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

编注：该文原载乌有之乡，其中批判温州模式和广东模式部分有参考价值。对重庆模式的赞赏也可供参考。重庆模式的出现，确实给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在目前条件下，对于马列毛左派的发展利大于弊。但是应当指出，到目前为止，重庆模式在基本的经济政策、经济基础方面没有创新。重庆能够有条件搞一点改良，经济上是有偶然性的。如果不调整经济基础，不真正触动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不要说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资产阶级改良也搞不下去；重庆模式将无法推广，甚至在重庆最终也将落得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下场。该文在讨论完上述各个模式后，又特意加上一段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与普世沉船派都会导致国内动乱，引起帝国主义干涉，民族分裂、国家灭亡。该作者需要补一点党史课和历史唯物主义课。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多数编辑坚决反对打着“民主革命”旗号、形左实右的假革命派。但是必须指出，人民要不要革命，国家会不会“乱”，从来不是谁“主张”出来的，而是现实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如果有人坚决不愿意悬崖勒马，而是死心塌地要把资本主义道路走到底，对内坚决搞私有化，对外坚决投降美帝，终于造成“大地象陶轮一样反转过来”（古埃及史书对奴隶起义的叙述）或者“扶犁黑手翻持笏”（黄巢起义时地主阶级对起义军的诬蔑语）的局面，那么能怨谁呢？

原标题：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到重庆模式

作者：博采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用总设计师的话说，叫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由“温州模式”到“广东模式”，再到“重庆模式”的发展、变迁。这个发展变迁与众说纷纭，堪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

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模式”，有三来一补的“珠三角模式”，内引外联的“晋江模式”，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资本主义的“深圳模式（广东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庆模式”，等等。但影响最深，示范效应最大的莫过于温州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

“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彻底市场化”、“与政府的政策博弈”，它的实质就是靠民间商人的逐利动机配置社会资源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温州商人始终立足于老百姓的需求做生意，不是跟着政府指导、被‘计划’引路。其次，温州商人始终在与政府的政策博弈，有自己的生意经和投资经。最后，温州商人是从实业起步，逐步聚焦到金融”。这个模式在浙江、福建地区被广泛采用，其经济发展之迅速、民间财富之巨大，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流学者赞叹不已。希望能将温州模式改良、推广，以解决全国的发展问题。“之所以有温州模式，恰恰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温州始终是彻底市场化的区域，是一个参照系。”（王巍《我们救温州还是温州救中国》中国企业家网）。

温州地区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交通条件差，没有机场、铁路，只有一条通上海的水路和一条104国道与外界相接。而且乡村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温州的集体经济一直没有起步，而家庭经济和自发手工经济则一直在顽强地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发展的非农产业自然选择了家庭企业的形态，靠手工生产技术简单的小型产品，并大力推销。1982年，温州当地个体工商企业就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以低廉的成本，契而不舍、不择手段的营销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称其为“蝗虫大军”。个人发财欲望带动了强大的经济潮流，一个小小的纽扣，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纽扣市场。此后一个个小商品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温州迅速成为资金汇流的热点。

这股以个人发财欲望掀起的经济大潮，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色彩。这与当年“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一拍即合，其结果就是假冒伪劣盛行。“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种“急功近利”与“有水快流”的合流，必然形成把低成本扩张建立在肆意污染环境和剥削工人的基础之上，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据2001年丰、枯水期两次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温州全市内河河网没有发现优于Ⅲ类水的河段。主要污染特征因子为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亚硝酸盐氮等（见温州市水文站刘捷等《温州市河道水环境污染状况与防治对策》浙江水利科技 2007年第4期）。浙江11个地级城市的灰霾记录，临海的温州，年均灰霾天数为24天，仅比内陆的杭州少1天。2010-12-20日，浙江日报《温州整治污染物排放吹响“水陆空”集结号》说，“温州的雨怎么会是酸的、温州的水不再清了、温州的蓝天变少了”。

浙江工商大学张仁寿在《温州模式研究》中这样描述温州模式：“温州走的是一条内源性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先在国内发展区际贸易，再开拓国际市场；先开拓产品市场，再发展要素市场，然后到全国各地和境外投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典型道路。“小商品、大市场”使温州资本家可以从全省、全国范围内汲取利润，随着资本的积累，其牟利的视野扩大到全球。温州的实践证明，温州模式建立在外部利润源的基础上，四川是温州外部利润源的明显例子。“目前，在四川的温州人有12万之多，他们经商的足迹踏遍成都、绵阳、德阳、自贡、广元、乐山、凉山等地。大到水电站的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中到服装、鞋类、家用电器、小五金等产品的生产和印刷包装业的经营，小到纽扣、拉链、眼镜、打火机、剃须刀的销售等，温州人的生意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四川省温州商会1997年11月11日成立时，会员企业仅有700多家。如今，这个民间商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拥有14家地市级温州商会、12个直属行业分会、1万家会员企业的特大型商会组织。在成都，他们的直属行业分会已细分至印刷、机电、鞋革等12个行业。放眼巴山蜀水，四川省温州商会的会员之多、网络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均为四川之最，是外地人在四川形成的最大的“商业部落”。而在温州当地媒体看来，四川省温州商会又是温州人‘在外成立的规模最大、区域最广、会员最多的温州商会。’”（王雪娟等《温州商帮：12万大军“西征”四川》成都日报200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