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习仲勋 习仲勋，新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西北红色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因刘志丹的弟媳喜欢当作家，弄了一部《刘志丹》的小说，他被不自觉地牵进去，而后“是鬼不是人”的康生发明了一句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上当，信之。于是习仲勋就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后来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为首人物之一，遭到迫害，被审查批斗。1965年秋被撤职，贬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开始时又被抓起来……1978年，他与夫人齐心千方努力，冤案终于平反…… 同年，他接起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全面工作）的担子，主管祖国的南大门。这时，他已65岁了。过去整整17年的光阴，人生的黄金岁月在铁窗中度过、在铁锤声中度过、在心灵滴血中度过。他决心把有生之年献给党，献给广东人民。 这年的四月，正是南方的雨季。他冒着霏霏小雨，步下白云机场，踏进祖国的南大门走马上任了。他双手轻轻拢着被海风拂乱的灰白头发，从容地走下机舱…… 他深深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百废待兴的祖国南大门需要他这个65岁的老头去打理…… 一 上任前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接见了他，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的重要性。 他曾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弘的气度，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的深情厚意，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根本无暇兼顾广东的工作。因此，是叶剑英提议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老将”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的。 中央领导一再叮咛，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你责任重大啊！ 习仲勋刚上任不久，叶帅到广东视察，听了他对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又给予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习仲勋刚到广东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接替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原任的第二书记由杨尚昆接任。王全国等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广东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思想，分清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叶剑英与习仲勋在机舱门口，向前来送行的同志挥手告别 通过解决真理标准问题，中共中央便大抓“文革”期间及此前“左”倾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 在抓平反冤假错案中，习仲勋重点抓了几宗大案，体现了他的智慧、胆魄，博得了广东人民对他的佩服和崇敬。——处理了海丰县迫害彭湃烈士母亲和亲属的惊天大案。海丰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 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文革”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污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90岁的母亲，把彭湃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的侄儿彭科、彭竟等同志，把彭科砍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160多人死亡，伤3000多人，还搞掉红宫、红场。据习仲勋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当时我同县委谈这个问题，叫不叫他们来。有的同志怕他们来了听了会自杀，我说让他们来，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① 通过彻底清查，彭湃被诬为“叛徒”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对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亲属的洪某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交专政机关依法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某也由专政机关逮捕，依法严惩。 ——为“李一哲”案件平反。1974年11月10日，广州美院青年教师李正天和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用67张报纸抄写。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整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对全国人大提出了要求和“期盼”。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再加海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多次接见李正天等人。通过与杨尚昆、吴南生等领导一致努力，终于弄清事件真相，为这一事件彻底平反。 ——复查平反“反地方主义”案件。建国以后至“文革”前的17年，由于受极“左”的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不少干部受到打击，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受处理的是原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以及全省七千多名地方干部。第二次是1957年，受处理的是省委书记、副省长冯白驹和古大存。因此案受到批评的有省委书记尹林平，受到处分的还有省委常委云广英，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冯燊、王维等人，全省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到批判的省委委员17人，77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的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或降级的处分，广州、海南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习仲勋到广东后，亲自处理这一案件，排除各种阻力、弄清历史，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冤由、真相，统一省委班子内部认识，于1979年8月17日以省委名义，向中央报送《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并附上省委准备下发的《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上报批准。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习仲勋深入田间调查研究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广东省委，同意上述请示和复查通知，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广东省纪委经过半年多的复查，于1980年6月17日，向省委递交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习仲勋和省委同意省纪委的复议报告，并于1980年10月29日，以粤发[1980]102号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纪委，提出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案予以平反。这个报告虽然撤销了“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帽子，但还保留冯白驹“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古大存有“片面情绪和右倾情绪”，“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是必要的”等提法的尾巴。广东地方干部对留这个尾巴并不满意。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及其他亲属认为不能接受，继续向省委、中纪委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 那时，习仲勋已调离广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他仍十分关心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他在北京多方疏通、做工作。在陈云、黄克诚和习仲勋等人的关心推动下，中共中央终于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和人民是有重要的贡献的。”② 经复查，一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处分的有1222人，其中属于中央、省委管理干部126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集团性的案件。③后来，方方“地方主义”一案经过复查，中共中央也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这宗历时40多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终于彻底平反。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对此评价说：“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④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复查了改正错划右派案件、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落实华侨政策、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受到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 二 标本兼治，刹住“偷渡外逃风”，也是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一个重要政绩。 据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6万人次，逃出14.68万人。最严重的1962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万人次，逃出3.97万人。1978年至1979年上半年，广东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国家派了边防部队阻挡，但防不胜防。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马上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仲勋看了心里很难受。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回到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所看看。在收容所里，他问一个外逃者：“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当家作主人。你们为什么要逃到香港那里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者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临别，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对方苞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通过这场走访，习仲勋思想深处受到极大的震憾，他决心彻底解决广东的逃港问题！ 他首先通过开展全省从省委至全省党员队伍的整风，从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统一了全省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使大家从“文革”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中迅速转移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转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而后，他像老中医一样，给“逃港风”下了两剂药。一是治标。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带着省委其他领导人到逃港风严重的惠阳、汕头等地制订有关防范措施，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和香港工委配合，争取香港当局于1979年10月28日出台有关条文和措施。主要有：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者很大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了。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数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二是治本。习仲勋带领省委一班人和全省各级党委，大抓经济建设。首先大抓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土地承包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打农业翻身仗，使全省农业生产大丰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基本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农业发展又推进了乡镇企业发展，同时鼓励对外贸易，对外加工，三来一补企业也发展起来，城乡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不上两年，农民有吃了，收入增多了，到处都可以听到欢声笑语。在饶平县考察时，当听到饶平县委副书记黄松江汇报了他们开发山区，林、粮间种，“一手抓了两条鱼”的经验时，习仲勋高兴地说，这样做很对！我们就是要开发山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广东两年，习仲勋和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东农村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在1979年增产21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达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农村开始出现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 从此，“逃港风”几乎销声匿迹了。这都凝聚着习仲勋和广东省领导的心血。 三 1978年四至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考察经济，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由国家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和办公厅主任李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30余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了西欧五国（即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为期一个多月……另一路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再一路由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派出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4月10日至5月6日，该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考察经济迅速发展的奥秘，吸取有效经验。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领导人介绍他们在港澳地区实地考察经济的情况，引起广东领导人的很大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两地的农业，从“以粮为主”逐步转至“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业，开辟旅游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等。 对如何搞好广东对外开放苦苦思索的习仲勋，终于受到极大的启发，他思路打开了，思想更解放了，他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考察组回京后，写出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上报中央。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济，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口头汇报，同意其建议，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是从这时开始萌芽的。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谷牧的详细汇报。随后，邓小平单独听了谷牧汇报出访的情况，他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明确指出：（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中共中央、国务院郑重地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决心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推动经济建设，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中央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明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这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决执行，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王全国的出访汇报。6月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中央领导在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规划要点》时的指示。1979年1月初，为了落实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并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和省建委副主任吴健民分别任二市的市委书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地、市、县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会议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从2月3日起，习仲勋、杨尚昆等省委领导带领工作组陆续分赴各地、县、市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并就地进行调研。省委书记吴南生按照省委分工，率领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他见到汕头落后面目，心潮澎湃，不顾感冒发高烧，连夜向省委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贸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晚上，习仲勋到他家中，两人高兴地交谈了很久，从平反谈到经济。3月3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听了吴南生的汇报。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当时常委们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⑤ 4月初，广东省委拟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汇报材料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薄弱环节，请中央大力支持和帮助；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建厂。建议运用国家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的石、达濠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订出有关规章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⑥ 4月2日，省委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汇报材料，统一了对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因一时还定不下来，叫“贸易合作区”。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习仲勋和王全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了上述要求和建议，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想，是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深思熟虑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初，习仲勋带领省委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根据中央指示，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带着国务院6个部委负责干部赴粤、闽进行考察。习仲勋等进行了全面汇报。6月6日，省委根据谷牧的意见，对原文件进行修改，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和灵活政策，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 中央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春意盎然的生机……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还不上三年，但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领导广东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创办经济特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 注释： ①《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恢复名誉的通知》，1983年2月19日。 ③省委纪委：《关于复查历史遗留案件情况的汇报》，1981年6月20日。 ④访问吴南生访谈记录，2004年7月7日。 ⑤吴南生谈话记录，2000年5月3日，6月3日。 ⑥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充分利用广东省有效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979年4月1日。 主要参考书目：《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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