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我来跟你们详细谈谈黑海舰队这次起义中的一段小插曲，使你们能够具体了解事件发展到高潮时的情况： “革命的工人和水兵举行会议，这些会议日益频繁起来。因为不准军人参加工人的群众大会，所以工人就成群结队地开始来参加士兵的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共同起事的主张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一些进步的连队里选出了代表。 于是军事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有些军官企图在群众大会上发表‘爱国的’演说，可是结果很惨：那些善于争论的水兵迫使自己的长官抱头鼠窜。由于这种办法不灵，便决定完全禁止召开群众大会。1905年11月24日早晨，把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连布置在海军营房的大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厉声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走出营房！违者枪毙！’水兵彼得罗夫从接受命令的这个连里走出来，当众把子弹上了膛，第一枪打死了比亚韦斯托克团里的上尉施泰因，第二枪打伤了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一个军官指挥说：‘逮捕说！’可是大家一动也没有动。彼得罗夫把自己的枪丢在地上说：‘你们干嘛站着不动？把我抓起来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们马上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激烈地要求释放彼得罗夫，并且表示他们愿意给他担保。激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彼得罗夫，开枪是因为走火，对吗？——为了打开僵局，一个军官这样问道。 ——怎么是走火呢？我走了出来，装上子弹，瞄准开枪，难道这是走火吗？ ——他们都要求释放你…… 彼得罗夫终于被释放了。但是水兵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是逮捕了所有的值勤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押送到办公室…… 约有40人的水兵代表商讨了一个通宵。决定释放这些军官，但是不准他们再到营房里来……” 这段不长的描述形象地告诉你们，多数军人起义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人民中间的革命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运动的领袖都是海军和陆军中的那样一些分子，他们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征募来的，他们有高度的技术素养，例如工兵。但是广大的群众都还太幼稚，太温和，太宽大，太富有基督教徒式的情绪。他们很容易激动，只要有一点不平，或者长官态度粗暴，伙食不好等等，都能引起他们的愤怒。但是缺乏坚毅的精神，对任务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只有坚决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战胜一切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推翻政府和夺取全国政权，才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 广大的海陆军士兵群众很容易哗变。但是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像释放被捕军官这样幼稚的蠢事；他们轻信当局的诺言和劝说；这样当局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获得了援兵，瓦解了起义者的力量，最后就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并且把领导者处死。 把1905年俄国的军人起义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军人起义对比一下是特别有趣的。在1825年，领导政治运动的几乎全是军官，即由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的一些贵族军官。当时还是由农奴组成的士兵群众抱消极态度。 1905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的情形却完全相反。当时的军官，除少数人外，不是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情绪，就是具有直接反革命的情绪。而身穿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则是起义的灵魂：运动成了人民性的运动，它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席卷了大多数被剥削者。当时所缺少的东西，一方面是群众缺乏刚毅果断的精神，极容易犯轻信的毛病，另一方面是身穿军装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人还缺乏组织，他们不懂得要掌握领导权，要领导革命的军队并且向政府的权力发动进攻。 顺便说一说，这两个缺点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且会被目前的战争所消除，——这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慢一些，但那是确定无疑的……[6] 无论如何，俄国革命的历史，同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一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无可争辩的教训：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 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每天的经验，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这些国家所经历的每个“小”危机，都小规模地向我们显示战斗的因素和萌芽，而这些战斗在大危机中不可避免地要大规模地反复进行。比如，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冯·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这条九头蛇[7]。”他说得难道不对吗？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所谓最和平、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发生罢工就调动军队，这不是向我们表明，在真正的大危机中，事情会是怎样的吗？ 现在我必须回头谈俄国革命的历史。 我已经向你们说明，无产阶级的罢工怎样震撼了全国，震撼了最广大、最落后的被剥削者阶层，农民运动是怎样开始的，它怎样得到军人起义的配合。 1905年秋天，整个运动达到了最高点。8月19日(6日)，沙皇颁布了成立帝国代表机关的诏书。所谓布里根杜马应当根据选举法建立，可是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少得可笑的人数有选举权并且没有赋予这个特殊的“议会”任何立法权，而只是给它以咨议协商的权力！ 资产阶级、自由派、机会主义者都准备用双手来接受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的这份“礼物”。同所有的改良主义者一样，1905年俄国的改良主义者也同样不能了解：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地了解1905年8月钦赐、施舍假宪法这种做法的真正性质。因此它及时地提出了口号：不要“咨议性”杜马！抵制杜马！打倒沙皇政府！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以便推翻沙皇政府！在俄国召集第一个真正人民代表会议的不应当是沙皇，而应当是临时革命政府！ 历史证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因为布里根杜马始终没有召集起来。它还没有召集就被革命的风暴扫除了；革命的风暴迫使沙皇颁布新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大大增加了选举者的人数，并且承认了杜马具有立法的性质。[8] 1905年的10月和12月，标志着俄国革命上升线的最高点。人民的革命力量的一切源泉比从前更广泛地涌现出来了。参加罢工的人数，正像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在1905年1月是44万，1905年10月超过了50万，请注意，这仅仅是一个月的数字！并且这只是工厂工人的罢工人数，几十万铁路工人、邮电职员等尚未计算在内。 俄国的铁路总罢工使铁路运输中断了，使政府权力严重地陷于瘫痪。大学的大门被打开了，讲堂在平时是专门用教授的哲理麻醉青年人的头脑、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忠实奴仆的地方，现在却变成千千万万的工人、手工业者、职员公开地、自由地讨论政治问题的集会场所了。 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仅仅在彼得堡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三种日报，印数在5万份到10万份之间。 无产阶级走在运动的前列。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手段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时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武器！”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在斗争的烈火中一个特殊的群众组织——著名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即各工厂代表的会议建立起来了。在俄国若干城市中，这些工人代表苏维埃日益起着临时革命政府的作用，起着起义的机关和领导者的作用。当时曾经试图建立士兵和水兵代表苏维埃，并且把它们和工人代表苏维埃联合起来。 在这些日子里，俄国某些城市经历了一段各种地方性的小“共和国”的时期，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权力被推翻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真正发挥了新的国家政权的职能。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太短了，“胜利”太脆弱、太孤立了。 1905年秋天，农民运动发展到更大的规模。当时，所谓的“农民骚动”和真正的农民起义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农民放火烧毁了约2000个庄园，分掉了贵族强盗从人民那里抢走的生活资料。 可惜这件事情干得很不彻底！可惜农民当时只消灭了全部贵族庄园的十五分之一左右，只消灭了要从俄国土地上彻底洗刷掉封建大地产的污点就应当全部予以消灭的东西的十五分之一。可惜农民的行动太分散、太无组织、太缺乏攻势，而这也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民族解放运动在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中如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俄国，半数以上，几乎五分之三（确切地说：57%）的居民遭受着民族压迫，他们甚至没有使用母语的自由，他们被强制实行“俄罗斯化”。例如，占俄国几千万居民的穆斯林，当时以惊人的速度——一般说来，那正是各种组织大发展的时代——组成了穆斯林同盟。 为了向到会的人，特别是向青年说明当时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怎样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起来，我不妨给你们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1905年12月，在几百个学校里，波兰学生烧毁了所有的俄文书籍、图片和沙皇的肖像，殴打了俄国教员和俄国同学，把他们赶出了学校，并且喊道：“滚回俄国去！”各中学的波兰学生还提出了如下的要求：“（1）所有的中等学校必须归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2）在各学校召开学生和工人联席会议；（3）准许在各中学穿红色短衫，作为学校属于未来无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等等。 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写的东西（顺便说一下，他当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作辩护）。他写道： “……今后的革命……恐怕不会是突如其来的反对政府的起义，而多半是持久的国内战争……” 事情果真如此！在今后的欧洲革命中，事情也必将如此！ 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在这个时期，100个城市里有4000多人被打死，10000多人被打成残废——这种对犹太平民以及对他们的妻子儿女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摧残，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对血腥的沙皇政府的强烈的反感。我所指的当然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民主分子的反感，这样的分子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使是西欧最自由的共和国里的资产阶级，也善于巧妙地把反对“俄国的野蛮行为”的虚伪词句同最无耻的现金交易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在财政上支持沙皇政府以及通过资本输出对俄国进行帝国主义的剥削等结合起来。 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是1905年革命的顶点。一批人数不多的起义者，即一批已经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工人——他们总共不超过8000人——同沙皇政府进行了9天的战斗，沙皇政府非但不能信赖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反而必须把他们禁锢起来，只是由于从彼得堡调来了谢苗诺夫团，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 资产阶级喜欢把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叫作什么“人为的东西”而加以嘲笑。例如在德国的所谓“科学”界麦克斯·维贝尔教授先生就在一部论俄国政治发展的巨著中称莫斯科起义为“盲动”。这位“博学的”教授先生写道：“……列宁集团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准备了这次愚蠢的起义……” 要估价这位胆小的资产阶级教授的智慧，回忆一下枯燥的罢工统计数字也就够了。1905年1月，在俄国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只有123000，在10月份有33万，在12月份达到了最高点，就是说，参加纯政治罢工的人数仅仅在一个月之内就有37万！回忆一下革命的增长，回忆一下农民和军人的起义，我们马上可以断定：资产阶级“科学界”对十二月起义的评价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胆小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无可奈何的遁词，因为资产阶级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最危险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必然导致沙皇政府同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武装决战。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俄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的弱点在哪里。 从十二月起义被镇压时起，革命就开始走下坡路。在这段时期中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特别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战斗精神的分子曾经两次企图中止革命的总退却，并且把这种退却变为新的进攻。 我作报告的时间快要完了，我不想多耽搁听众的时间。对于了解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东西，如革命的阶级性质、革命的动力和它的斗争手段这样的大题目，我认为，在一个简短的报告中一般所能谈到的，我都谈了。[9] 关于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我还想作几点简单的说明。 俄国在地理上、经济上和历史上不仅属于欧洲，而且还属于亚洲。因此我们看到，俄国革命不仅彻底地把欧洲最大最落后的国家从睡梦中唤醒过来，造就了由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人民。 不仅如此。俄国革命使整个亚洲动起来了。土耳其、波斯、中国的革命证明，1905年的强大起义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它在数以亿万计的人们的前进运动中发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俄国革命也间接影响了西方各国。不应忘记，当关于沙皇的立宪诏书的电报于1905年10月30日到达维也纳的时候，这个消息对普选权在奥地利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议上，当埃伦博根同志——那时他还不是社会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同志——在作关于政治罢工的报告的时候，有人把这份电报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讨论立刻就停止了。我们到街上去！这个呼声响彻奥地利社会党代表集会的大厅。于是接连几天，在维也纳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街头游行示威，在布拉格出现了街垒。普选权在奥地利的胜利被决定了。 经常可以听到西欧人这样评价俄国革命：似乎这个落后国家中的事变、过程和斗争方法很难同西欧的条件相比较，因此未必会有什么实际一样。 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欧洲革命中，未来的斗争形式和导火线，在很多方面都会与俄国革命中的不同。 但是，尽管这样，俄国革命——正因为具有我说过的那种特殊意义的无产阶级性质——仍然是未来欧洲革命的序幕。毫无疑问，未来的这次革命，也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并且是在更深刻得多的意义上，即按其内容来说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未来的这次革命将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表明：一方面，只有严酷的斗争，即国内战争，才能把人类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只有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才能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领袖。 我们不要为欧洲目前死气沉沉的静寂所欺骗。欧洲孕育着革命。帝国主义战争的奇灾大祸，物价飞涨的痛苦使得到处都在产生革命情绪，而各国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及其代办即各国政府愈来愈陷入绝境，如果没有极大的震动，它们是决不能找到出路的。 如同1905年在俄国兴起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沙皇政府、争取民主共和制的人民起义一样，在最近几年内，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 载于1925年1月22日 《真理报》第18号 译自《列宁全集》德文版第23卷P244—262 录入自《列宁全集》第28卷P313-333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 编译者：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1] 这个报告是1917年1月9日（22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青年工人作的。为准备这个报告，列宁曾于1916年12月7日（20日）写信给当时住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斯基，向他索取所需要的参考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卷《附录》中载有这个报告的提纲（见P395-399）。报告的其他准备材料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6卷。 [2] 手稿上这一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3] 旧亚当 意为旧的人。《旧约全书·创世纪》说，亚当是上帝造的第一个人。 [4]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5] 指1825年12月14日（26日）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即由此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秘密团体：1821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1823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团体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1825年12月14日（26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员率领约3000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70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1825年12月29日（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1826年1月3日（15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25日）被绞死，121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4000名士兵被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P261-268）中评价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活动。 [6] 手稿上以上三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7] 九头蛇 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非常凶猛而且生命力极强的怪蛇。 [8] 手稿上以上四段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9] 手稿中，本段从“对于”起至末尾被勾去了。——俄文版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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