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这造成了埃及“工作环境的快速恶化，引发了一次极为猛烈的罢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

　　其间，“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本地工业任由衰退。与此同时，私营的工业部门生产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坏环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产能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为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恶果”。

　　而且，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经济精英之手。不少经济精英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进口电子和汽车等消费品。房地产开发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许多人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这些开发商仅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闭式小区和度假胜地，供埃及社会上流阶层所用。利用国家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和廉价的土地，房地产作为非石油产业，成为埃及经济的第三大产业。

　　毫不奇怪，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据评估，1000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该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为了保护其财富，维护自身利益，精英们施加政治压力，促使有关税收改革的法律通过。从而，最高所得税从42%削减为20%。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据此，高工资和低工资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税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导了一个这样的进程：国家财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然而，埃及政府无视工人的抗议，仍然将最低工资固定为一个月不到一百美元。这在埃及工人阶级中不得人心，但赢得了跨国公司的认可，“全球工商业界称赞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远见的’”。

　　于是，外国投资蜂拥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经济特区。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资，埃及取得了“在过去的三年保持高达7%”的经济增幅。表面上，在许多旁观者看来，埃及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埃及的首都开罗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规模扩大了一倍，豪华别墅、大型购物中心、主题公园、高尔夫球馆和马球馆四处林立。

　　遗憾的是，这样的房地产发展水平没有改善绝大多数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自实施新自由主义所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以来，90%的埃及人没有分享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贫困。最令人吃惊的是，这竟然发生在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这引出一个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否正确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重压下，埃及甚至将公共社会服务私有化。结果，大多数埃及人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员竟是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许多企业的股东，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实际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团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视为其私人领地，将埃及资源视为战利品进行分赃”。

　　他们自肥腰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金融部门私有化。用中央情报局的话说，埃及精英“积极地推行经济改革，以吸引外国投资”。2004年至2008年期间，穆巴拉克及其亲友忙于兜售埃及国有银行。埃及银行落入外国人手中的同时，穆巴拉克取消了对自由资本流动的限制，放松了对外国财产投资的监管。埃及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和有价证券投资的圣地，因为它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和债券投资利息税。

　　因此，2005年，埃及商业银行出售了其70%的股权;随后，2006年，亚历山大银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银行——圣保罗银行收购。国有银行的出售和对国家金融体系的放任自流极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该政府的丑陋本性。这预示着它将自食恶果，从而播下了其覆灭的种子。毫不奇怪，执行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动。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困境，新自由主义在该国备受指责。经济学家、开罗的萨达特行政学院前院长汉迪•阿布德拉兹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了通胀呼啸直上、失业率持续上升和普通人购买力的下降”。阿布德拉兹先生补充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有效地限制了这个国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经济问题……物价的失控已经引起恶性通胀。同时，失业率正在稳步攀升，而根据实际价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资水平一直下滑。这一切逐步破坏了社会稳定，使得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破坏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粮食价格飞涨。在埃及，各种主食价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体报道埃及暴动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简单的事实。自埃及暴动以来，《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义者一直谴责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称这些国家造成了粮食价格上涨，从而间接地引起这场暴动。他表示：“中国本身并未促成这场暴动，但是，中国和以亚洲为首的发展中世界对肉类、谷物、糖、小麦和石油的消费日益增大，确实促成了该事件。”然而，根据新德里经济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粮食价格暴涨期间，印度和中国的需求实际上下降了3%。

　　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将利率降至史无前例的低水平，同时放松银根，向美国金融体系注资数以万亿计的美元。于是，投机资本蜂拥流入商品市场。借助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杆作用，将小麦价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终结果是：“红色硬质小麦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该价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红色硬质春麦期货收盘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讽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历史上小麦产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题为《高盛如何对世界穷人饥荒下赌注并赢了赌局》的文章中，新闻记者约翰•哈里(Johann Hari)称：“从2006年底开始，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突然开始飚升。一年后，小麦价格上升了80%，玉米上涨了90%，大米涨了320%。30多个国家发生了粮食暴动，2亿平民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2008年春季，粮食价格又不可思议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场魔术。”联合国粮食问题特别报告员吉恩•齐格勒称之为“无声的大屠杀”，完全是“人为操纵的”。

　　事实上，在金融市场，农产品被包装成类似于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品，仅是在名称上由债务抵押债券(CDOs)改为商品抵押证券(CCO)。事实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义解除管制政策的实施，高盛等华尔街投资银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来牟取不义的暴利，网络泡沫和房产泡沫就是明证。显然，下一个泡沫将是农业泡沫，它会给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大规模饥荒，更不用说已经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规模暴动。

　　虽然西方媒体极尽所能地将埃及暴动描绘为“自由”和“民主”起义，但实际上，它是为了“生存”和“匮乏”而战。归根结底，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金融投机商将谷物价格抬高至一种天价，从而导致大规模暴动。此外，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放弃对农业的扶持，采取一种不干预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区得到大量投资，而农村的农业发展遭遇忽视，埃及等许多国家很快沦为粮食极度匮乏的国家。更糟糕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经济改革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第三世界的农民遭受西方国家得到补贴的农产品的不公平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和粮食危机。因此，随着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经信誉扫地。对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领导人和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这应当是一记警钟。他们最终会落到与穆巴拉克一样的命运，步其后尘并国破家亡吗?这无疑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