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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 ...

2014-2-7 22:34| 发布者: 仙人掌| 查看: 648| 评论: 0|原作者: 项观奇|来自: 原创

摘要: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发表后,引起许多同志重视,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进一步落实。我遵照同志们的意见去做了,有所收获,作为上文的补注,我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

 

 项观奇

 

 

   《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发表后,引起许多同志重视,有的同志还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进一步落实。我遵照同志们的意见去做了,有所收获,作为上文的补注,我把情况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一个是我获得这个传抄稿的时间。我个人回忆是在主席在世时的批邓那段时间。这个回忆,得到了和我一同阅读过、讨论过这个谈话的宋书星同志(原省革委委员、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的证实。我在2014131日春节这天,给宋书星同志打电话拜年,同时核对此事。宋书星肯定了是和我一起讨论过这个谈话。我请他写一下,他立即写电子邮件给我。如下:

 

观奇:

   大约在1976年7月份,是看到油印材料还是听你口述,记不清了,但时间地点还记得。地点:在新校学生宿舍6号楼324我的宿舍里,孙良臣也在。时间:在 “4.5事件”之后——8月中旬之前。……

   除了公开发表的,那是最重要的小道消息!还有“高祖将崩,吕后问政......”,当时普遍认为是主席临终安排后事!对于造反派命运,没有在比它更重要的事了!记忆极其深刻。 

                                   

                                    宋书星  2014。1。31

                                                     

    宋书星同志提供的回忆是有价值的。主要就是核对了时间。

 

    同一天,我在和书星通电话后,接着就此事,电话询问原省革委常委刘长茂同志。他说,肯定是在主席在世的时候听到的这个消息。这又是一个旁证。

    书星所记“高祖将崩,吕后问政”一段,当时可能就是和“两件事”的传抄稿在一起的。记得在此事之前,就曾传说过,主席对许世友说过“周勃重厚少文”,让许世友认真读书,等等。于光远回忆,毛主席关于两件事的传抄稿不只一页,我想,可能是因为包括了《高祖本纪》的下面这段话。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这段话在当时是传抄得很广的,老同志们可能都会记得。

 

    为了落实此事,我在给老师金冲及同志拜年时,又一次询问了此事,并立即做了记录。如下:

 

    今天给金冲及老师拜年,除向老师问候,谈点家常外,也向老师汇报了最近关于毛主席是否有“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的讨论。我告诉老师,讨论是李海文的文章引起的,也告诉老师,我把我在76年得到的这个谈话的传抄稿放在了网上,也向老师说明,我这个版本和叶剑英的版本有个别字句的区别。等等。

    老师告我,他和李海文很熟。对于此事,老师的意见,有这样几点;1、老师认为毛主席的这个想法、讲法肯定会有。老师并两次强调这一点。2、老师强调他是亲耳分别听吴旭君、张玉凤讲过毛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的。而且,这两个人是分别听毛主席讲的。只是准确的时间,哪个月,哪一天,记不清楚了。3、老师认为,这两个人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正因为这样,毛主席才有可能对他们讲这样的话,而且可靠。4、老师认为虽说吴、张没有纪录,但是,是可靠的。不能说没有纪录就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毛主席76年的重要指示,毛远新有纪录;和邓小平接见外宾后的谈话有纪录,这些都是很可靠的。毛主席和身边近人的谈话,自然一般不会纪录,但是,不能说就不可靠。这要具体分析。就这个“两件事”的谈话而言,是可靠的。老师最后再次表示,我一点也不怀疑主席有这个想法、讲法,我相信是真的。

 

        项观奇  2013.2.3   13时37分   电话后立即整理

 

 

    《毛泽东传》有关主席晚年这一部分是金冲及老师主编的。“两件事”的说法在这一部份之中。金老师说他丝毫也不怀疑毛主席有“一生办了两件事”这个说法,是认真的、严肃的,是这个说法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是相信有这个谈话的。

    第一、这符合主席的思想。主席对文革意义的认识,对文革理论的探讨,恐怕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主席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间,倾心于文革实践、文革理论,倾心于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特别是把文化大革命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相提并论,可见,毛主席是深知此事的历史意义的。所谓“两件事”,实际就是两大历史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用通俗的说法概括了科学的命题。我们今天要捍卫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这是毛主席所作的两个历史大题目,是毛主席的两大伟大实践,并因而产生了毛主席的两个伟大贡献,并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有没有主席这个谈话,其实并不能动摇这个实质。但是,想抹煞主席这个谈话的人,却正是想抹煞主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第二个贡献。

 

    第二、毛主席早就有意想对自己的一生有个总结,写本自传。文革初给江青的信,就包涵对自己的总结,对吴旭君、张玉凤更明确说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其实自我总结的想法由来已久,1961年就曾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打算写自传的想法。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 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 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7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我们见到的这个谈话,完全合乎毛主席要总结自己一生的想法,而且谈话风格、气魄,完全是毛泽东式的。

 

    第三、现在看来,这个谈话是在主席还在世的情况下传出的。叶剑英能在815日传给熊向辉,能够77年在中央正式会议上引用这段谈话,以叶剑英的“诸葛一生唯谨慎”,是不会随意轻信小道消息的,应该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主席的话,在当时,被称为是“最高指示”,是很权威,甚至是很神圣的,文革中没有听说谁胆敢伪造“最高指示”。像叶剑英这样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更不会办这样的蠢事。那段时间,没有发生把这个谈话作为政治谣言来追查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谈话是伪造的,不足为据。当时,当事人都还活着,没有人出来辟谣。所以,伪造的可能性很少。    

    三十多年来,编选毛主席著作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落实这件事,往轻里说,是工作失职,至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里暂不去说。我希望现在抓紧找吴旭君、张玉凤、王海蓉等同志落实。

 

    第四、毛主席是在不同场合分别对着吴旭君、张玉凤这两位同志说明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可见这是主席的一个成熟的想法。1976年的谈话,不过是这个想法的最后的表达而已。吴、张二位同志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她们不会造谣,也没必要造这样的谣,更况她们当时还不理解“主席怎么就仅仅办了这两件事”?所以,即便最终仍不能落实76年的谈话,有这两位同志留下的书面证言,主席有“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个思想,依然可以定论。

    由此还可以作进一步分析,毛主席对吴旭君和张玉凤关于两件事的谈话,别人是不知道的,如果造假,怎么能这样巧,怎么能这样符合主席还没有公布的思想,而且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想法、说法。除非是一个类似吴、张身份,能够接触到主席内心世界,又深得主席思想的人。而且,这个人感到有作假的必要。这是很难成立的。

    恐怕事情是相反的。谈话是有的。而且,至少有一位有心人立即记下了全文(我说“至少”是因为我所保留的版本和叶帅的版本不一样,不能排除来自两个人。比较而言,我的版本更好些),在没有正式传达任务的情况下,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把这个谈话传了出来。谁知道这是不是违背主席的意思呢?就像《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是毛主席196685日写的,贴出的。但是,流传出来是825日,副标题多了一个“第”字,“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内容一字不错。此消息从北京连夜传到全国各地,许多地方因此发生了“825事件”,有的战斗队干脆名字都带上了“825”。至于谁传出来的,至今也不知道。但是,大字报是准确的。

 

    第五、华国锋晚年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是要叫李海文替他出来说这个话。可是,有没有这个谈话,是件大事,华国锋最应该懂得。当年不是因为据说“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窜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就是“篡党夺权”吗?弄得全国人民怎么也搞不懂这两句话的差别竟是这样严重。现在,叶剑英胆敢编出了这么一个遗嘱式的谈话,岂不是更严重的滔天大罪?为什么不对叶剑英采取措施?至少应该站出来证明没有这个谈话吧。那时,华国锋的权力正在颠峰之上,表这个态,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什么动静也没有。就是到了下台之后,真要没有这个谈话,为什么不写信给中央,给毛著编辑委员会,订正事实?最后也只是郑重其事地对李海文说没有这个谈话。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另有目的吧?华国锋最后借张根生之口,大谈自己抓捕“四人帮”和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功劳,以图混个青史留名,抹去叛徒的臭名,作最后一次投机。以这种心理,要否定毛主席“血雨腥风”的预见,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血雨腥风”这个历史结论,足以令叛徒们精神崩溃。所以,他们要否定这个结论,但是,这只能反证:是有毛主席这个谈话。

    综合以上所论,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倾向是有这个谈话的,至于思想,更可以断言是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担心和预见已经被事实验证,无须再多加议论。但是,这个谈话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是毛主席自己对自己所作的唯一的结论,是一个经过反复思考过的结论。毛泽东评论毛泽东,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可想而知。

     毛主席把文革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第二件大事来对待,这就告诉我们,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的意见,要是尊重毛主席本人诠释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那你就必须基本肯定文革,必须基本肯定文革理论____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必须接受这份遗产。这是毛主席本人的主观愿望,也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块试金石。毛主席早有被否定的精神准备,而且,深知就在这第二件事上,所以才有对江青的那个话,“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但是,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从来不让步的。这个谈话,这样高度评价文革在他一生中的意义,就是坚持原则。

    这是这个谈话的纲,这个谈话的灵魂,说遗嘱,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切拥护毛主席的后人,要保卫毛主席,要保卫毛泽东主义,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要抓住这第二件事,就是要保卫这第二个贡献。这是毛主席的本意所在,也是马列毛主义的真理所在。离开这一点,一切动听的颂扬毛主席的空话,都是欺骗人民的。       

    毛主席的谈话,也讲了斗争策略。毛主席预见到了形势的严峻。一是说对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二是说“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乱中移交,搞不好要血雨腥风”。历史证明这个预见是冷静的、准确的。但是,要注意,尽管毛主席看到了这个危险结局,他本人还是坚持文革是他一生中所作两件大事中的一件,他要以肯定的态度把这分遗产交给下一代。在毛主席的眼里,可以接受失败,不能接受投降。革命可以推迟,革命不能出卖。宁可血雨腥风,绝不向修正主义屈服。

    当然,毛主席说了,“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三十多年的历史验证了毛主席的担忧。

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2014.2.于红思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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