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宁 1917年1月9日[22日] 青年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纪念“流血星期日”十二周年，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一天看作俄国革命的开端。 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信仰上帝、忠于皇上的人——在加邦神父的率领下，从城内各个地方前往首都中心区，前往冬宫前的广场，以便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工人们举着圣像前进，而他们当时的领袖加邦已经上书沙皇，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请求他出来接见人民。 军队调来了。轻骑兵和哥萨克挥舞军刀扑向人群，开枪扫射跪下来央求哥萨克放他们过去谒见沙皇的手无寸铁的工人。根据警察局的报告，当场死了1000多人，伤了2000多人。工人的愤怒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的大致情况。 为了使你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不妨把工人的请愿书念几段给你们听听。请愿书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住在彼得堡的工人，特来求见陛下。我们是些不幸的、受到侮辱的奴隶，我们备受专横暴政的欺压。当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工作，请求我们的厂主哪怕是给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厂主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也像全俄国的人民一样，没有一点人权。由于陛下的官吏之故，我们已变成了奴隶。” 请愿书列举了下面的要求：实行大赦，实现舆论自由，发给正常的工资，逐步把土地转交给人民，根据普遍的、平等的选举召开立宪会议。请愿书最后写道： “陛下！请不要拒绝帮助您的人民！请消除陛下和人民之间的隔阂吧！请陛下降旨，并宣誓实现我们的请求，那时陛下将使俄国变成一个幸福的俄国；否则，我们就准备死在这里。我们只有两条道路：不是自由和幸福，就是坟墓。” 现在人们读这份由神父领导的没有文化教养的工人的请愿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人们不禁会感到，这份天真的请愿书同那些想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清谈家的社会和平主义者目前作出的各种和平决议，颇为相似。革命前俄国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沙皇是一个统治阶级即大地主阶级的首脑，这些大地主已经同大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准备用一切暴力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垄断、特权和利润。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总想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自居——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期待正在进行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来实现“民主的”和平，正如以为通过和平请愿能推动血腥的沙皇实行民主改革的想法一样，是非常愚蠢的。 尽管这样，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伪君子，他们企图通过心平气和的劝说使人民脱离革命斗争；而革命前俄国没有受过教育的俄国工人，却用事实证明了他们是正直的人，他们第一次觉醒过来，开始具有政治觉悟。 而1905年1月22日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他们开始具有政治觉悟并且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当时俄国自由派的领袖彼得·司徒卢威先生在“流血星期日”前两天这样写道，他那时在国外办了一个自由的、秘密的刊物。在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傲自大的和愚蠢透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领袖看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国家能够产生革命的人民，这种想法是荒谬绝伦的！当时的改良主义者正如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深信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革命！ 1905年1月22日（俄历9日）以前，俄国的各革命党派都是由很少的一群人组成的，而当时的改良主义者（也正像现在的改良主义者一样！）骂我们是“宗派”。几百名革命组织者，几千名地方组织的成员，每月最多不过出版一次的半打革命小报（这些小报主要是在国外出版，经过重重困难，付出重大代价，辗转寄到俄国），这就是1905年1月22日以前以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俄国各革命党派的情况。这种情况就给既目光短浅又目空一切的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理由，断言俄国还没有革命的人民。 但是，在几个月之内，情况就大变了！几百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突然”增加到了几千名，这几千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又成了两三百万无产者的领袖。无产阶级的斗争在5000—10000万农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风潮，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革命运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军队的响应，又引起了军人的起义，并且使得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于是这个拥有13000万人口的大国就陷入了革命之中，于是这个昏睡的俄国就变成了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俄国。 必须研究这次转变，了解它的可能性，它的所谓方法和道路。 这次转变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群众性的罢工。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它直接追求的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能够直接达到的目的，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大量的贵族大地产，即1792年和1793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大部分已经实现了的一些措施。 俄国革命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是运动的领导力量和先锋队，而且还因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种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前进中的最突出的现象。 俄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起了非常巨大作用的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伟大的革命。是的，如果不根据罢工的统计材料来研究俄国革命的种种事件以及革命的政治形式更换的基础，那就永远也不能了解这些事件以及政治形式的更换。 我很清楚地知道，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是非常不适合作口头报告的，是会把听众吓跑的。但是为了使你们能够估价整个运动的真正客观基础，我还是不能不引证几个化成整数的数字。俄国在革命前10年内，罢工者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3000。所以在革命前整整10年里，罢工者的总数为43万。1905年1月，即革命的第一个月内，罢工者的人数为44万。这就是说，在仅仅1个月之内就比在过去整整10年中还多！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和德国，都没有发生过像1905年俄国那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罢工者的总数为280万，比工厂工人总数多一倍！这当然不是说，俄国城市工厂工人比他们的西欧弟兄教育程度更高、更有力量或斗争能力更强。其实恰好相反。 但是，这表明无产阶级的潜力是多么巨大。这表明，在革命时期——根据俄国历史上的最确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说——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这表明，人类直到1905年还不知道，当要真正为了伟大目标而斗争、真正革命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会增加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了不起的程度！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最英勇不屈、最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正是雇佣工人的先锋队，雇佣工人的精华。工厂的规模愈大，罢工就进行得愈顽强，在同一年内罢工的次数就愈多。城市愈大，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也就愈大。在工人觉悟程度最高和人数最多的三个大城市——彼得堡、里加和华沙，罢工的人数，按工人总数的比例来说，要比其他一切城市的罢工人数多得多，更不用提农村了。[2] 俄国的五金工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概也一样——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教益的事实：在1905年，俄国全国每100个工厂工人当中，罢工者有160人次。而在同年，每100个五金工人当中，罢工者有320人次！据统计，在1905年，每一个俄国工厂工人因为罢工平均要损失10个卢布（按战前汇率，约合26个法郎），可以说这是为了斗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只拿五金工人来说，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数目就要比这大两倍！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动摇者，唤醒沉眠者，鼓励软弱者。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只有把这两种罢工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如果被剥削的广大群众不是每天都直接看到一些例子，说明各个工业部门的雇佣工人怎样迫使资本家立即直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要把这些群众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使全俄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只是到这个时候，农奴制的、沉睡不醒的、宗法制的、虔信宗教的、恭顺的俄国，才真正从自己身上抛掉了旧亚当[3]；只是到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 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的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也装模作样地谈论“教育”群众，那么他们所谓的教育通常是指摆出一副老师架子，搞学究式的东西，腐蚀群众，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偏见。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因此，甚至连反动派也不得不承认，1905年这个斗争的一年，这个“疯狂的一年”，把宗法制的俄国最终埋葬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1905年罢工斗争时俄国五金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对比情况。五金工人是工资最高、最有觉悟、最有文化的无产者。1905年，俄国纺织工人的人数，比五金工人多一倍半以上，他们是最落后的、工资最低的群众，他们往往还没有同自己在乡间的农民家庭完全割断联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非常重要的事实。 在整个1905年当中，特别是在年底，五金工人的罢工表明，政治罢工超过了经济罢工。反之，我们看到，在纺织工人当中，1905年初，经济罢工占压倒优势，只是到年底才转变为政治罢工占优势。因此，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必须使工人的先锋队不要把阶级斗争理解成为少数上层分子谋利益的斗争，如同改良主义者经常蒙骗工人的那样，而要使无产者真正成为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引导这大多数人本身参加斗争，如同在1905年的俄国曾经发生的情形那样，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无疑应当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情形那样。[4] 1905年初，在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巨大浪潮。同年春天，我们看到第一次大规模的，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农民运动已在俄国兴起。这个转折具有什么样的划时代的意义，只有记得如下情况的人才能了解，这种情况就是：俄国的农民只是在1861年才摆脱了最恶劣的农奴制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生活极其贫困，受地主压迫，被神父愚弄，由于相隔很远，交通几乎完全闭塞，他们互相不通往来。 1825年俄国第一次发生了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几乎全是贵族[5]。从那时候起，到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恐怖分子刺死时止，站在运动前列的都是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表达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却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他们被赶出彼得堡之后，常常回到农村，向自己的农村同志们讲述那已经烧遍了城市的、既反对资本家也反对贵族的烈火。在俄国农村中出现了新型的人——青年农民，即所谓“有觉悟的人”。他们同“罢工者”联系，他们读报纸，向农民讲述城里发生的事件，向农村的同志们解释政治要求的意义，并且号召他们去进行反对贵族大地主、反对神父和官吏的斗争。 农民成群地聚集起来，讨论自己的处境，逐渐地加入了斗争：他们成群结队地起来反对大地主，烧毁他们的邸宅和庄园，或者抢劫他们的财物，夺取他们的粮食和其他的生活用品，打死警察，要求把贵族的土地即大地产转交给人民。 1905年春天，农民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所波及的县份还只是少数，即1/7左右。 但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和农村农民运动的结合，已足以动摇沙皇政府最“牢固的”和最后的支柱。我指的是军队。 海军和陆军中的军人起义开始了。在革命时期，每次罢工运动和农民运动浪潮的高涨，都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军人起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起义就是黑海舰队“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的起义。“波将金公爵号”铁甲舰落入起义者手中之后，参加了敖德萨的革命，这次革命失败后，曾企图占领其他港口（如克里木的费奥多西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康斯坦察投降了罗马尼亚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