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口疲软以及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除非能够推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增长将长期放缓。
在可预见的未来，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中国很可能将会通过迫使银行进行不盈利的业务，避免对于资产负债表清理和供应方整合十分必要的企业破产。这一举措将抑制经济发展。
财政或货币激励无法恢复增长。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将会进入过剩的低效率高通胀的政府固定投资项目。
201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5000美元。这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是OECD国家收入水平的十分之一。在人均收入达到15000美元之前，中国有潜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愿意接受痛苦的改革以完全实现中国的潜力。
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地方政府手中。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并没有过高。据2011年10月的报告，国内信贷65万亿元，占GDP的145%。这一数字本身并不是很高。但是，银行系统的表外资产以及正式金融机构外的借贷活动会大大增加中国的负债程度。金融机构总资产约为GDP的2倍。中国官方确认的金融资产约为GDP的2.6倍。这两个数字表明金融系统外的借贷规模相当大。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很可能超过GDP的200%。
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集中是个大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通常是收入的3倍，有些地方超过了10倍。很多沿海乡镇企业的债务是当地GDP的2倍还要多。如此高的杠杆率是很难持续的。这两个部门很可能都无法还清债务。
企业债务通常会变成房地产投资，最终又会变成地方政府收入。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的收入将面临很大压力。这将增加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难度。
然而，无力还债并不会导致破产。近来的趋势表明，尽管地方政府和企业无法偿还债务，银行还是会继续贷款。
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所主导的过度投资已经成为中国支持其需求的主导力量。由于债务积累，用新债务开展更多的投资已经成为保持正流动性的惟一选择。这种骑虎难下的态势导致中国经济与投资的关联性越来越强。
2001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25%。2006年这一数字猛增到了43%，2010年达到60%，预计2011年为65%。过去十年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GDP增长四分之三。这一趋势是疯狂的。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供应驱动的，亦即始于政府项目。相关政府随后就会用其掌握的各种途径增加收入。由于对政府权力不加限制，家庭部门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压榨盘剥。高房价、通胀、税收和各种收费都是为了给政府项目融资。
中国的灰色收入占GDP总量的十分之一。大部分来自固定资产投资。这种从民众到少数精英的收入再分配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何况，不少大规模投资仅仅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实在经受不起如此大规模的浪费。 （本文原载财新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