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地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说：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座谈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座谈会。当然，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是不可缺的，另外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共49人。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郑振铎、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都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也就是尼赫鲁即将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他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笔者注）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他接着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 10月27日，毛泽东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它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10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活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地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修改完毕后，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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