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去长沙。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以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一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湖南省党政领导都来欢迎毛泽东,毛仙梅也在座。毛泽东与省委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毛仙梅冷不丁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打开皮箱,只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 毛仙梅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他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而是非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毛泽东的陪同人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徐启文等人,还有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此时,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 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1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换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地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周世钊说: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周世钊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里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毛泽东在此之前,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庵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毛泽东出了岳麓书院,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地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江青第3次去了苏联。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7人谈话。 毛泽东在这一年6月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他在听了邓子恢介绍的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后,批评邓子恢说: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听了毛泽东的批评,马上作了检讨,他还说: “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 毛泽东说: “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40分才结束。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说: “不,留你们吃饭。”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吃饭。 7月15日,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说,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尔后,刘少奇把邓子恢的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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