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起初，只是个别工人起来反抗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工人仍然处于分散的、不团结的状态，偶尔的团结也往往被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大量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工人的力量增长了，并且工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做斗争。很多地方的斗争逐步地联合为全国范围的斗争。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发展规律正在中国发生着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化的、阶级觉悟逐步增长的工人队伍正在形成。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根据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一亿工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1980年以后出生。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来到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加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要求比较高，期待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不大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准备着有利的客观条件。在经过多年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终于开始萎缩了。2007年和2008年，也就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扩张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一开始加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沿海各省又出现了。广东省声称缺少工人两百万人。为了吸引工人，很多城市被迫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5月，本田公司设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约2000名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瘫痪。随后本田和丰田公司其它若干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在整个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主流学者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罢工频繁发生、廉价劳动力体制终结的时代，并会威胁“社会稳定”。 在今后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很可能继续增长。在经过了持续几十年的稳步增长以后，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9.7亿人的顶峰，此后将逐步下降，至2020年将下降到9.4亿人。其中，作为制造业廉价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的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在2009年达到1亿人的顶峰以后，预计至2020年将急剧下降到5000万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1亿人急剧增加到2030年的2.3亿人。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依赖比预计将由现在的1:9上升到未来的1:3。 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快速减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广泛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造成有利于工人斗争的局面，并且为工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和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如果政府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以应付老龄化开支，将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并威胁资本积累。如果政府无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如前所述，可以用一个国家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图1比较了中国、韩国、巴西和埃及自1980年至2008年非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重要的半外围国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韩国工人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并对韩国政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巴西工人党建立。到九十年代，巴西工人党已经成为巴西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韩国和巴西，工人斗争的高潮以及工人组织的大发展都发生在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全部就业人口的70%-80%的历史时期。在最近的埃及政治动荡中，埃及工人阶级对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及的非农业就业人口近年也达到了70%左右。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70%，似乎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转入高潮的“临界点”。 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60%。按照1980年至2008年的趋势，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上升约一个百分点。按此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并超过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70%的临界点。 在韩国和巴西，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利都一度得到了改善。但是，无论在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都已经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而专注于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范围内争取局部改良。本世纪以来，韩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在资产阶级新的进攻面前，无所作为、徘徊迷茫。在巴西，广大工农群众照样生活在赤贫之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世界的改良主义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不要走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的老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放弃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 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在名义上的政策就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也就是努力标榜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则幻想通过所谓“政治改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以达到迷惑工人阶级、并将工人斗争引向歧途的目的。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当跟在外国工人贵族的屁股后面，走外国工人一再走却走不通的老路，更不能受嗟来之食。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有勇气、有胆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世界历史的新路，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走与剥削人压迫人的现存社会秩序完全决裂的路！抛掉红豆汤，夺回长子继承权！ 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是要红豆汤，还是要长子继承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主观历史条件。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取决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见识、有本钱能够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必要的但是有限的让步以后，照样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就主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则在于中国工人阶级能否超越自身眼前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认识到只有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并将这一远见付诸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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