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1987年，李君旭(左)在照片背后写道：在《浙江青年报》(《青年时报》前身)工作，和团省委工作人员的合影。

　　图片摄于1972年2月。

　　生病多年的李君旭。

　　1976年疯狂流传的“周恩来遗言”手抄本(部分)

　　原标题：给周恩来总理“写遗言”的人走了

　　时报讯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一篇长达千字的所谓“总理遗言”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文章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昨天清晨，遗言的真实作者李君旭先生溘然长逝，却来不及留下一句遗言。

　　在他的家人看来，李君旭不好出风头，引起轩然大波的“总理遗言”案却让他的人生走得艰难，“他一直很坚强，不对命运低头。”在侄子李长岭眼中，李君旭是一个男子汉。

　　追悼会将于2月16日上午10时10分在杭州殡仪馆2号厅举行。

　　大哥眼中独立的小弟

　　1953年出生的李君旭是家里的老小，父母都是医生，四兄妹中数他最聪明。母亲带他去西湖玩时，教的西湖诗词都能很快地背下来。“外祖父是旧式的书生，母亲在文学方面积累很深，对他的影响很大。”大哥李君达觉得小弟的文学素养从小就显露出来了。

　　父亲是当时有名的血吸虫病医生，曾受世界卫生组织选拔赴美国学习，当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他坚决要求回国，这种爱国的情怀也从小影响着李君旭。

　　李君旭成长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父母传给他的挥斥方遒的书生性情和爱国情怀让他一直维持着内心的独立思想。1966年“文革”开始了，李君旭父亲被打倒后关在牛棚，母亲沦落洗碗还要挨批斗，出身不好的李君旭对“文革”有着自己的思考。

　　当时各个造反派喜欢油印小报发表观点，刚小学毕业的他也学会了油印技术，有模有样地“发行”自己的小报。

　　“自己写文章针对造反派的错误言论发表看法，印成A4纸大小的小报，叫做《小辣椒》，虽然文笔幼稚，但也敢跑到街上发。”读大学的大哥知道后并不阻止，还挺欣赏小弟的认识，只是希望被欺负时他能机灵地逃走。

　　“李君旭是个正直、有是非观的人。”李君达看着李君旭长大，在他看来，能“代言”总理遗言正源于李君旭骨子里的正义感，并且获得了周围人的支持和赞赏。

　　1975年，李君旭开始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学徒，一年后当他因为伪造“总理遗言”案被突然带走时，他的师傅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连夜骑车悄悄地来到李家告知，“当时整个厂都被要求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师傅还是来告诉我们，可见师徒情分之深。”

　　1977年春天，受牵连被带走的父亲和友人陆续回家，直到10月份，李君旭才戴着“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回到汽轮机厂。“工厂的领导和同事并不太在意，李君旭就带着政治错误入了党，后来还当了厂团委书记。”

　　小伙伴眼中的有才帅哥

　　李君旭儿时有好几个小伙伴，其中一个很要好的伙伴是邻居家的袁中伟。袁中伟在得知李君旭去世的事情后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有些突然，也难过。”

　　曾经袁中伟家和李君旭家就住在对面，据袁中伟的妹妹袁敏回忆，当时站在自己家的晒台上就可以看见李君旭家的阳台，李君旭也经常到她家玩耍，“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袁敏说。

　　她和李君旭既是邻居又是小学同班同学，袁敏说：“他小时候就很擅长写作文，作文写得特别好，人也长得帅。”

　　长得帅又有才的李君旭特别受女孩子喜欢，袁敏回忆到，在杭州汽轮机厂工作时，就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家境又好，还因为喜欢李君旭好长时间都没有结婚。

　　后辈眼中值得敬重的人

　　在父兄都是理工科背景的家庭里，李君旭却走上了文学道路。早年，年幼的侄子李长岭路过他居住的6平米亭子间时，常常会看到他在伏案写作。在汽轮机厂期间，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啊!龙》，反映了汽轮机厂的新发展，获得了茅盾报告文学奖。

　　这位在政治漩涡中蹚过来的叔叔，每个暑假都会带着李长岭去钱塘江游泳、骑车去翻越五云山。

　　李君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在1989年，突发“硬膜下血肿”导致记忆受损，仍会经常念叨“什么时候能去上班，我想去上班”。

　　“我每年都要去看他的，不过今年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因为职务的关系，青年时报党总支副书记钱育杭从1997年前后开始，每年都要去李君旭家探望他。

　　钱育杭记得，当时看到的李君旭只有四五岁孩子的智力，躺在床上，路也不会走，上半身还很伟岸，而下半身好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萎缩、弯曲。不能正常地走路，只能靠助步器勉强走一段。他离世前住在竹竿巷，家里装修过，也挺整洁，有个护工照料他的生活。

　　每次探望，钱育杭说，她都会和李君旭说会儿话，然而李君旭几乎不讲话，偶尔会有些简单的对话。比如你问他饭有没有吃过，他会说，吃过了。你再问他身上有没有病痛，他会说，脚痛。“你问一句，他答一句。”钱育杭回忆道。然而即使每年她都探望李君旭，到下一年，李君旭却依旧不记得她是谁。“他好像只记得他原来的朋友。”钱育杭说。

　　老同事眼中的“邻家大哥”

　　上世纪80年代，李君旭从报社挂职到杭州大学宣传部任副部长。当时宋建勋是校刊编辑部主任，和李君旭共事。他回忆说：“他对自己的要求高，工作很努力，特别喜欢写作，尤其写报告文学写得很有名。”宋建勋至今还记得李君旭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章是写当时杭州大学宣传部部长童芍素，不过是以童芍素儿子的视角来写。

　　宋建勋的记忆里，李君旭是个爱思考的人，他说起一件趣事，某天李君旭骑着自行车去杭州大学上班，边骑自行车边思考，途经宝石路时，因为当时的路正在维修，他却只顾着思考，没顾得上看路，不小心摔倒，磕掉了两颗门牙。

　　“1米8多的个子，长的很帅。”宋建勋眼中的李君旭是个为人忠厚、善良的“邻家大哥”。

　　宋建勋回忆道，那时李君旭的身体状态就不好了，“他似乎有些低血糖现象，有时会犯晕，有时开会开着开着还会睡着。”宋建勋记得这样的状况经常发生在李君旭吃饭前和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后。

　　一年后，李君旭结束挂职后，宋建勋依旧和他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李君旭病重休养的日子里，他还经常和童芍素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不认识很多人了，但见了我却能叫得出我的名字。”

　　因为生病，李君旭的思维和行动有些不协调，宋建勋回忆说，“不过，他还是很努力地拿起笔、纸，想要写回忆录，想到一点就记下一点。”停顿了一下，宋建勋说：“蛮可惜的，那么一个有才能的人，又喜欢写作，却很早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每次去看望李君旭，除了带水果之类的东西，宋建勋还会带上很多杂志，“他喜欢看书，尤其是经济和文化类的，我们带给他。”

　　个人史

　　195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1966年“文革”爆发时，小学毕业，印《小辣椒》小报

　　1969年作为知青来到长兴的林场工作

　　1975年进入杭州汽轮机厂做学徒

　　1976年写“总理遗言”，传遍全国，被带走审查

　　1977年释放回家

　　1980年代在《浙江日报》社、杭州大学、《东方青年》杂志、浙江团省委等处工作

　　1989年颅内出血，导致记忆力衰退

　　2014年在城东医院经抢救无效，于2月9日清晨逝世

　　李君旭与“总理遗言”

　　2月9日，杭州，李君旭先生的过世，让尘封已久当年曾经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案”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

　　1976年，那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年份窗口，“总理遗言案”是如何产生的?当时在国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事件起因

　　周恩来去世，李君旭“书写”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但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想法，便立刻动起了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并且，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了“胡志明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事后影响

　　传抄与追查：“遗言”引起巨大震动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境外媒体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人们交头接耳;在家庭的餐桌上，人们辗转相抄。即便是在旅途上，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一谈起遗言，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时“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局长大人亲自坐镇，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遗言”是从哪儿来的，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在北京的某所大学，“工、军宣队”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讲清楚自己同“遗言”有关的一切情况。连理发的师傅，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当时的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神州大地，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对最初的谣言，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数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以上，就是这次“总理遗言”案基本的来龙去脉。

　　背景分析

　　“遗言”背后

　　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首先是“像”，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务安排，既追思了先烈战友，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十分恰当，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

　　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总理遗言”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人心思治的时刻，“总理遗言”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这些谣言的矛头，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遗言”中那句发自肺腑“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从“十里长街送总理”，到“举国传抄总理遗言”，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南京事件”，再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围绕着周总理逝世，中国民众首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