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成并向帝国主义转折的时期，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21世纪将是大转折、大分流、大分化的时期，那么22世纪就可能成为开启真正的通向历史分水岭的伟大启源的新时代。因为，大时代是由时代精神和世界意志铸就而成的，而这两者又是由时代基本矛盾和由此而生成的历史意愿而决定的。千禧年的西方喧嚣的西方胜出和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西方式的历史终结，非但没有在所谓的西化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模式下，走向历史无选择的最终沉淀，反倒在金融与财富，社会挑战与不确定上，形成远远超过上世纪的大恐慌的历史教训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的打击。五千年上下的人类文明的阶级压迫和人类剥削的历史即将步入历史博物馆。真正的人类璀璨的文明时代和人作为人的历史新时代可能逐步降临。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伟大道路与模式，将获得人类社会的普遍接受，历史在经过卓越的优势原始共产主义的正题和阶级压迫的反动之反题之后，在世界历史革命风云和人民斗争的推动下，会最终走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类文明的大合题。

世界在过去一万年的文明史的演化中，几乎始终在三大世界的斗争和战乱中度过。农耕世界构成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与财富主体，游牧世界构成大规模交易和骑兵游击战和世界帝国的主体，渔猎与海盗世界构成强盗逻辑和邪恶征服的主体。文明体系、世界帝国、文化圈、王国、公国、诸侯国、城邦国和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世界与人类基本社会结构和体系存在。除了考古的现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城市文明圈外，中华文明从几乎所有的文明纬度和标尺上看，始终是处于世界文明的最前沿（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沃地和雅利安后的古印度，无论是文明承载范围和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建构，还是文明的连续性、文化圈的统合性等等，都不足以构成从古典性到现代性的典范。而西方文明相对于四大文明古国，则完全是文明的小字辈）：大一统的政治，多维的学术和去魅化，发达富有可持续的经济，德-礼-法-政统合的社会，宗教与民族的大融合，开放社会与文化交流，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井然有序。这样的世界历史大错位，大约在1840到1860年间，发生了大逆转。英国鸦片战争的全部历史表明，西方列强打败中国，依靠的既不是所谓的船坚炮利，也更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甚至不是西方的所谓德先生的民主和赛先生的科学。因为西方的科学发力，实在美国内战以后。西方征服世界的时期，恰恰是其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时期。

从中国的黄帝或三皇五帝到中国的三代之治，从秦皇汉武的主权完整现代国家建构到盛唐文宋大明，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战争与革命风雨中催生出来的，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憾下惊醒的东方睡狮，在毛泽东旗帜下的新中华与新中国的伟大洪流，始终构成了世界历史文明的最高境界、最理想建构、最伟大典范。这样的中华与中国的伟大古典性和辉煌的现代性，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结合，代表着世界合宜、美好、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完美途径和方向。历史又进入一个诡异的拐点。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中国和世界始终息息相关。世界离开中国伟大典范与模式，就将堕入战乱与野蛮。只有世界恢复到中华大秩序，世界才既平安又可持续。伟大的伊斯兰文明和穆斯林缔造者穆罕默德尊尊告诫“求学，即使远在中国”。世界各古明和当代文化都已经充分展示自己，获得公平的博弈机会。唯有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不但源远流长，而且绵延不绝。世界理性要求中国道路与中国范式。中国大战略既是中国复兴的需要，也是世界历史的需要。中国、中华文化圈、中华文明共同体，同世界其它文明体系与国家的历史性大错位，中国的高度成熟、完备、领先，同西亚、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同东欧斯拉夫文明，同美洲阿兹特、马雅、印加三大文明相较，超前、领先3000到1000年之间。在世界一万年的文明发展洪流中，中国除近代1840年的这150到200年间之外，始终大体上是世界的典范、最高水准和名副其实的样板与中心。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世界。中国始终具有世界量级的位势和影响力。西方的戴高乐主义所欲追求的永恒性的现实，同毛泽东主义的中国与世界意识具有异曲同工的相合妙东。美国的门罗主义、尼克松主义，特别是里根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全球与人类视野。罗斯福主义有一定的一致性。无论从价值观、文化意境，还是人类和社会发展方略，中国必须承担起世界与未来领袖的时代与历史重任。中国大战略，在任何视镜下，都必须在永恒性现实，价值制高点，世界与人类大格局，未来与可持续性，古典与现代性等方面，横空出世。

2,000多年前，中国兵圣孙子就超前提出了“妙算”这一超宏观计量与核算综合战略估量和战略意义上的“心中有数”。所谓“经之以王事”，“较之以七计”，就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妙算战略评估与思维，放置在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李际军将军把毛泽东战略思维与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与灵魂。这无疑是抓住了根本枢纽、要旨所在。

中央党校的《向毛泽东学习》一书，道尽了方方面面，但核心依然是周恩来早在延安所做的并和其毕生躬身饯行的《学习毛泽东》，即要从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巨大人物这一根本性的视界、视角，来把握和学习毛泽东的最根本之点。

毛泽东不是神，但却胜过神。他四次巧布空城计，智退敌大军，他利用矛盾，化险为夷，牵着敌人牛鼻子，在时间、空间的战局上，调动敌人，在最高境界上，实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造成古今中外，世属罕见的，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在几乎没有条件之下，生成奇迹。

中国自古就是兵圣大国，韬略大国，智慧大国。

时至今日，在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世界格局陷入僵局与困顿，人类社会未来充满了自然、人文、经济、文化、政治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应当彻底摒弃急功近利、急躁冒进、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时代病。彻底摆脱这样的世界性无奈与癫狂，静下心来，平心静气，抱着“天塌不下来，地陷了下去”的心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展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拜毛泽东为师，拜第一代领袖集团这些大英雄们为师，求教于古今中外真正先贤圣哲，以便搞清方位与路径，形成有效的中国大战略（许多坚定的左派，毛主席的好战士，似乎对一切都抱定不可救药的基本判断。这样的心情和政治见解可以理解，但请同志们好好看一看大型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和《延安颂》，看一看，学一学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在到了延安以后，甚至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整个新中国发展建设时期，在几乎每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中，是如何抓住生死存亡的关键，打开缺口，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由点到面，逆转全局的。历史的较量和历史筑就，从来就是纷繁复杂，没有捷径可走的）。

一、财富最重要增长必须让位于有五级发展

GDP崇拜已经使中国成为增长的异化物。GDP是投入年度总量增速的宏观统计计量。其中既没有资本形成，也没有产业结构优化，既没有质量、品种，也没有福利指标，既没有宏观投入、产出效率，更没有财富增长测算。GDP崇拜是一种画饼充饥，为建设而建设，为发展而发展，单纯的速度痴迷的经济学错觉。

中国超高速增长60余年。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更早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大帝时代，任何中兴、盛世，都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达到了世界最前沿，而且关键是在社会财富与人均占有上，直接走在世界最前沿。

近代世界，无论是德国复兴、日本复兴，亚洲四小，甚至就是拉美，即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获得的实际好处，都超过中国过去30年的透支里子，财富实体流失的增长之谜。

中国大战略的经济战略取向，就是彻底放弃增长之谜的GDP崇拜路径，把经济发展战略，坚决彻底转向以财富增长与积累为根本的方向上来，这比粗放集约增长轨迹转型更加要紧、要命。

财富大战略要求：

第一宏观经济规划战略的根本指向，在于牢牢把握和导控价值链、价格链、产业链的三链合一。

价值链是国际市场、世界贸易、国际金融活动的直接竞争博弈舞台。产业链仅仅是价值链、价格链的载体与支持，并非价值链的直接原因和兑现产物。

经济租，才是当代国际经济与金融舞台上的最隐秘和最高的价值链端。中央国家安全小组、中央国家改革小组，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主要宏观决策与领导的核心是要把握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分布和全球导控杠杆，时时刻刻，尽最大的战略策动与组合，实现国际价值竞争轴逆转，完成中国国际渠道和经济租的世界最高正面占位的奠基和胜境作为。

第二工业化、城市化，尤其是高级工业化以来，世界市场，国际需求，并且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而国际价格链分割与占有，从而世界财富的分配与流转，都全然不是赫可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基础上的天然分工结果，也不是经济自发增长，市场自由放任演化的结果，而是完全的如同重工业、迂回生产的大资本投入、国家大规模战略性资源匹配组合所引致、造成的人类需求与商业文化双重洗脑的结果。

第三从重商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原生态工业化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高级工业化，市场从来没有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资源配置力量。自由竞争，无限放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近代中国一蹶不振，被列强式的垄断帝国主义彻底打垮的现实历史残酷。自由放任、资本自发集中的结果，向来只能是产能与生产过剩，生态危机，社会关系的周期波动和商业周期的大起大落，即所谓的商业景气循环的不断毁灭性的建设。没有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性计划经济奠基，没有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动员的强化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规划与有序市场宪政经济学，没有日本大藏省、通产省的精确化战略规划，没有新加坡、南韩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政府经济战略管理，西方战后的所谓黄金时代，根本就无从设想。

第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国家动员，是中国绝对的战略优势。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所谓现代化陷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泡沫，自然生态危机，而是全球财富制高点的人类合理分配和中国理当份额的丧失和如何夺回。以产业、产能、速度、硬指标、综合国力为代表的当下中国式的增长轨迹，假假陷入到了霸权、世界强权设计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沿着这样的路径与路线图，只能是工业与殖民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性的无一遗忘角落的大重演和历史大悲剧。未来的世界大战，将不是惨绝人寰的第一次、第二次和大危机所可以比拟的。就可能的生态灾难和生物和超高核武与军备而言，可能是灭绝人类和文明性质的。

亚当·斯密说“国防比财富重要”。这是就整体安全观而言的。我们这里在国防安全前提下，就经济战略而言说财富比增长，比速度，比泡沫经济更重要。

中国需要的不是一般性的集约化增长，而是以财富增长、积累、综合发力为基轴的内生性、富含最佳社会福利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建设投入是惊人的，产出当然也是惊人的，但浪费、无效率运作同样也是惊人的。这样，就必然仅有过程的轰轰烈烈，没有结成财富积累硕果的实实在在。

具体表现在：

（1）中国以数万亿美元的全方位引进，已远远大于日本、南韩等国的多倍的技术、产品、产业、人员交流的引进，而换来的远远低于各国的核心技术掌握和高价值链产业能力。

（2）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工程、项目，甚至一波又一波地造城运动，完全以更大规模，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共主弱势，分封、军阀格局下的地方诸侯国的大大小小的造城现实运动。全国地方城市恢复、仿制古城建立和各自地标建筑，甚至仅仅就是城市雕塑，各级各单位的建筑设计，所形成的重复、毁灭、浪费，就是几乎难以计量的。

（3）以房地产业、家居业、小汽车业为核心的低端国民经济增长，以基础设施的过度超前和重工业与制造业的产能无序为骨干，形成了一个内泡沫，外滞胀的肥大虚胖经济格局。换言之，内部消费驱动与结构畸形化的泡沫非理性繁荣，外部缺少国际市场结构钳制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弱势状态，导致中国经济长期的赢得了表子，输了理子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