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村》中文版自序

高默波：《高家村》中文版自序

   　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把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2001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1966到1976这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年组织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附一：汪晖序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读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论文，对至今仍然流行的关于“文革”的十种观点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问题和基本事实的辨析，探索被装扮成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得出了天经地义的结论。他的勇气、坦诚和明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电邮地址，冒昧地给他写信，建议他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将翻译好的论文寄给我，但当我拿到这篇文章后，才发觉在出版了各种有关“文革”的思痛录的中国，默波的思考是无处发表的。我心有不甘，转请他写一篇关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初，《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默波的《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读书》杂志正在展开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默波的文章从历史叙述的脉络讲述了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来龙去脉，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质疑《高家村》”为题，发表了徐友渔、党国英和焦国标的三篇文章，将高默波从他的切身经验中提炼出的有关历史叙述的反思，提升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问题。这场在南方媒体产生的轩然大波，终于将远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混战之中。

　　十多年过后，有关《高家村》的那场风波只是与此后《读书》的遭遇一起偶尔被人提起，但读者们对于《高家村》的兴趣却没有像围绕它的风波那样黯然消失。这不是偶然的。在当代中国研究中，《高家村》一书是一部独特的、对于历史叙述抱有高度自觉的著作，一部带有鲜明的论战性却以亲切的、直接的描写展开叙述的著作。默波选择了鄱阳湖畔的高家村作为历史描述的中心点，分两个时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1978年的毛泽东时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时期，详细探讨当代中国的农村变迁。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的“深描”、历史叙述、个人故事和宏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挑战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乡，这为作者对这个村庄的奥秘进行反复的、多层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负笈海外，谙熟西方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各种主流叙述，他对这个村庄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辩论之中。这种辩论没有采用抽象的理论讨论的方式，而是以对具体经验的“深描”呈现的。全书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结论之外，作者对高家村的历史背景、水土资源和农村政治、人口和政治、农村生活状况、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教育、文化风俗等等给出了极为生动、具体、丰富的描述。正是在这样丰富具体的描述之上，作者从中国农村及其变迁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的动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诚实的、独辟蹊径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说，《高家村》对大跃进的描述澄清了许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说法;在为数众多但视角单一的“文革”著作中，这是一部立足于农民命运和农村经验的作品。作者珍视农民的经验、感觉和判断，但也并不缺乏宏观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他熟悉论辩对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针对他的批判者却缺乏理解他的讨论和视野的能力和愿望。从《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发表，有关中国乡村转变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这部著作对于当代中国乡村两个时期的变迁的描述、比较和判断，直接地回应了有关乡村改革的主导论述，至今仍然能够提供有益的启发。无论是读默波的书，还是听他谈话，那种对于历史和历史叙述的敏感，最让人印象深刻——默波无疑致力于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但也因此，他对于各种以客观性、反意识形态相标榜的叙事保持着难得的、始终一贯的警觉。

　　总之，这是一部文字流畅、生动、亲切而不失学术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国历史的独特视角和洞见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华大学10公寓

（责编：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