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代共产党人热血会付之东流？！ ——“十月革命道路”失败的重新省思 2014年元旦 社 论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 苏共亡党亡国，克里姆林宫红星陨落，这是中国共产党至今只要一回味就难免心有余悸的重大事件。可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因成王败寇住进中南海或住进秦城的，主流的或边缘的，毛派或邓派，……，就真的从中悟出深刻的教训来了吗？ （一） 随着2014年元旦钟声的响起，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的落幕。刚刚过去的这一场毛泽东冥诞纪念，中国官方的纪念与民间的纪念却是分裂的。官方一再压低纪念规格，做得就像一件不得不应景的例行公事；民间则借毛泽东那让官方无可否认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来尽可能地凝聚声势宣泄对官方的不满。官方纪念毛泽东，是欲彰显和展示自己登上大位的正统与法统；民间纪念毛泽东，则是怀念和憧憬老百姓对名为公仆实为老爷们的造反和惩罚。这种纪念的分裂，在在说明，存在着一个官方版的毛泽东和民间版的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就曾表达过他今后既可被右派利用、也可被左派利用的意思：“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无独有偶，列宁当年在与考茨基论战“国家与革命”时，对于已经逝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也说过类似的话。 据说，朝鲜则在中国低调、甚至打压民间纪念毛诞120周年时，高调发行了“文革中的毛泽东”邮票大全套16枚。这一套在中国早已绝版了的“毛泽东文革形象邮票”，在邮票市场上的价格已达百万（人民币）之巨。朝鲜这一次将中共讳莫如深的毛泽东文革形象邮票，直接拿过来仅改票上中文为韩文就原样出版，不啻可视为与今天的中共对着干了。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国际共运中的中苏大论战。现在，只需将当年中国共产党自己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的称谓稍加改动，直接译成韩文拿来发表，即可成为今天坚持“反修防修”的朝共（劳动党）射向中共的一支支利箭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倒是，当年中苏大论战的中方操刀手，却正是后来的“中修”头目邓小平。这位不折不扣的“中国赫鲁晓夫”，八九年在代表中共与苏共正式和解时，曾不无尴尬地对戈尔巴乔夫说道：“当年我们双方都说过许多废话和空话！”固然，这是邓在为自己找楼梯下，但反过来看，此时此刻的邓小平，只要将他自己当年反驳过的那篇苏共“公开信”中的称谓稍加改动，直接译成中文来发表，不就正好可成为当时中方“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而何须乎抓破头皮就只想出个不伦不类的“摸论”来呢？ 当然，在邓氏对戈氏说过那一番话之后不到一年，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就不复存在了。所以，那时被视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和解”，还没有显出其意义就已走入了历史。但是，从国际共运中这种一再重复的“五十步笑百步”的现象——譬如：今天的朝共“笑”中共，当年的中共“笑”苏共，或再早些年的苏共“笑”南共，等等——来看，其所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大趋势，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将视野再放开阔一点，联想到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过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的潮流，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前天，苏共指责南共是“修正主义”；昨天，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今天，朝共又指责中共是“修正主义”了。还有更早，当年列宁指责整个第二国际阵营是“修正主义”。正像今天中共党内的倒薄派与挺薄派，或国际上的朝共与中共，都可以找到毛泽东的话来为己所用一样，当年的中苏大论战，以及苏共党内的托洛茨基等与斯大林的论战，也都可以找到列宁的话来为己所用。还有，在那之前，列宁与考茨基的论战；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论战，难道不都可以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为己所用吗？ 在所有这些“大论战”中，双方都少不了指责、或被指责、或相互指责为“背叛”的。如今天有指责背叛“马列毛”的；昨天有指责背叛“马列”的；前天则有指责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论属哪一种“背叛”，却又都统统离不开一个归根溯源的马克思主义。 在过去的一个半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已无远弗届，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主导或引起了世界政治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回顾世界近、现代史上这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实践变化和理论变化，那么，究竟何谓“发展”，何谓“修正”，何谓“教条”，何谓“结合”，又何谓“背叛”呢？ （二） 从一般意义上说，既然“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统一的科学。” （马克思语《马恩全集》第42卷 P.128）；从特殊意义上说，既然世间万事万物千姿百态、互相区分的内在根据正在于各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那么，是否修正、违反、背叛或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就应当如同任何自然科学一般，以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为评判准绳，并在此公设前提下以实践结果为据吗？ 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呢？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谈到马克思一生中有两个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列宁则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当时欧洲先进文明的三大源流：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并将其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无论从恩格斯的论述还是列宁的论述中，均一丝一毫也看不出有后来的苏版“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教科书中，所传达出的那种所谓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或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并列关系这样一层意思。 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而列宁则是这样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请看，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其他譬如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等等，则都是派生的；而列宁则强调了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入唯物论而创造出来的唯物史观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地位。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是历史唯物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历史唯物论在政治学中的应用。而作为应用科学，它们的任何论断和结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以特定的时间、空间为转移的，都是随着人类实践-认识的广狭深浅而可以、也应当不断发展和修正的，从而都是不得以任何教条的方式对待的。 而唯有特定科学的质的规定性，却与该科学本身同在。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以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设计上出了错误，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不见得就要推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而唯有历史唯物论，才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其它任何形形色色的学说区分开来；也只有历史唯物论被证伪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被证伪。 因此，结论便自然而然地出来了：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论，也只有历史唯物论，才是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于是，无论是当年考茨基指责伯恩斯坦，还是后来列宁指责考茨基；无论是当年铁托指责吉拉斯，还是后来斯大林指责铁托；无论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还是后来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无论是当年邓小平批判毛泽东（“四人帮”），还是后来金日成批判邓小平，……等等、等等，对于国际共运中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就统统应当用唯物史观这同一把尺子来最终衡量了。 明乎于此，才会明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剥削理论、私有制理论、或公有制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或社会主义理论，……，倘若其脱离开了唯物史观这个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既定公设或公理，那么，它们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就会骤然变得模糊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些“次级”理论、概念、术语、提法，甚至词儿，……，便统统无不可以被用于各种或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了。 （三） 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失败，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革命最终都走进了这样一个的死胡同：在执掌政权的原革命阶级内部，均无可避免地产生出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在苏联如此，在东欧如此，在中国如此，在朝鲜亦如此。如今，在朝鲜这种号称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然敢面对全世界，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搞起了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血统世袭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将阶级划分，简单地搞成“划（血统）成分”；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庸俗的“血统论”，则是早有其传统的。今天中共官场那种“还是我们自己子弟靠得住”的接班潜规则，那种直系血亲与旁系姻亲在政权系统的泛滥，那种肆无忌惮的“拼爹”、“拼爷”，就正是对在文革中曾受到批判和抵制的“血统论”的直接承袭，它所表现出来的小农意识的丑陋与落后及对“巴黎公社精神” 的彻底背叛，与朝鲜相较，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而已。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曾对夺得政权的共产党蜕变为官僚特权剥削阶级，是有相当警惕的。 不能不承认，列宁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钻研得相当深入、理解得相当透彻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但是，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武库中，却并无落后的东方如何革命、尤其是如何进行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大块。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列宁当时身兼新社会的理论创新人、战略家、设计师和工程师这多重角色。因此，列宁不仅一般地也如任何伟人一样不可能超出其时代的局限，而且还特殊地受困于“第一个”探路人的局限。不过，从列宁早年与俄国民粹派的论战中，便毫不含糊地提出“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来看，即可知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和理论修养那时即已相当高。然而，作为理论家的列宁和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却往往不能直接等同，尤其在历史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就更是如此。列宁晚年，不仅一退再退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最后病重期间，他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官僚化的现实危险。于是他口授了后来被称为列宁遗嘱之一的《怎样组织工农检察院》，文中特别嘱咐，必须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挑选中央监察委员。可惜列宁英年早逝，年仅54岁。或许，整个国际共运，至今都在吃着列宁英年早逝的亏。 列宁的这种直接与底层劳动人民心灵相通、直接从工农群众中吸取政权新鲜血液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文化大革命中，从党的副主席到国务院副总理，都有直接从基层“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邓小平嘲弄语）。至于毛泽东时代倡导和实施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乡下去”，……等等平民化措施，今天看来就更是恍若隔世了。 诚然，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这种“反官僚化”的探索，均以失败而告终。现在看来，就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们都不适当地排拒了整个人类文明中那作为特权文明天敌的资本主义文明，而老是想另辟蹊径，欲速不达，从而不期然地导致了那在本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皇权旧社会文明，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外衣下的堂而皇之大复辟。 是的，作为后来者，我们今天似乎轻易即可找出列宁、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和“错误”。可是，如果你明白，科学理论并不直接就是工艺图纸；如果你明白，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曾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犯过急性病；如果你明白，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中，几乎根本就缺了东方落后国家革命这一大块；如果你明白，迄今为止，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功地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夺得政权后，究竟该如何遵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迄今还是一大空白，那么，你就应当明白，列宁与老泽东，从而老一辈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所走过的那深一脚、浅一脚的密密麻麻的脚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了。 邓小平路线，从而今天的中国，固然摈弃了毛泽东时代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文明敞开了一个口子，由此也带来了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明显的进步；但同时，它不仅承袭、并还大大强化和恶性膨胀了在毛时代一直想革除、却又总是革除不了的官僚特权弊端，从而使得如今中国官场的腐败和黑暗简直是登峰造极和触目惊心。 所以，尽管今天习近平和王岐山还在忙不迭地当他们那杯水车薪的救火队长，但今天中国问题——不，一切“十月革命”模式政权——的要害，质言之，就还是中国共产党在引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还敢不敢、愿不愿和能不能再进一步，主动地去引进并驾驭那条被称作“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的怪兽。这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语言来讲就是：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夺得政权的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如何遵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必然性，在继续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远大方向的引领下，脚踏实地领导或主导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以防止封建宗法皇权文明旧社会复辟的问题。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在胜利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后，还要领导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新型资本主义制度建设，这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而言，迄今都还是一个彻底的空白。“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之所以无法填补这个空白，就在于，它忽略或刻意回避了：1）在东方落后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孕育，社会主义文明将无从发生；2）现代历史中的东方版“社会主义”，早已成了封建宗法特权专制文明猖狂复辟的一块遮羞布。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尽管中国的反宪派，不过是那复辟了的封建宗法特权文明的吹鼓手，但它从另一极而指出的社宪派只知主打宪政中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而不敢旗帜鲜明地亮出其宪政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旗帜，则是不无道理的。 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对苏共、中共的变质变色而痛心疾首的列宁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今天就是要旗帜鲜明地高扬资产阶级宪政民主革命的旗帜。因为，事实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如有必要，中国很可能还需要进行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可能还需要重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正因为即使发生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党，将仍然必不可免地还会面临如何对待整整一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因此，当前的重中之重，就自然而然落脚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关节点上了。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今天若不根据自身的失败和整个苏东共产党人的失败，痛定思痛，回到唯物史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如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又领导或主导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的制度建设、并以此来抵御封建宗法特权专制文明的复辟，进而一步一步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孕育出更高时代的社会主义文明，那么，数代老一辈共产党人洒下的热血，就难免不付之东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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