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无声》的细节（五）：苏联解体与修正主义

　　三、某些人正引导中国走上复辟反动之路

　　党内掌握重要职权、为自己既得利益而奋斗的官员与社会知识分子中主张西化的头面人物组成所谓的“精英”联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复辟变天之路，这样的情况不正在中国发生着吗？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条件进行那种能真实反映当今中国党政要员政治倾向的调查，但是，通过各类场合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卖国着称、受美国资助、以“中共的掘墓人”为使命的所谓自由派学者及其研究机构，长期得到上层保护，肆无忌惮，畅通无阻。“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在华线人名单更是触目惊心，那么多党政高官和大牌学者赫然在目，奸贼当道根深蔓广，国家安全危如累卵!作为培养中共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为纪念宪法颁布施行30周年，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针锋相对，中央党校召开所谓“优秀骨干师生”参加的务虚研讨会，让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皇甫平作了极富煽动性的总结发言。“我们已经下了市场经济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头就要学会游泳了，不要再想着石头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让谁发你一条微博，你就都没有了，多的怕是连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来。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国外，留下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这么大的牺牲精神，就只求留个种?何必不追求一家天伦团圆?何必不求长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几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蒋经国的子孙也比我们的子孙要安全些嘛。陈水扁贪腐被关起来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们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这种不安全的状况”，就要“大胆追求宪政法治，大胆推进司法独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线保障，只会比现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还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我看他在台下时比在台上时还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没人对他怎么样嘛。”“克林顿在办公室和莱温斯基的绯闻报出来后，无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个歉，他和民主党也都无伤大雅。”而“我们现在要是县委书记出个这种破事，……就是立马丢官，彻底搞臭，纪委再一查，怕就要丢命，全家搞死。”最后还警告：“一赢全赢，一输全输。 ”这不就是一篇活脱脱的“宪政”变天动员吗?恐怕讲到不少党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遗憾和痛苦的是，没有听说当场有一个站起来反驳的。联想到习总书记所讲，苏共垮台时，偌大一个党，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就解散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种情况不正在中共内部预演吗？！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执政党领导者们的理想信念崩溃和人生观价值观转变，是他们运用权力不顾一切为改变社会制度开路的思想基础。正如大卫所述，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革命者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对照之下，当前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岌岌可危的程度，决不逊于前苏。1991年夏天，大卫曾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但听到的是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大卫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试问，今天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中还有多少真信共产主义、真愿意牺牲个人一切为这个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像尼库拉亚夫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事实上已相当普遍，只不过，中共党内很多官员在中国改革的特殊环境中，训练养成了当“两面人”的超强本领。其实，在老百姓眼里，过去骂国民党“入党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改革后早被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化腐朽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年来在中国由“精英联盟”主导、主流媒体操控的意识形态阵地，已经出现公然违反宪法、挑战国基，助长去党化、去马列毛化、去社会主义化、去爱国主义化，甚至企图脱离、取消和胁迫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且不说十八大前主张推进经济私有化、反对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帜与论的鼓噪甚嚣尘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代表人民意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不能丢，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强调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强调在方向问题上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来自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系列切中时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长期以集中统一着称的政党领导集团乃至官方主流媒体中竟然几乎听不到什么态度鲜明的积极回应，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视、封杀、片面取舍和扭曲宣传，与人民群众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拥护形成了明显落差。一些党政官员和主流媒体还在顽固地吹自己的号、唱十八大前的调，只愿讲改革必要，不愿谈改革方向，连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热衷高喊“宁要有风险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片面口号，甚至有人还在咬牙切齿地叫嚣，改革必须“攻坚”，要“杀开一条血路”。“杀血路”这种话简直比“文革”还厉害，真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几百的利润，就连杀人屠血的胆气都来了!试问，在中国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公开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加入WTO成为世界经济大家庭成员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谓“红利”分配已极度失衡、人民呼唤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对象，还要再攻哪个坚，杀谁的血，开什么路?

　　其实，苏联解体的结果完全说明问题。大卫指出，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像这样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国已不稀奇，依靠权力贪腐和通过改制化公为私，鲸吞侵占国家财产造就的大鳄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惊世骇俗。如果说在苏联，“精英”们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变革，为经济占有关系的根本转变开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国，“精英”们不过是用更聪明更平滑的办法，先不动声色地推动经济占有关系的实质性转变，然后致力于用这种经济转变逼迫政治制度根本变革，进而达到全面复辟私有制、把贪公肥私的果实装进保险箱的目的。就像大卫所揭露的，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的，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只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那些公开宣称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高明的。可见，“只讲改革不讲方向”，不是中国“精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争论”，而是由于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类，包藏着的私欲和祸心见不得阳光。

　　顺便澄清一下，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他强调“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准”的标准就是“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是个大前提。对看准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事，领导就要胆子大一些，“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强调依靠实践来检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说到底，还是实事求是、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

　　可是中国的这些“精英”们偷梁换柱、断章取义，不讲前提地把“不争论”绝对化，实际上他们已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的大前提偷换成“精英”所代表的私利企图，把对领导层面的“不争论”要求偷换成不许群众质疑争论。他们其实也不要实践检验，根本不允许党和人民对长达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进行功过得失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他们以“不争论”为理由，以反“文革复辟”为大棒，对改革搞事实上的“两个凡是”，即认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律不许纠正。固然，实行改革这个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经得起实践检验，但不等于以改革名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好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让实事求是打开的改革之路，走向实事求是的反面，这正是“精英”改革对人民改革的反动。

　　怎么办?要从意识形态抓起，大力建设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首要是反修，即抓内部原因;其次才是反帝，即抓外部原因。外部原因总是通过内部原因起作用的，对于一个核大国，内部没有修正主义的策应，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否则，一定要走到苏联“背叛人民”、“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的悲剧路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